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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9日讯】就要去台湾了。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台湾，这两天有些激动，有关台湾的一些琐事也在脑子里演戏，于是乎想起要写这篇有关台湾的随笔。打开电脑却找不到得意的题名，便响起了一首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所以我要声明，我的这篇文章与台湾阿里山的哪位姑娘都毫不相干。
有关台湾最早的记忆是在小学三年纪的时候。那天国庆节游行，大人们举着各种标语牌，其中就有一块显赫地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人告诉我：
“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坐船跑到台湾岛去了。现在、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尽快解放台湾。”
我当时很纳闷，既然解放军可以划着木船打过长江，为什么不可以划着木船追到台湾岛去呢？
游行还没看完，我肚子就饿得打鼓，跑回家里偷了个生红薯就啃。啃到只剩下个小手指头大的根，便把它丢到床底下去了。两天后，母亲打扫卫生，从床底下找回那个红薯根，气愤地把我臭骂了一顿。母亲气愤的当然是我不该偷食，（当时的食物都是有计划、要凭粮票、油票、豆腐票、红薯票、……的）但偷食还不是主要的，真正令母亲不可饶恕的是，我居然如此浪费、竟敢丢掉个就要和小手指一样大的红薯根。
“想想台湾人民吧，他们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呐。”
说着那红薯根的全身都被母亲吹了吹，便营养在了母亲胃里的某个角落。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浪费食物，吃饭连最后的空菜盘子都恨不得要用开水冲来做汤喝。要知道，只有那样才能解放台湾。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去了澳大利亚。一天，一位朋友去参加party，也顺带把我捎上。他告诉我说：“你今天可以见到一家台湾人。你们可以好好聊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台湾人。想着自己是来自伟大祖国的，一定要担负起让台湾同胞感觉到祖国温暖的责任。于是在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的箱子里乱翻了一通，找出两件从二手店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带上。到了那个开party的朋友家里，却看见那对台湾夫妇带着个可爱的小男孩，明明是开着辆马自达626车来的。交谈中得知他们姓王，夫妇开了家豆腐店，其一个月的收入，要相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年多的！party完后分手时，王先生说不知道会碰到我，所以没有任何准备，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个很精致的打火机递给了我。我也乘机将早就准备好了的那两件旧衣服递了过去：“是全棉的，留着擦汽车吧！”
对台湾真正开始了解，是到了日本以后。我装了个卫星天线，可以收到一些台湾节目。首先使我惊讶的是，我可以听得懂80%的台湾语，那20%听不懂的部分，除了一些台湾专业用语外，就是台湾播音员的播音速度象打机枪一样利落。其他使我吃惊的就是台湾并不象我记忆中的那样“水深火热”，不但毫不水深火热，好象还很现代富裕。（既然已经过得现代富裕，那台湾人民还用得着麻烦大陆去解放吗？）还有，就是台湾的政治家们开国会，有点象小学生俱乐部，竟然可以骂娘、吐烂痰，甚至大打出手。一天，还看见一位中年妇人跑上主席台，脱下高跟鞋在那发言人的半光头上就是一鞋跟……再连想起小马哥市长和阿扁总统当时竟选台北市市长的劲头，才意识到台湾的民主化已经是何等的前卫。想想过去的中国，不小心打坏个毛菩萨石膏像都可以被从政治上打成反革命，从肉体上打成终身残废。就是今天，谁要敢在屋檐外面当着三个以上的人讲江某人和共某党的坏话，那也是不得好死的事情。
三年前，我在日本偶然认识了一位姓熊的台中小姐。她当时已经快28岁半，可能是有点急了，见面了三次后就对我说：“我觉得我们有点象是在谈恋爱。”而我觉得她与我过去接触的大陆妇女，从整体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她讲话时喜欢把“二”说成“e”而不是“er”。
近两年，我接触台湾年轻人的机会多了些，尤其是从网上交了几位台湾朋友后，才很肤浅地感觉到台湾人整体来说比大陆人温和含蓄（如果我说台湾人比大陆人更显得有教养，九哥还敢回大陆吗？）。然而，令人欣慰又可悲的是，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一点也没高明过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
目前，台湾和大陆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是“一个中国”的好、还是“台湾独立”的好，还有“三通”云云等等。当然那都是些大人物们伤脑筋的事儿。我们小百姓只图太太平平、大家都过安稳日子，不要象我们无数的先烈，为了某个党、某个派，无谓地将性命变成了一堆被人遗忘了的历史。
我这次去台湾，除了亲身接触台湾、感觉台湾、把本人对台湾的直观感受和印象传达给大陆的同胞、为促进台湾和大陆的相互了解尽一小点民间义务外，主要的还是去一家台湾文学社商谈《九哥文集》（一）平板印刷的事。这可以说是九哥第一次真正和台湾人打交道，除了我本人力尽全力外，也只能相信缘分和听天由命了。
（2001年11月21日）摘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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