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2月26日讯】我出生正赶上“三年大饥荒”，那是饿肚子的年代。因为生孩子，我父母托人买了30多个鸡蛋，把鸡蛋腌起来等着坐月子吃。街道居委会看到我妈妈要生产了，就到我家里来“拜访”。从床底下发现了那盆咸鸡蛋，就全部端走了，说是鸡蛋都要出口。
从我记事起，什么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能吃饱饭是最大的奢侈。我邻居家孩子多，吃饭时每人一个馒头（多是粗粮窝窝，因为粮食供应比例就是那样），剩下的馒头就锁起来了。有的老工人为了让孩子能吃饱，辞去公职带着孩子回东北林区老家，想开荒种地，那从此就是城乡的区别了。
一天，我妈妈和她同事从机关食堂买饭出来，突然冲出一个农村小伙，抢了她同事两个馒头，他先往馒头上吐吐沫，然后蹲在地上用胳膊护着狼吞虎咽地吃，不知他多少天没吃饭了，任凭怎么打也不动；妈妈办公室还有个男同事，月初没计划好，饭票提前吃完了，到月底喝酱油兑水充饥，饿得起不来床；我刘叔的母亲在农村，在自家屋后种了几棵玉米，被生产队长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羞辱批斗一番，老太太回去就上吊了。
毛XX讲：“深挖洞，广积粮。”很多家都挖防空洞，我邻居董叔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我们小孩爱去钻洞玩。一天，他把洞口盖起来了又扎上篱笆，不让我们小孩进去了。很多年后才知道他在洞里养兔子，半夜杀兔子吃。
我家有本书，内容是怎样做饭能让粮食变多，都是骗肚子的把戏。几十年后我妈妈还提到她们书记，一开大会就说他家粮食怎样够吃，又吃干又喝稀的，其实大家的粮食都是定量的，都饿。他就是做那种说鬼话招人恨的工作。有一次我妈妈同事告诉她，我爸爸在买饭回家的路上偷偷吃了一个馒头。那年代有的家庭饭票都是分开的，各吃各的。
我记得小时候邻居大娘大婶来我家串门，说话间有个很常见的动作就是拉高裤脚、按小腿让对方看，一按一个坑不弹起来，长大了才明白，她们都是饿得浮肿。
据我妈妈讲农村更差，很多女人饿得不来例假，没有了生育能力。待经济缓过来一些后，有农村人进城偷孩子养（我们那是新建城市，周边是农村）。有一个丢孩子的人家好像找到了自家的孩子，不过对方的邻居们帮助藏那孩子，换别的孩子让他辨认；孩子丢的时间长了，孩子也变样了，孩子太小也不记事，更难找了，那时候也没有DNA鉴定。有一个电工孩子丢了，疯了一样，也不工作了，天天背着一包印有孩子照片的印刷品，到处张贴找孩子，造成另类悲剧。
“臭老九”撑起的中国科技
从我记事，我家里就有电话，那电话就像系在我爸爸脖子上的细绳，电话由单位总机室接线员转接，都是半夜工作上的急事。我爸爸只要不出差就是白天上班，晚上看书，查资料，我从来不知道他几点睡觉，家里最多的就是书。半夜电话铃一响，全家惊醒，我爸爸接了电话就得走。冬天屋檐上挂的冰溜子一尺多长，夏天电闪雷鸣，越是极端天气，工地越容易出事故，见他缩着脖子，推着自行车就冲出门。我从小就知道那是工作，是责任，那个年代的人都非常敬业。
苏联专家撤走前夕，在东北一个重工业基地，我爸爸提出要修改设计图纸（他一直跟随苏联专家工作），大家都反对，因为是苏联专家的设计。后上报给上级领导，他们也不敢决定。后来苏联专家听到了这件事，专门过来和我爸爸见面。经过讨论，专家同意了修改方案。新的设计方案为国家省下几十公里的电缆，这事也上了报纸。并奖励他300元钱，他全部请客给参与者，他说：“活都是大家干的。”后来2、3次涨工资他都主动让给别人。那时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都高。
反右运动过后知情人告诉我爸爸：“他是内定的右派。”反右时工作组传达上级精神要大家“向党交心”，人人发言过关。他同学之间相互传递着一些消息，有人抱着为国家建设的良好心愿，可能话也有偏激，结果都记录在案，就是日后当右派的证据。我爸爸在大会上说些小事，不足以当右派，上级工作组就多次找他单独谈话，每次都被告知，“他下井了，他在工地”，没找到他，上天恩赐让他蒙混过关。
当上右派的同事就凄惨了，别说为国效力，生活都很艰难，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提起往事他痛心地说：“今天还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隔天就得划清界限，或者是人不知去向，太可怕，共产党太阴险了。”
我妈妈年轻时也是“拚命三郎”，我小时候在长托幼儿园经常是最后一个被接走，周六的晚上我趴在幼儿园窗户玻璃上，希望路灯下小道上走过来的人是来接我的。阿姨安慰我，我也知道如果我要被接走了，她也就下班了。
恢复高考后，我发现我很笨，我妈妈说：“是因为你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或者说：“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孩子智力就受到影响。”我说：“你都吃不饱，你还生孩子，你不是害我吗？”在我生孩子后，我妈妈才告诉我，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她为了救人，她给别人献血，不知道肚子里还有一个生命。不管怎样我还是四肢健全地来到了世上。
那年代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非常敬业，也爱学习，省吃俭用买书，家家都有很多技术书。我门叔进京搬家时，书不能全带走，用三轮车往造纸厂送；我爸爸让他处理书就像要割他的肉，千挑万选，其实知识老化更新早都是废品了；我家楼上退休多年的刘叔家里装修时对老伴说：“你给我留几本，让我还能想起我这一辈子是来干什么的。”那一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专研技术、对书，那种情感上难以割舍的心，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人身自由的那些 “臭老九”们 ，就是这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着一颗颗拳拳的爱国之心，饿着肚子、负重前行，撑起了祖国建设的脊梁。
栗子不好吃是苦的
为了摆脱饥饿，我妈妈要求下放当工人，这样粮食定量从每月26斤增加到每月40多斤。她下放后在总医院修理医疗设备。
一年秋天，鲁山军用飞机场（在大山里）仪器出现故障，让我妈妈去帮助排查修理，当时是机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回来带回一些苹果、核桃和板栗。我爸爸就说：“板栗留着，等过年有肉了，栗子炖肉那才好吃哪。”我就盼着过年吃栗子炖肉，我父母属于那种不太会生活的人，栗子很容易生虫子，很快发现板栗坏了，赶快剥开，除了变黑的之外，有点变色的部分都舍不得扔。栗子炖肉我是没吃着，但我知道了栗子不好吃，苦。
有一次我爸爸到山东某市开会，当地盛产花生。那年代市面上根本就见不到花生，据说是出口给外国人吃了。我爸爸在电话中暗示可能带花生回来，全家沸腾。他回来后讲述花生米来之不易的故事。
他们先内线联系，半夜起来，大家要分头离开宾馆再聚合，在向导带领下走很远的山路到达约定地点，去的人都是能背动多少就买多少（带壳），天亮之前交警还没上班就赶回宾馆，半夜起来剥花生，在回家的火车上同行人相互关照防止被乘警发现，一路上偷偷摸摸终于把花生米带回家。
我姥爷是给大财主家赶马车的（会点武功），属于被剥削阶级。听我妈妈讲：“马车后面有一个专门装零食的小木箱，他每次回家都会给孩子们带点花生、瓜子、麻花之类的。我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这么努力工作，你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我小时候生活好。”我姥爷挣钱少但还能给孩子买些零食吃；我父母挣钱多但市场上没有，买点心也要粮票，粮票就那麽多。
有个词叫“鸡屁股银行”，农村老人家养几只鸡下几个鸡蛋舍不得吃，卖掉换几个活钱买盐什么的。在路上经常看到农村大娘跨个篮子，上面蒙块布，布下面放几个鸡蛋。擦肩而过时会轻声问一句，“要鸡蛋吗？”也有成年人从身边走过说句“要布票吗？”如果想买就到一个僻静地方交易，那是违法了。也见过农村女人卖什么被抢秤抢篮子的，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
给孩子做件新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电影上的白衣服蓝裤子，那才是胡扯八道哪，别说一年就那几尺布票，肥皂票也限量啊，洗白衣服多费肥皂！
后期又出现了农民进城换大米，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农民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几袋子大米，走街窜巷吆喝着“换大米”。比如：一斤半玉米面换一斤大米，你从家里面袋里挖出几碗粗面交换大米，这也必须是有道德和信任做基础的。现在市面上有毒大米，你敢要陌生人的大米吗？从你家里拿出来的面干不干净？掺没惨什么东西？人家敢收你家的面吗？人的道德不行了太可怕，谁也不敢相信谁，谁都防着别人，最后把自己也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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