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26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
妮可‧莱维特：觉醒主义意识形态正在腐蚀我的雇主的使命。我的雇主是美国最大的反家庭暴力非营利机构之一
妮可‧莱维特：使用的语言既侮辱白人也侮辱黑人。我绝不会签署一份声明，承认我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某个种族的人都是什么。
今天我采访了妮可‧莱维特（Nicole Levitt），她是一位代理家庭暴力幸存者的律师。她对她的雇主“妇女反虐待组织”（Women Against Abuse，缩写为WAA）提起了歧视投诉。她说，理由之一是，他们要求白人工作人员签署声明，称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包括白人工作人员自己。
妮可‧莱维特：《民权法》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无论你是什么肤色。
今晚她分享了她的故事，讲述了为什么她决定冒着事业和声誉的风险大声疾呼。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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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妮可‧莱维特，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妮可‧莱维特：谢谢你邀请我！
根据种族划分人群是严重倒退
杨杰凯：妮可，你的雇主“妇女反家暴组织”（WAA）是美国最大的反家庭暴力非营利组织之一。你进入这个领域是因为反家暴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2020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你意识到，有些事情真的很不对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妮可‧莱维特：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事件后，我所在的组织（WAA），就像全国各地的组织一样，举办了“多元、平等、包容”（DEI）方面的培训、研讨会和种族正义会议。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让我觉得这些培训就是老生常谈、歧视和找替罪羊。我们还被分成了各种同类小组。
我发现，根据种族划分人群的理念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这不是我想参与的事情，所以我不再参加那些会议了。可是我们每天仍然被各种材料轰炸着，说存在白人至上主义，当白人保持沉默时，你的沉默就是暴力。
一切都被当作是白人至上主义，就如同雾霾一样，我们都得吸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这真的很过分，而且坦率地说，到了非法的地步。
这一切对我来说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是当我们被要求签署一份合同，以规范我们在法律中心的行为时。其中一项内容是，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无人例外。我绝不会签字认同这种声明，说我是种族主义者，或者说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说某个种族的所有人都是啥啥。
我拒绝签字，然后我不得不去和当时的DEI顾问见面。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简短的见面，结果却变成了一个长达90分钟的思想改造会议。他们让我必须去见面，给出的理由是：要确认我在与黑人和棕色人种同事以及与黑人和棕色人种客户交往时是否安全。
杨杰凯：基于你刚刚所述，我这里要探讨的问题特别多。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据我所知，在这家美国最大的反家暴协会中只有10名律师，你是其中之一。
妮可‧莱维特：是的，大约10名。
我不认为存在种族主义 人们都惊呆了
杨杰凯：你是如何进入这个领域的？请多跟我说说你的经历。
妮可‧莱维特：好吧，我曾在私人律所工作，我也有一个治疗师执照，所以我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在私人律所工作时就开始免费代理家庭暴力客户。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工作。我们也有很多潜在客户上门，他们遇到了家庭暴力问题，可是没有钱聘请律师。当我们不得不说“对不起，我们无法帮助你”时，我总是觉得很痛心。
他们向我们倾诉了一个小时的故事，再一次让自己遭受创伤，而到最后，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可能最终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一旦我有机会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费用就不成问题，我就不会因为钱而不得不拒绝一个潜在的客户，我真的很激动。
杨杰凯：你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你正在与你所在组织的法律中心进行一般性讨论，当你说你不认为存在种族主义时，人们都惊呆了。
妮可‧莱维特：是的，我当时在想，“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这里的每个人都信奉种族正义，我们代理黑人和棕色人种客户，而且我们做得很好。我们非常认真。所以，我看不出种族主义从何而来。
当我说“我不认为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时，每个人都在看着我，就好像我是长了两个脑袋的怪物一样。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关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教育材料，有特马‧奥昆（Tema Okun）写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写的，和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写的。我们收到了很多这种材料，并被敦促在工作场所讨论这些材料。其中一些材料更像是忏悔。我觉得，对工作场所的环境来说，这非常奇怪。可是，我也与其它机构的人交谈过，发现那里也在搞这种活动，听起来像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不允许你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任何内容提出异议。如果你这样做，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偏执狂或有问题的标签。人们需要早点了解到这个：人们可能会称你为种族主义者、偏执狂或有问题的人，而你不必去担心这件事，否则你将永远受制于这些说法。
可是，如果你照做了，你将失去你的正直。
守时、认真负责都成了白人至上主义
也有其它的事情，比如特马‧奥坤关于白人至上的演讲。她说，对书面文字的崇拜就是白人至上主义。我对此的回应是：“我们是律师，文字是我们的行业。”虽然我们不崇拜书面文字，但它非常重要，就像守时和考虑周全一样重要，（可是）这些被都被定性为白人至上主义。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会严重伤害黑人的能力。如果他们说，如果你写得好，或者你非常在意你的写作方式，或者你在意是否守时，或者你在意是否认真负责，那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而这些不是黑人的特征。这才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绝对不该这样描述我的黑人同事。
还有另一件事，我的一位同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篇有关社会正义运动中反犹太主义的文章。她把它发给了法律中心。我插话说：“这很好。我希望WAA也能支持这个。”这恰恰掀起了一场争议风暴。
我收到了一大堆反对我的电子邮件，指责我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把焦点从黑人和棕色人种身上移开，并且说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比反犹太主义严重得多。而我想让他们做的就只是，把那篇文章放到我们的反种族主义资源中。有人说我的互动方式有问题：我竟然这样做了。从那之后，我与一些同事的关系的确变得更僵了。
杨杰凯：让我重申一下：你建议在工具箱中增加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资源。
妮可‧莱维特：是这样的。
杨杰凯：结果招来了这种尖刻的指责。
妮可‧莱维特：当时法律中心人人都在分享关于种族主义和削减警察经费的文章，所以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分享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分享以后收到的回应就是这样的。甚至管理层也说，这个互动有问题：“我们当然关心反犹太主义，但是，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唯一原因是，我们被要求支持一种非常具体的意识形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他们描述犹太人的方式是将其归为压迫者一边。一切都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我发现，学者们也发现，这种意识形态有浓厚的反犹思想。因此，我想让这个话题成为对话的一部分，“伙计们，我们该怎么对待这部分内容？”
先扣上“白人至上主义” 然后找证据
杨杰凯：由于所有这一切，你向EEOC，即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起了诉讼。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妮可‧莱维特：在我拒绝签署合同，因此参加了思想改造会议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我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因为我真诚地热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在法庭上代表我的客户，我喜欢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看到他们的转变，我感到非常好。但是其它事情我不能再忍受了。我选择对此做些回应。我的希望是，情况会有所改变，我可以继续在那里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否会如我所愿。
杨杰凯：不过，你现在仍在那里工作。
妮可‧莱维特：截至目前，是的，我仍在那里工作。
杨杰凯：我来读一下文件中的一些内容，它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上面写着，“莱维特已经提供了（《民权法》）第七章有关歧视案件所需的全部表面证据要素”。你可以过一会儿告诉我这是什么。（上面还写着，）“WAA已经向EEOC承认，存在待遇差别，包括承认白人雇员在推动隔离工作小组的薪酬有所不同。”那么，薪酬方面有哪些不同？
妮可‧莱维特：WAA聘请了一些顾问对种族公平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前提是要找出白人至上主义在你们的组织中有哪些表现，不是问，白人至上主义在你的组织中有没有表现，而是问，有哪些表现？也就是说，是先扣帽子，然后找证据。
在审计过程中，他们需要有人自愿加入审计委员会，这些人将得到一笔津贴。他们说，审计委员会的黑人和棕色人种成员将获得更高的津贴，因为他们不得不付出情感劳动。
《民权法》适用于所有人
杨杰凯：在我们准备这个采访时，你对我说了一些话。你说，各种各样的人给你写信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民权法也是为白人服务的（注：指白人也受到了种族歧视）。” 我认为这话令人震惊。我觉得你所描述的情况与此类似。
妮可‧莱维特：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假设的，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权法》适用于所有人，无论你是什么肤色。的确，在这个国家，我们并不总是遵守《民权法》，也没有完全遵循我们的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努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奋斗，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这一切都颠倒过来说，“好吧，因为我们过去歧视过你，那么现在我们要歧视另一个群体。”那歧视还能结束吗？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开始时，我们被各种信息、电子邮件和培训狂轰滥炸，内容都是这种东西，“白人，把殖民主义从你的书架上清理掉，马上开始，行动起来。”我们被要求在家里做额外的工作。老实说，如果这是有益的，我不会介意，但是这是倒退，说实话，这是歧视，所以我不想参与其中。
杨杰凯：第七章所说的歧视到底是什么？
妮可‧莱维特：第七章是《民权法》的一部分，它指导工作场所，禁止以种族为由进行歧视。简而言之，就是这样。我的投诉的一部分也是关于种族敌意氛围。如果你每天都收到有关种族的敌意信息，这可以算是你工作场所的一种敌意氛围。
我们的客户需要警察来制止虐待
有很多关于削减警察经费的讨论，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唯一进行这种讨论的组织。虽然警察有问题，就像几乎任何组织都有问题一样，但是我们的客户需要警察来制止虐待。警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需要警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发现有人说，在家庭暴力情况下，黑人和棕色人种选择报警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在这种暴力情况下，社会工作者能做什么？家庭暴力是警察应对的一些最致命的报警问题。因此，如果你安排社会工作者，或精通恢复性司法（注:指在犯罪发生后为受伤害者和伤害者提供机会，沟通并解决他们的需求）的人回应这些电话，你认为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非常惨。
杨杰凯：你认为，为什么要制定这一指导意见？
妮可‧莱维特：因为整个国家都因为警察暴行而变得歇斯底里。这种歇斯底里的部分原因是由媒体煽动的，他们用特定的方式报导警察射杀黑人或棕色人。如果你看看罗兰‧弗莱尔（Roland Fryer）的研究，他表明，黑人确实与警察有更多的暴力接触，如果你只是想到像被粗暴对待这样的软暴力的话；但是就被枪杀而言，他们的被杀事件实际上并不比白人或任何其他群体高。
无论费城是否真的取消了对警察的资助，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再这么做了。我们最边缘化的社区已经变糟了，变得得糟糕得多了，而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来自费城最边缘化的社区。
杨杰凯：这是我们在《美国思想领袖》上报导过的事。暴力和谋杀事件在增加，这与警力减少有关。我们已经做过我们自己的报导，谈到过各种传闻，但也有数据显示，中心城区的人们实际上非常倾向于支持警察，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警力存在。
妮可‧莱维特：是的，我曾经与来自边缘化社区的人交谈过，他们说：“今年我不得不去买一把枪，正在申请隐蔽持枪证。我的房子被枪击过，我的车被枪击过，我邻居的房子也被枪击过。”我记得至少有四个人给我举过这些例子。总之，我不认为削减警察的经费有任何好处，其实，恰好相反，它伤害了民众。我们的枪击事件数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我想说的是，平均每天可能有三起枪击案。我们的谋杀案数量已经创历史新高，发生在所有的社区，而不局限于这个社区或那个社区。它无处不在。
“反种族主义”成为我的组织使命的一部分
杨杰凯：你希望你的组织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案例，从中窥见更大的图景。
妮可‧莱维特：各种组织都需要认识到，这种类型的DEI培训对组织来说是具有破坏力的，它使组织偏离了他们的核心使命，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分裂。也有一些DEI项目不具有分裂性，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且这些项目更人性化，他们永远不会以种族来划分人群，因为他们更关心如何把人们团结起来。
伊尔沙德‧曼吉（Irshad Manji）有一个“道德勇气”项目；希娜‧梅森（Sheena Mason）有一个“无种族论”项目；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和杰森‧利特尔菲尔德（Jason Littlefield）创建了“增强ED（多元、平等）能力的路径”（EmpoweredEd Pathways）项目。这些只是三个例子。“反对不容忍和种族主义”（Fair，Foundation Against Intolerance & Racism）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我们需要关注。如果你需要一个DEI计划，请选择一个不会造成分裂并使你的员工团结在一起的计划。你真的不需要在工作中开会“袒露心声”。始终关注你的使命，这就够了。如果人们需要治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完成，你只需要为他们提供资源即可。
杨杰凯：我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你看到你的组织的使命发生了转变，这不仅仅是对具体工作的态度（改变了），而是你说的使命的改变。
妮可‧莱维特：是的，反种族主义成为（我的组织的）使命的一部分；根据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的定义，种族主义是偏见加权力，而反种族主义意味着区别对待不同的种族群体，根据他们的种族群体，根据他们的肤色，给他们分配特征，这都是这个反种族主义的一部分。
但对我来说，这正是种族主义。
社会正义极端分子如何催生进步派反犹主义者
杨杰凯：肯迪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战胜当代种族主义的理论。他是怎么说的？
妮可‧莱维特：他的理论是，对以往的种族主义或以往的歧视的纠正措施是现在的歧视，对现在的歧视的纠正措施是未来的歧视。我们为什么要保留歧视？对我来说，这正是我们必须摆脱的那部分，而不是一种纠正措施。
杨杰凯：我想谈一谈你写的一篇论文。我注意到它在你推特的顶部，所以，显然它对你来说非常重要。论文标题是“社会正义的极端分子如何催生了一代进步派反犹主义者”。你是与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ernstein）和丹尼尔‧纽曼（Daniel Newman）合作完成的。
妮可‧莱维特：基本上讲，批判社会正义的核心是反犹太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一切都划分为黑白二元，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些类别对犹太人都不适用。于是，它把犹太人归入白人的类别，或者与白人相邻的类别，或者受益于白人的类别，（这些类别）在他们眼中都是非常邪恶的。犹太人被归入这个类别，所以对他们的歧视是没问题的，是没关系的——他们有权力，有特权。
最终结果是，在Twitter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注：荷兰藉犹太人，1929年生于德国，15岁时遇害，是纳粹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所着《安妮日记》在她去世后出版，成为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见证，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书之一）是否享有白人特权。
杨杰凯：是的，我看到了那场讨论，觉得雷出天际了。给观众们解释一下，她在大屠杀中丧生。
妮可‧莱维特：是啊，在很小的时候。
杨杰凯：人们在应用这些批判社会正义原则时，似乎很怪异地忽视了现实，最终导致了对安妮‧弗兰克（展开争论）的这种极端情况。
妮可‧莱维特：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工具，在特定的时间用在特定的少数群体身上。我看到它也被用在了亚洲人身上，用在了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被描绘成白人压迫者，而巴勒斯坦人则被描绘成受压迫的棕色人种。因此，以色列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而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是好的。如果你站在正义的一边，你就必须站在巴勒斯坦人的一边。
“黑命贵”BDS运动具有强烈反犹倾向
杨杰凯：我认为非常奇怪的是，“黑命贵”（BLM）对各种不同的事情都做立场声明。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核心家庭（注：也称为核家庭，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的声明，也有一个关于以巴冲突的声明。
妮可‧莱维特：那是“黑命贵”的上级组织，我不知道这样理解这个概念是否正确，它被称为“黑人生命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他们支持“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运动），这是一个主张彻底孤立以色列的运动，阻止国际社会以任何方式对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或办学，具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倾向。
有几个“黑命贵”（BLM）的领导人实际上去过以色列，并与一些巴勒斯坦人会面。与他们会面的人群中包括了一些有名的恐怖分子。我在以色列生活了两年，那是在第二次起义（注：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一次重大起义）期间，我在恐怖受害者协会工作。那时候，每天都有爆炸和枪击事件发生。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每个人都认识被杀害的人，每个人都认识受伤的人，或认识目睹了恐怖袭击的人。当我认识到这种“动听的辞令”会导致什么结果时，我就不会与之有任何关系。老实说，这就是我对有关白人的言论的感受。它毫无人性。作为犹太人，我们曾经走过这条路，曾经看到过它，它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
杨杰凯：我们不断听到有人说：言论就是暴力，也听到有人议论“微侵犯”（注：指针对少数族裔的间接、微妙或无意的歧视）如何造成创伤。根据你对创伤的理解或专业知识，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妮可‧莱维特：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负面言论，那肯定会给这个人带来心理创伤。但就“微侵犯”而言，我赞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观点：有人娇惯你，说你经历的每一个小伤害都是创伤；这样说对你没有帮助，这会让人变得非常软弱无助。
杨杰凯：我祝愿你成功。在我们访谈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最后想说的吗？
妮可‧莱维特：我希望大家记住，《民权法》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虽然这个问题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右翼的问题，它其实不是关于左翼或右翼，而是关于对或错的问题。我们是要放纵歧视还是准备阻止歧视？
杨杰凯：妮可‧莱维特，谢谢你接受本节目的采访！
妮可‧莱维特：谢谢你！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妮可‧莱维特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我们联系了“妇女反家暴组织”，或者称WAA。一位发言人证实，妮可‧莱维特已经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出索赔。WAA表示，虽然它“不能对这一公开的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的索赔进行评论”，但是相信，“我们与莱维特女士有关的行动以及我们的种族平等工作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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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