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征文】继母是我的良师
又到康乃馨飘香怀念母亲的时节，继母如果还在世，今年恰是百岁。我的生母在我仅一岁时就因病去世，八岁那年父亲与同事宋继美结婚，让我叫“妈妈”。我叫了，却心不甘情不愿；在年少的我看来，继母是“鸠占鹊巢”，取代了生母的位置。十五岁那年我离家出走，仅在寒暑假短暂回家。然而目睹了继母顶住压力禀持科学道德，我生发出对她的由衷敬佩。
1963年，我考入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听教授讲了一则新闻：“已知人体有运动、消化、呼吸等十个系统，但如今确定了有第十一个系统，就是经络。”听到如此重大的科学成就，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十分激动。教授并非信口开河，因为196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金凤汉长达一万六千字、题为《关于经络系统》的论文，还配发评论员文章，认为金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金凤汉是何方神圣，让《人民日报》推崇备至？两千多年前老祖宗认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针灸能治病，就是基于经络具有传导感应和调整虚实的功能。然而经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金凤汉是平壤医科大学教授，宣称发现了经络的物质基础，并以自己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朝鲜称这是“天才的划时代的发现”，可与原子弹及宇宙飞船并列为二十世纪三项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1964年初放寒假回家，我提及这则新闻，没想到教解剖学的父亲说从未见过“凤汉管”，教组织学的继母也说从未见过“凤汉小体”。我觉得他们太保守，连《人民日报》都肯定了，还能有错吗？见我搬出党报，他们没有再答话。
两代人的对话不了了之，金凤汉掀起的风波却让北京卫生部难堪：经络是我们老祖宗提出来的，却让朝鲜抢了先，于是下令全国医学院所都寻找“凤汉小体”。父母亲任教的辽宁中医学院自不例外，院长亲任组长；但他是“老革命”不懂学术，就请继母任副组长。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争不到的荣耀，继母却不肯担任。她说：“我从事组织学研究多年，在显微镜下看过上万张切片，从没见过凤汉小体那样的结构，这样的研究我不能参加。”院长无奈，只好让其他人先干起来。
一班人忙了几个月，制作了上千张组织切片，找到十几张貌似有“凤汉小体”。院长很高兴，但他深知这些人学术水平不如我继母，就指示：“无论如何要请宋老师鉴定，只要她点头，我明天就去卫生部报喜。”继母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片子，院长就站在后面等待她的结论。继母站起来说：“这些没有一张有凤汉小体。”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对继母说：“宋老师你再仔细看看，他们可是忙了几个月的。”继母说﹕“不必了，我相信自己的观察。”
就这样院长没能去报喜，很是失望。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好心者劝继母下结论别斩钉截铁，要说得模棱两可些。更有人说继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竟与《人民日报》唱反调。继母却无怨无悔：“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我怎么能违背科学良心，把黑的说成白的呢？”
我当时放暑假在家，不由得为她担心。继母说，科学中的真与伪、是与非，应由科学家群体来判定，怎能由党报说了算？她问我：“你是科学生，上过科学道德课吗？”我说没有，她就给我上了一课：“科学家不仅要有做人的道德，还要有科学道德，也称科学良心，这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品格。”她接着解释，科学道德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逐渐形成的的行为准则，要求科学家能够判断研究中的是非与善恶，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研究走在正确轨道上。
所幸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继母是对的。原来，各国科学家都找不到“凤汉小体”，纷纷提出质疑。金凤汉不得不承认其伪造结果而畏罪自杀，朝鲜颜面大失，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参与吹捧的《人民日报》则尴尬不已。消息传来，院长感叹道﹕“幸亏宋老师把关，否则报到北京去，这笑话就闹大了。”我耳闻目睹继母秉持科学良心甘冒风险，不由得生发出对她的深深敬佩。
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也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
文革后我考取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参与一项名为“运动与体内激素关系”的研究。我负责测定生化指标，发现不少受试运动员的谷丙转氨酶偏高，正常值为四十以下，有人竟高达三百四十。更让我吃惊的是，有的女运动员喉结突出，甚至长出胡须。我听说正在给这些运动员服用某种“营养素”，就向主事者询问其化学成分。主事者说是机密不能讲，只说该“营养素”能提高运动成绩，多拿金牌为国争光；又要我只管测定生化指标，别过问其它事。
这让我想起继母讲的科学道德，服用任何药物都不得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然而从生化指标异常和女运动员男性化，我判定这讳莫如深的“营养素”，乃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就是国际奥委会明令禁止的兴奋剂。此时的我面临两难：如果昧着良心继续参与，个人可以得些好处，但这明显是一条邪路，既违反科学道德，也违反体育道德。反之如果退出，又可能坐冷板凳，甚至被打击报复。在这两难关头，继母顶住压力不为“凤汉小体”背书的往事又浮现眼前，让我秉持科学良心，做出了不助纣为虐的抉择。所幸“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给你打开一扇窗”，我得以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步入科学研究的正途。
其实继母对经络机理是有自己见解的，不过在文革浩劫中无法开展研究。形势稍有好转，她就在1977年发表论文《肥大细胞与经络现象》，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假说，认为皮肤的肥大细胞参与经穴现象。
假说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如果肥大细胞确与经穴现象有关，那么穴位处的肥大细胞就应该比非穴位处多。然而要以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很难，因为这项实验必须在活人身体进行。可是基于科学伦理，又不能为了研究而在活体摘取组织。母亲与同事苦思冥想，终于设计出一项巧妙实验：以等待截肢的患者为实验对象，得到这些病人同意后，在患肢选取十五个穴位，由针灸师确定穴位、标记并针刺得气。实施截肢手术后，迅速取得穴位和非穴位处的皮肤及皮下组织。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穴位处的肥大细胞数量，确实显着高于临近的非穴位区。该实验为确立肥大细胞在经穴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细胞学基础。
母亲假说的诸多细节，陆续得到中外学者证实，已有上百篇论文发表。她的开创性工作，被命名为宋氏针灸肥大细胞理论（Song’s Acupuncture Mast Cell Theory），这是首个以华人学者命名的针灸基础研究的原创理论。母亲于1987年去世，所幸她的假说终于得到证实，这是对她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对我来说，继母既是母亲，也是良师，她谨守科学良心禀持科学道德的榜样，让我在人生关键处做出正确抉择。如今我年过古稀，对她的言传身教仍记忆犹新，故而在康乃馨飘香的时节写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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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