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三)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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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14日讯】

中国人=殖民主义者?

当中国人习惯于谴责、批判西方人的‘殖民主义’的时候,有趣的是,那法若和安一鸣也在谴责‘致命的殖民赤龙’,因为‘中国以世界不曾见过的最大规模人口迁移,悄悄地将整个非洲大陆转变为新殖民地。’‘与西方十八与十九世纪的帝国殖民行动相同,但中国领导人采取更激烈、更果决的手段。’

会令中国人汗颜的,是中国的产品在全球低价倾销,‘殖民赤龙’输出的中国妓女,也非常的低价。作者发现,‘中国妓女会采用中非法郎二千元(CFA,约四美元)的低价攻势,而当地工作者至少要五千元以上才能上床。’更糟糕的是,警察试图救出被人口贩子卖到刚果布拉柴维尔(Congo-Brazzaville)卖淫的一群中国女子,但她们坚持要留在刚果,因为她们赚到的钱和待遇比她们在四川家乡赚得还要多。”

全球资源浩劫何时了?

在“毒物”被发现之前,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当全球几乎一面倒的予以正面肯定之际,其实已有不少负面的警示出现,但受到极度忽视。例如:中国经济成长率愈高,标示着全球宝贵资源被掏空的速度愈快(因为用的是不计成本、耗用资源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所隐藏的社会问题也愈见恶化(奴工现象、贫富悬殊普遍和加剧);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所赚取的金钱利益,正被中共当局作为威逼利诱的工具,不但以经济利益换取高科技产品和逼迫雅虎等公司,协助中共在其国内进行更严密的监控,致中国人的言论、人身和政治自由不进反退,而且以庞大的经贸利益笼络、收买各国政要,让国际对中国的反人权、反自由行动视若无睹、装聋作哑,甚至成为帮凶;最可忧虑的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赚得的大把钞票已形成声势浩大的“泛滥游资”,正肆虐其股市、房地产,而偌大泡沫金钱游戏所隐含的经济大海啸正伺机荼毒全人类。

出口大于进口通常称为“贸易顺差”(用“贸易出超”这个中性名词比较好),而且被认为是GDP的贡献因素,因此促进出口、压抑进口就被视为GDP增长的重要政策,也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中心理念,为达成此目标,压低出口品价格、管制进口或高关税,以及贬低本国货币价格就是最常被使用的政策,一九八○年代的日本和台湾都曾施行过,结果肇致泡沫经济,而中国更是彻底跟进,于是庞大游资泛滥成灾。

究其实,进出口贸易或国际贸易的本意是“互通有无”,亦即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换彼此生产的好东西,不是在赚对方的钱而已,最终是将钱换成东西。在压低本国币值下,由别国进口的好东西就会“贵”,本国人辛苦工作赚的钱或买不起或以“高价”才买到,落到“为谁辛苦为谁忙”窘境,这也就是为何会有“流血输出”的比喻。更糟糕的是,用本国的好东西换得的外币、到本国再换成本国钱,愈积愈多很快成为“泛滥游资”,流到哪、那里就成灾,要嘛“通货膨胀”、要嘛“资产膨胀”,二○○七和二○○八两年中共百般宏观调控不见效、中国股市疯狂炒作成全民运动,其实已是最佳证据,而有识之士在当时也一再以台湾一九八五~一九九○年和日本一九九○年代严重不景气或泡沬经济教训,善意的提醒中共当局勿重蹈覆辙。

外汇存底过多是大祸源

我们可以简单地利用一种指标数据来观察,这就是“外汇存底”,也就是某一国在某年某月某日累积了多少“外汇”,“外汇”也者,“外国货币”是也。要问的是:外汇从何而来?当然是从国外来的,其来源大致有二,一为贸易出超;二为外资净流入。前者指的是我们辛苦工作并运用宝贵资源生产出来的好东西,运送到国外换得进口国的货币,扣掉购买该国进口品后剩下的外汇。至于外资净流入,则有人直接将外汇带进国内,不必经由商品的买卖。

很明显的,外汇原本理当用在购买外国货来增进国人的福祉,现在没用的也准备未来用,决非要在国内购买本国人生产的商品。若将剩余的外汇用在国内,就会形成“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商品”,这就是通货膨胀;若拿来追逐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就会形成“资产炒作或资产膨胀”,泡沫金钱游戏就会来到,外汇存底愈多、泡沫就愈大。问题是:留多少外汇才适当?

根据众多理论和实证文献的讨论,大体上有这样两点共识:一为外汇准备(存底)随着进口的增加而增加;二为外汇存底随着国际收支的不稳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虽有这样的共识,却没有一个公认的方式,可用来计算其最适量。

最适外汇存底何在?

曾有实证研究指出,以GDP的百分之十或三至六个月的进口值为最适外汇存底数量的衡量标准。以中国二○○七年一兆六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数额来说,相对于GDP的比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也足以供高于十五个月的进口来看,都表示中国的外汇存底太多了,无怪乎早就出现经济过热,而股市、房市投机炒作炽热的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蠢蠢欲动也极为自然。而多年来中共祭出“宏观调控”措施,成效不彰,主因就在不尊重市场机能,尤其对汇率的管制更是让出超持续、热钱不断流入的最关键因素。早已有“热钱创天量,调控政策如履薄冰”的评论出现。而经济大泡沫,甚至是经济大海啸的危机正伺机而动呢!

一九八○年代日本游资泛滥,其经济有“日本第一”(Japan No.1)之称,日本人豪气干云声称要买下美国,果真“不计成本”的“以重金”买下美国的摩天大楼和美国本土企业,一时之间美国人灰头土脸,意气消沉,而日本人洋洋得意,但没多久就经营不善而廉价脱手,于是庞大的银行债务还不起,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金融风暴触发经济不景气,一九九○年代的日本乃被称为“失落的十年”,之后日本持续纾困,实施低利率、零利率政策,此种类似“印钞救市”的政策,让日本经济一直“昏睡”,迄今仍然醒不过来。一九八○年代的台湾,前半期固守一美元兑四十新台币汇率,促进出口,管制进口的结果,外汇资产猛增,“台湾钱淹脚目、淹肚脐,甚至淹到鼻子”,促发泡沫金钱游戏,而“漂浮的赌城”之称呼足以说明台湾当时的投机炒作、赌风之严重,人心被腐蚀的结果是人性的贪婪被诱引到极致,因而对实际生产工作愈见疏远。“走短线”心理一旦形成,好逸恶劳的懒性也随之出现,紧守生产工作岗位者在类似“五鬼搬运”的操作下,固定的所得“相对地”减少,所得分配的劣化也愈见明显。结果是,工作伦理逐渐减弱、丧失,社会上的不平之气不断扩散、弥漫,连带的“暴力”行为也逐渐成风。一时之间,台湾大小企业纷纷外移,绝大部分西进中国,填补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招致外资裹足不前的漏洞。

日本和台湾的惨痛经验不但没成为中国的启示,中国竟重蹈覆辙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累积近四兆美元的天量外汇存底,不但让中国内部股汇市、房地产炒作炽热,金钱游戏、五鬼搬运更大行其道,偌大的泡沫破了再吹一再循环,能再拖多久呢?另一方面引发国际热钱的高度流动,而各国的货币战争也愈见炽热,“伊于胡底”,只能无语问苍天。

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在政府驱动型投资和新重商主义政策下,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被割裂,各省间地域之差、城乡之差、贫富之差越来越大。一线城市发展的同时,掠夺了周边城市的各种资源,致使周边城市越贫困。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的三十二个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城经济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十五县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准,但二十年后两者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巨大落差。就北京市发展来说,其越发展,周边城市就越贫困,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源被北京“吸”走,致这些城市“严重贫血”,被称为“吸血型经济”。

《大纪元时报》二○一六年四月五日报导,该年新年期间,有位上海姑娘在网上吐槽跟男友回农村老家过年并因此分手的经过。这位姑娘说,让她意想不的是,江西山区的落后程度比她想像的要大“一百倍”,尤其是男友家那桌晚饭更是把她吓到了!从她发的图片来看,吃晚饭的桌子是脏兮兮的破木桌,上面还摆放着几只不锈钢碗,碗里盛的都是些黑糊糊看不清面目像是肉一类的食物。正是这顿晚饭让她整个人都崩溃了,饭后就决定跟男友分手。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都小于一点六,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二,中国名列其中。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年代中期的一点八比一,扩大到三点一比一。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成长快速对全球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冲击,也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二○○五年十月十九日绿色和平组织就曾公布研究指出,中国已是当今雨林破坏的最大驱力,数据显示,每十根热带硬木中,有近五根是运往中国。除了砍伐森林是中国经济崛起冲击全球环境的一个面向外,中国在谷类、肉类、煤铁的需求量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耗国。这个讯息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成长愈快、掏空全球资源的速度也愈快,除非赶紧改变发展模式,否则人间的天灾人祸将更大、更频、更广。

除了出口产业外,中国境内的大规模建设更是极尽耗用资源之能事,特别是公共建设,官商勾结、贪污舞弊,而且产品使用率低,外表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使用率却极低。值得提醒的是,这些金额庞大的公共建设,对GDP是正贡献,也支撑着高经济成长率,但“供给过剩”或“过度投资”或“需求短缺”现象却留下严重后遗症,长期将是还不起的庞大债务和闲置无用、浪费的建筑。

如果依照目前中共指令式、耗用资源方式发展经济,由现今局势看,已经抵达临界点,中国刻正与各国争抢资源已反映出其“报酬递减”的赤裸裸现实,而成长大幅下落的日子已不远,这不但冲击中国及其广大人民,也将波及全球,让全球人类都受害。

中国自然环境持续恶化

制造雾霾的正是中共权力集团,赚的盆满钵满之际,便立即将子女、亲属送往国外,而置身在雾霾中的中国老百姓,既要付钱,又要受罪,怎一个“惨”字了得!(Getty Images)

前财政部长颜庆章在二○一五年二月一日于《自由时报》发表的〈中国经济成长的真相〉一文中写着:

中国水利资源部发现,一九九○年代存在中国的五万条河川,已有百分之五十五消失。中国每年虽过度抽取二百二十亿立方公尺的地下水,但每人使用水量仍仅为全球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北部住有全国一半的人口,但仅有百分之十五的中国降雨水源。北京欠缺大河及降雨量,民生用水的四分之三来自地下水,抽取地下水的深度,目前甚至达三千公尺,为一九九○年代的五倍深。更严重者,中国都市地区地下水约百分之九十已遭到污染,百分之七十的中国河川及湖泊也一样。

多达八千万的农村居民,须在距离逾一英里处获取饮用水。过度抽取地下水的结果,北部平原已呈现大如匈牙利领土九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地层下陷。由于土地的干涸,不仅造成农地无法耕作,甚至迫使整个村庄迁移。

中国环境保护部曾在二○一○年估算,单就环境污染即造成一点五兆人民币的损失,约达GDP的百分之三点五。如此骇人的资讯,以致不敢定期发布。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自然环境恶化的成本,以二○○八年而言,应高达中国GNP的百分之九。而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都市,其中十六个在中国。

诗仙李白气势万千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自一九七二年以降,黄河已超过三十次的干涸,期间有长达一百余天,甚至多达二百二十六天的情景。李白倘若地下有知,〈将进酒〉传诵逾千年的诗文,他将有如何骇异的嗟叹?

中国原可提供百分之八十五的水于农田灌溉,但工业发展及都市化结果,加上工业用水的欠缺效率,例如中国钢铁业每吨钢需要使用二十三吨水,美国、日本及德国则只需要六吨水。此外,中国南方有百分之八十二的水源,但仅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耕地。中国北方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农耕地,却仅有百分之十八的水源;中国北方市镇及工业用水,二○一○年已占百分之二十九,至二○三○年时将需百分之三十五。农村地区约有三亿至五亿人口,无法使用水管获取民生用水。

更严重的是,中国沙漠化的情境,目前中国逾百分之二十七的领土是沙漠,而每年以约二千五百至一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受到沙漠化影响的土地,达到中国领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六,人口总数多达四亿人。戈壁沙漠每年增加约三千六百平方公里,刚好是台湾领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沙尘暴无远弗届,不仅飞越到美国加州地区,韩国及日本也不胜其扰,这也是中国期待连结台湾的“礼物”。至于中国戈壁沙漠邻近地区的严重影响,已无庸赘述。二○一五年在北京举办的马拉松活动,竟然出现参赛者带着有如防毒面具的配备,这是何等不堪入目的景象!

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严重,前央视记者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影片如实呈现,而雾霾的猖獗让“口罩”和“空气净化器”在中国成为热销产品,支持着因消费疲软而下落的GDP。雾霾的出现是长期性且浓度高,显现出遍及中国的重工业生产企业所排放的废气才会有这样巨大、持久的威力。这类企业不只得到国家支持,其所获得的利益直接输送到权力集团,与一般老百姓几乎无关,由此可知,为谋利而不惜破坏环境、制造雾霾的正是中共权力集团。而政治权贵们从工业发展中赚的盆满钵满之际,便立即将子女、亲属改变国籍,送往国外,这些事实曝光之后,中国的老百姓才发现,唯一跟自己有关,甚至需要自己掏腰包为之买单的,仅仅是那些出产利益的工厂所排放的废气而已。如此,置身在雾霾中的中国老百姓,既要付钱,又要受罪,怎一个“惨”字了得!其实,中国的沙尘暴、雾霾也已飘散到境外,甚至污染全球了呢!

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也制造了无数的“生态炸弹”。袁斌先生在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发表在《大纪元时报》的〈中国奇迹埋下了多少生态炸弹?〉一文说的清楚明白:

“常州外国语学校一向以教学水准高着称,如果孩子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家长一定会乐得合不拢嘴。但近半年来,这所学校的家长却变得忧心如焚,有的甚至让孩子转了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常州外国语学校去年九月搬到现在的新校址后,很多学生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有六百四十一人被送到医院检查,其中有四百九十三人先后出现了皮肤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血球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

家长们怀疑这可能跟污染有关,便委托检测公司对学校里的地下水、土壤和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在教室、宿舍、图书馆等处都测出了丙酮、苯、甲苯、乙苯、二氯甲烷等污染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又来自哪里呢?家长们的目光自然指向了紧挨着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的三家相邻的废弃化工厂。专家认为,这一污染地块上的污染物质与常州外国语学校里检出的污染物质是对应吻合的。

据了解,三家化工厂中最大的化工厂叫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紧接着的是长宇化工和华达化工。一名在常隆化工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员工说,在他记载的生产日志上,像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这样的都属于是剧毒类产品。而厂里职工有时候为了省事,不光将有毒废水直接排出厂外,还将危险废物偷偷埋到了地下,对环境带来了很大隐患。由于长期在车间里接触污染产品,一些员工患上了皮肤病等职业病,在被开具相关的诊断证明后,很多人被要求提前离厂。后来,这几家企业也陆续搬离,当地政府准备在环境修复后将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

在一份专案环境影响报告上,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萘、茚并芘等多环芳烃以及金属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九万4,799倍和七万8,899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也有二万2,699倍,其他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总和高锰酸盐指数超标也有数千倍之多。可见,这块土地是块名副其实的‘毒地’,也可以说是颗生态炸弹!

按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的意见,以上这些污染物都是早已被公认的致癌物,长期接触就会导致白血病、肿瘤等。而当地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群体性的症状,且发病率这么高,应该与该地块的严重污染有一定关系。

换句话说,常州外国语学校等于就建在一块‘毒地’旁边,紧挨着一颗生态炸弹,学生的健康要不出问题倒还怪了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是在付出了高污染这个巨大的代价后才取得的,其中就包括了化工污染。遍布城乡的化工企业一方面为中国的GDP腾飞插上了翅膀,一方面也使大量的土地变成了被污染的‘毒地’,埋下了成千上万颗生态炸弹。这些炸弹一旦爆炸,后果相当可怕。

为了让发生在常州外国语学校的悲剧不再上演,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还埋着多少颗不为人知的生态炸弹?中国政府是否采取了清除它们的措施?”

所以,中国是以耗用资源、破坏生态、制造生态炸弹的生产方式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赚取大把外汇,当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啸肆虐,全球经济陷入愁云惨雾之际,世人还曾盼望中国充当拯救全球经济的“诺亚方舟”,希望拥有四兆美元外汇存底的中国政府能“松开钱袋”,前来投资,以带动本国经济成长并拉升就业。何清涟表示,这是在不少中国人在中国失业者持续增加、中低阶层生活日益艰困,在嘲笑中国领导人鼓吹“中国梦”虚幻飘渺之际,国际社会正在做的另外一个“中国梦”。

下文引用何清涟的分析

这个梦幻也似乎是真,毕竟“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故事—持续三十年,平均百分之十的国民收入成长,数以亿计中国人脱贫,从一文不名到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成长过程,贡献了全球GDP的百分之十五、全球GDP成长的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政府也确实松开了钱袋,大规模从事海外投资。截至二○一三年底,共有一万五千三百家境内投资者在一百八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二万五千四百家对外投资企业。二○一三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的三、三八三亿和日本的一、三五七亿美元。工程投资累计达三、五五一亿美元。中共的海外投资,对富国和贫国一视同仁,此由投资行业的分布可以得知。

能源行业占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比重,而金属矿产类是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海外工程项目的另一重点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交通行业。这些都是洒向开发中国家的雨露,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着“比较利益”,引进中国投资对开发中国家既能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又能增加就业。

英、美、德三国是中国投资增长最快的富国。二○○七年至二○一三年,中共对美直接投资成长了十四倍,在美国五十个州中,有三十五个州有中国投资,纽约州、加州和德州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三个州。中共投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能源、房地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资讯、电子、生物科技、绿地项目等等,为美国制造了三十八万多个就业。

德国在二○一二年独占中共对欧洲国外直接投资(FDI)项目的百分之三十八,远超英法两国之和,这两国的份额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五。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的数据显示,中共二○一三年在德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高达一百三十九个,仅次于美国和瑞士,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数量第三大国。

基于以上事实,无怪乎会有“中国已是一个全球投资者,并有望成为未来十年全球外人直接投资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的说法。不过,从来好梦最易醒,而盼望越高,失望也越大,没想到中国经济竟然快速衰退,二○一五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竟集体“看衰”,与原来的“看好”相比,仿如云泥万里之遥,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G. Soros)甚至说:“中国经济衰退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按中国政府的本愿,确实想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强权,但天不从人愿,而习李两位的福气还不如胡温,他们接手江山时,已是土地、江河湖海、天空立体污染,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近三十年的三辆马车一齐熄火,且有将近七亿每日消费二美元以下的人口,习李二位有心无力。

早先判断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世纪”的人士,始终不愿面对这个事实:一个国家要想持续发展,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是必须在资源上占有极大优势,政府与人民有很好的资源节约意识,还有领先的产业体系,例如美国和加拿大;二是技术的领先优势,如当前的美国、二战以前的英国。英国和中国都被冠上“世界工厂”,但英国是依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支撑,中国却只能算是世界工厂的一个组装车间而已,无法与昔日的英国同日而语。一旦劳动和土地不再低廉,国际资本将另觅他地,二○○九年正是国际资本移出中国,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开始。此后,中国经济的颓势就无法挽回,中共祭出四兆人民币救市,扶持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只是暂缓颓势,甚至让情势更恶化。二○一五年波士顿咨询集团(简称BCG)研究显示,考虑到工资、工人的生产力、能源成本等因素,中国主要出口生产区的制造成本与美国几乎相同。二○一三针对大量美国制造商调查,24%表示正积极从中国搬出去,而二○一二年仅10%。中国美国商会二○一六年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一受访者说可能已迁出或计划退出中国,主因是成本上升,而近半企业正进入亚洲其他地区,近40%转至美、加、墨。

如上文所言,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辉煌,完全依比较成本优势,也就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为了支撑经济成长,中共不计后果地掠夺、消耗本国资源—水源、土地、空气这些人的基本生活资源受到严重污染,矿产则耗尽。

中共之所以有钱到海外投资,在于中共敢于开动印钞机,成为全球最大印钞国,用来投资海外的资金,主要来自外汇存底。虽然中共的外汇存底支应了海外投资,却还有三兆六千万美元天量。

中共对外开放近四十年,开发国家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投资宝地和最大的商品市场,结果发现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而相继撤走,与此同时,中国的劣质廉价有毒商品行销全球,引起不少国家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排斥;二○○八年全球经济金融海啸的冲击,却都希望中国出面“拯救世界经济”,实在是“请鬼拿药单”。事实上,中共早已不断的利用搜括而来的庞大金钱,威逼利诱从事海外投资,或者掠夺落后且独裁国家的资源,或者重施故技作掏空资源的生产,或者到先进国家炒作房地产。

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

有关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大力向全球扩张的真相,可由胡安‧巴勃罗‧贾勒德纳(Juan Pablo Cardenal)和埃里韦托‧阿拉伍侯(Heriberto Araújo)这两位西班牙记者撰写的《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China’s Silent Army)看得清楚。两位记者花两年时间,进行五百多次访谈,足迹遍及二十五国,发掘共产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的恶形恶状。

该书不是根据街头传言及学术理论完成的著作,而是取自真人实事的采访报导及纪录。如《经济学人》所评论的:“作者以流畅的文笔说明中国对全球各地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发现,从土库曼的天然气田、杜拜的商场到刚果的矿场,处处都有中国人在掠夺顾客手上和地球表面的资源,来自中国的产品和人力,正在改变全球商业经营模式,中国商人不但占据了塞内加尔首都达卡最繁华热闹、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大道’的主要街道,而且洗劫了缅甸的森林和玉矿,一名阿根廷人抱怨:‘海外华侨社区就跟庞大的共济会没有两样。’一位秘鲁矿工形容:‘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中国人的殖民地。’他工作的矿场和居住的小城,已被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买下。

某些不负责任的中国企业确实引起不少怨言,他们把中国劳工带进非洲、虐待海外工人、破坏各地环境,甚至与各国贪婪的政治权贵狼狈为奸,巧取豪夺。”

作者根据不计其数的真人实事和五百多次的访谈内容,描绘了中共如何未雨绸缪地取得供应无虞的自然资源,以及开辟新的市场、缔结有力的盟邦。中共正在打造一个超级独裁政权,而没有任何抗衡势力出手干预,否则其征服世界的活动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密监视。他们也检讨了这些活动在某些业已接受中共投资、经费、援助的国家所引发的后果。

二○一二年,全球金融危机情势恶化,不仅对欧洲造成特别显着的后遗症,也加强了过去两年来他们为撰写本书所逐步提出的假设:中共的扩张行动势不可挡,范围遍及全球,而且是西方经济衰退促成。另外,金融危机不但助长了中共在开发中国家的势力,也让这个亚洲巨人得以敲开西方大门,因为这场经济动乱提供了某些令人垂涎的商机,尤其是在欧洲。

因此,中共占领全球的行动已迈入第二阶段,在国家资本主义巨大的神威推波助澜之下,逐步打进西方市场。这些助力导致他国愈来愈难和中国竞争,包括:源源不尽的现金供给、可左右大局且具诱惑力的外交手段、大批孜孜矻矻的企业家,以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产品。无庸置疑的,我们正在目睹一项长程攻势,无论中共如何不动声色与长袖擅舞,这项挡不住的进攻行动,确实正在西方和开发中国家发生。

举例来说,假如你是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的爱好者,当你得知二○一○至二○一二年间,中国投资客已在这个全球顶级美国生产重镇参与最大一波投资潮,买下许多城堡和地产的消息后,你说不定会跌破眼镜。如果你对高级时尚有兴趣,你可能会知道,某些在托斯卡尼设厂的多金中国服装制造商,已在意大利成衣市场打响名号。另外,你大概也已经听说,不少中国富豪正在觊觎英美房地产市场。

再举一例:金融海啸来袭之后,中共趁机打通了昔日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关卡,收购可掌控海外策略性资产的股权。现在,拜中共资金充裕之赐,加上西方迫切需要外资协助其创造短期就业和技术的明确途径,那些资产和技术都是促使中国提升品质、加强创新的必要条件。

最重要但绝非唯一的例子,当属欧洲对中国开放第一座商港—希腊最大港比雷艾夫斯港(Port of Piraeus)。从二○○九年以后的三十年内,这个居特殊重要战略地位的港口,均委托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管理,该公司以三十余亿欧元的代价,取得了港口管理权,中国其他国有企业也已经在葡萄牙的电子事业登陆,并动用一笔主权基金,收购了泰晤士自来水公司(Thames Water)百分之八点六八的股份。这些扩张行动甚至远及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就投资件数而言,中共有史以来首度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海外金主。

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亚洲,以至欧洲、美国和澳洲,这项入侵行动毫无疑问已造成重大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世界将形成新秩序。举例来说,今后开发中国家将会明白,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用中共开发模式,是否真是最佳选择;布鲁塞尔(指欧盟)将会继续运筹帷幄,几近孤注一掷地试图调整它和北京的关系,因为双方关系似乎愈来愈不对等;美国将会认真设法了解它与世界新强权共存的本质。

与此同时,作者也目睹了中共内政的变化,政治高层逐步把权力移交给新一代领导人,转移过程始于二○一二年十一月的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于二○一三年春天。毫无意外的,十八大依旧秉持惯例蒙着神秘面纱,并且为胡锦涛掌权时代画下完美句点,拥立政治新强人习近平。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宣布十八大召开日期的几星期前,“薄熙来丑闻”遭人揭发。

薄熙来堪称中国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他的革命背景(父亲为中共元老薄一波)以及他在政界的奋斗过程(历任大连市长与市委书记、辽宁省长、商务部长和重庆市委书记)所散发的成功光环,使他得以跻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新成员。中常会是中国大陆最有权势的组织,中国十三亿五千万老百姓的命运,事实上掌握在中常会的手里。薄熙来任中常委后,因坐拥特权地位而登上权力颠峰,甚至借机涉贪渎职。

要不是薄熙来在中国数十年来最大一桩政治丑闻公诸于世之后从云端坠落,所有坏事都可能发生。这出丑剧涉及贪赃枉法、裙带关系、背信忘义,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海外非法商业交易,而且犹如剧情丰富的侦探小说般,包含一名英国商人遭到毒杀,以及薄熙来最亲密政治伙伴、有“打黑英雄”封号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触法的情节。中共当局为了堵住政治权贵和共产党名誉受损的伤口,立刻开除了薄熙来的党籍,并且重判每一位涉案者入狱。

“薄熙来案”再次证明了中共想在党内统一意志和达成共识有多困难,而要平衡不同派系—从军方人士到最大国有企业董事长、从革命领导人后嗣到共党组织首长—的影响力,需经密集谈判方能做成决议并分摊权力。薄熙来垮台后,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便少了最大政敌之一,可望获得较前任领导者更多的党内支持。

习近平身上流着革命热血,与高阶军事将领关系匪浅,并以实事求是和技术官僚的姿态处理政务。不过,目前尚难断定他将如何领导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或与周边邻邦、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建立何种关系。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出他是否有意继续推动胡锦涛期待的政治改革,抑或选择采取毛泽东死后中国政界高层普遍接受的渐进路线。

不论发生什么状况,中共全球事务未来的走向,有赖习近平对治国大业的敏感度,以及他在长达十年的任期中选择如何运用个人权力而定,我们也会看到中共在这段期间是否真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强权。当然,习近平无论如何都会拿起指挥棒,引导中国乐团演奏全球扩张进行曲。

作者已经提到此项海外进攻行动正在西方登场,虽然尚值起步阶段,但攻势日趋凌厉。该书也详述过去这十年来,中共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两股征伐活动平行进展且相辅相成,象征了一场持续、宁静的全球占领行动即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中共经改带头者邓小平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出席联合国大会曾发言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由该书的描述应可得知,邓小平的继承人已违背了他的承诺,该书作者已呼应邓小平写书来揭露它,世人不是也该响应邓小平,共同起来反对它,并且伙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吗?唯有让共产中国早日成为民主中国,才有可能成就和谐的世界,人类才能免于陷入灭绝惨境。而当今领导人习近平在二O一五年九月三日升旗仪式后阅兵前宣称“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并宣布裁军30万人,预计2017年底完成。可是我们却眼见中共在南海扩军并与各国争强,怎可轻信呢?

不过,尽管中共政经势力悄悄伸向全球,但中国经济能否再火红,是否已到“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的最后阶段了呢?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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