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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七、这种活生生的现实图景就是集权，就是专制，就是极其野蛮的暴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始终贯穿着反文明、反人道、反现代化的这种集权、专制、暴政的所谓大陆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照此不误地去做的。
由于毛泽东本人是以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也是搞所谓的“武装暴动”的能手，所以常常以发动大规模的和破坏力极强的人民战争为能事。这种战争不但给建政前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而且就是建成后也同样程度地甚至更大程度地阻碍了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更谈不上有利于民众福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便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仍然念念不忘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本荒唐之经。
他极其热衷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本不应当发生也根本就不应当存在的内乱，甚至在他周围为他服务的卫兵、护士、秘书之间，他也以相互猜疑、攻讦、勾心斗角、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等等为乐事。今天是我斗你，明天是你斗我；此刻我整你，他刻你整我。互相斗互相整。“与人斗，其乐无穷”，“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些都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于二十世纪留存下来的所谓光荣的遗产。
以红旗到处飘，喊声震天地、拳头高高举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为特色，使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斗、批、改、整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使得非正常化的社会生活在人们的心头布满了恐怖的阴影。
以批判并破除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招摇大力提倡“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以大义灭亲的态势，否定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基本传统和“仁义礼至信”的道德要求，儿子揭发老子，夫妻反目成仇，亲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提防，互相戕害。这件件桩桩，这桩桩件件，无一不数典忘祖，无一不灾祸连绵，无一不为害惨烈；
一人获得载桩，全家受到戕害。左右亲朋都坐卧不宁，邻居左右都受到瓜连。这种与现代司法的基本文明完全背道而驰的古代以降的堪称罪恶渊薮的株连制在毛泽东时代又加以发扬光大，又成为他娴熟运用而且是到处运用的专政工具和专政手段。株连制，这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历史性灾难的极其恐怖的手段，这是渺视人性、践踏人权、否定生命、滥杀无辜的最卑鄙、最无耻的专制护身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王朝制度所可能和必然干得出来的，以刑杀为威而保全社稷江山的镇压行动。封建王朝的株连九族之恶毒，在毛泽东时代又发展到了由淋沥的鲜血所染成的光辉的权力顶峰这一极其无耻的程度。应当知道，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株连制到了清朝末年已经被当时所进行的宪政改革所取缔，所更正，应当说，这是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法制觉悟，这堪称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进步。株连制至此本已成为并不光彩的可耻的象征、本已应当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本应从事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大搞株连制，并使这种丑恶至极的制度又沉渣泛起。大搞内查外调，劳民伤财，空耗民脂民膏，用尽一切甚至古代的帝王和古代的王朝想象不到甚或根本也做不到的卑劣手段，以整人为目的，以祸害人为目的，以既不增进物质财富，也不增进精神财富为目的，以既不给他人带来欢乐而只能带来懮愁和痛苦，也不能使自己有任何好处为目的，完全是一幅人与人之间穷折腾、胡整、乱整、瞎整的乱轰轰的闹剧。
除了株连制的实行，还有另一种极其荒谬的、肆无忌惮的抄家行为。打家劫舍，随意劫夺公民所谓的“非法”财产，并把这些天经地义地属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以这样或那样的什么名义，以这样或那样的什么托辞，以什么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先行加害于人，而后一轰而上、一次或几次地抄收、抄没这些私人财产，或用以充公，或就地分脏，或放火烧掉，或随意毁坏和随地扔弃，等等。
抄家，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和所有王朝乐此不疲的强盗之所为、土匪之所为、流氓之所为。以某种所谓神圣的名义，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内容，抄家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专政手段和镇压措施。但这却完全彻底地否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之为人的一切梦想、欲望和目标。
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幸福的内容主要是以自我财产的不断增进为其显着特色的。自我财产的日益丰富意味着幸福的极大程度的实现；自我财产的损失则意味着幸福的相当程度的破灭。财产权的丧失，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陷入痛苦乃至极大的痛苦之中。而抄家，由于其野蛮地掠夺之本性，就必然地蔑视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的财产权，并使公民个人的财产霎时化为乌有，使公民长期辛苦之努力瞬间归于白费，使公民与外界连系的秩序部分地乃至于完全地中断，最后则必然地使公民以穷困潦倒、无产无业乃至啼饥号寒为归宿。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针对封建王朝对于普通民众所可能具有的加害，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伟大的启蒙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家们以其大无畏的远见之明，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和旗帜鲜明地提出：“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
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以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傲视一切类型的专制并最终消解专制于无形；
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以其不可剥夺的气势，震慑各种各样的恐惧之感并使一切行使威胁的恐惧成为可笑的荒唐之举。
“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这是人权显示自我价值、人的尊严为自我所认定、民主与自由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铜墙铁壁，这是任何形式的强权专制不能逞其淫威、不能飞扬跋扈、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胡作非为的镇山法宝，这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五十来历经沧桑、受尽磨难的中华民族奔向现代化、追求幸福文明、企盼繁荣昌盛的血泪凝成的沉重的呼唤和嘹亮的呐喊。
必须把“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不仅仅写进《宪法》，也要写进每个人的心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地荡涤以往在中国大陆境内所发生的各种株连、抄家、批斗、游行、示众等等莫名其妙的和野蛮之至的丑恶行径。只能这样，我们才能与血肉横飞、泪水滔滔的悲惨欲绝之往昔相诀别，我们才能甩掉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形色各异、花样翻新的沉甸甸的枷锁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自我解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破除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大陆人民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而形成的阴云笼罩，而轻装上阵地奔向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广阔前程。
八、分析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是怎样的一幕幕滑稽可笑的人间闹剧。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闹剧就是把知识与知识分子，把那些从事精神创造活动与文化继承工作的所谓的脑力劳动者 ，当作攻击的活靶子，当作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当作任意蹂躏、任意打击、任意批判、任意宰杀的对象。
毛泽东在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应当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73页）。在长期的所谓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类似的话讲得甚多。他说，脚上沾有牛屎的农民，也比知识分子的知识多。到了晚年，他一边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一边又假惺惺地劝说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
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其特有的狭隘的农民草头王的心理，是不大瞧得起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这是说的客气一点，说得再实际一点，他从来都是卑视知识分子的，他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当然在个别的时候，对于个别人，他往往还是做做花架子，愿意与某个人或某些人谈古论今的，尤其是当他为着某种政治目的的实现而要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种策略的时候，但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策略，而根本就不是他对知识分子整体的一以贯之的看法和评价。综其一生，他是从骨子里极端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基于他对于权力永无止境的追求与不可让渡的把握所做的必然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知识与无知相敌对，因而也与愚昧相敌对。要施行专制主义的统治之术，要形成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野蛮之状态，就必然尽可能地排斥，甚至从根本上杜绝知识。知识成为独裁的死敌，知识成为暴政的障碍。
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由于对知识不断地自我积累和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本性，由于其自由和独立的能够不受外界强力控制而自我表达的特点，便不能不成为历代封建皇帝、历代大大小小的和名目繁多的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在他们看来，必须彻底拔除之而后快，此事对社稷江山的稳定事关重大，除非那些有些知识但却紧紧地依附于统治者、坚定不移并且心甘情愿地追随统治者的徒有虚名的知识分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人已经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了，他们顶多应该被称作御用文人、御用历史学家、御用科学家、御用作家、御用谋士，等等，总之，这些人必须是御用的，亦即必须为统治者摇唇鼓舌、拿鸡毛当令箭、摇旗呐喊，或作以诠释性的注解和奴颜婢膝的赞颂之类的工作的。这些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御用的帮忙者们、帮闲者们，无疑已经堕落成为统治者们的并受他们欢迎的应声虫和形色不同的走狗。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胁迫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已经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他们丧失了良心，社会的普遍的良心也就顺其自然地大大地变坏了。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无疑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复兴。
知识分子作为整体，为统治者所不容，也为现代的君主——中国大陆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航手”毛泽东所不容，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毛泽东咬牙切齿地痛恨知识分子，毛泽东横眉冷对地看待知识分子，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地围歼知识分子。用毛泽东自己在其漫长的历史经历中所说的话来讲，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利用、团结、改造”，就是要把他们与“工农兵”相结合，直至完全“脱胎换骨”为止，直至彻底被消灭为止。尤其对人文知识分子，则毫不手软，真可谓该出手时就出手，亦即出手大方地大打出手。从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实质上这是最大程度地缩编文科院校和文科系部的有组织有预谋地围歼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国范围的行动，接踵而至的是各种类型的胁迫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向人民交心”，“向祖国交心”的轰轰轰烈烈 、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行动。再接着而来的像抓“胡风反党集团”案，抓“右派”，“四清”运动，进而把几乎所有文科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地流放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到后来共产党自己也不得不全盘否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后来——总之，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却根本解决不了。知识与知识分子被整得灰不溜秋，死去活来，活不得活，死也不得死，当然，许多许多的文科知识分子还是以跳楼、投河、上吊、吃毒药等自杀的方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至到一九七七年大学又恢复招生考试时，全国也没有几所文科大专院校。文理科院校严重失调。文科学生想上大学，除了仅有几所师范院校和外语学院之外，几乎无从选择。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几千年的招生制度所能目睹的为数甚少的怪现象之一。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科知识分子的虐杀最明目张胆的表现就是像康熙、乾隆、雍正年间所搞的那些悲惨的“文字狱”。可以说毛泽东自建政后，一直没有间断过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文字狱大的有若干次，小的文字狱则比比皆是，不可胜数，简直多如牛毛。
五十年代中叶，文艺理论家胡风为繁荣文艺创作而上书三十万言，被毛泽东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六十年代初，小说《刘志丹》出版后，作者及相关出版人员被内查外调，隔离审查，受株连者众，受迫害者众；一九六六年抓出所谓的由邓拓、吴、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以姚文元惯有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笔法将之诬蔑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党的“黑窝”，并由此拉开了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序幕。
如此等等的文字狱，以其不可战胜的极其恐怖的威慑力，席卷了中国大陆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同时把死亡的黑森森的阴影遍布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遍布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你不是写下什么了吗？那么白纸黑字就是你铁证如山的罪证。你不写，倒可能没有什么灾难，而你一经思索 ，并把你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么你就无可逃避地面对着塌天大祸，你就得面对着警戒森严的狱墙，你就得被流放到不毛蛮荒之地，甚至还有枪膛上的准星在瞄准着你，甚至还有疾速飞驰的子弹在欢迎着你。那么你就只好与死神相依为命了。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祸从口出，祸从笔出。换句话说就是，写作即犯罪。不写作，不犯罪；写得少，犯罪轻；写多少，就犯多少罪。
毛泽东就是以如此的思维方式彩排他否定、迫害、蹂躏并杀戮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闹剧的。他果然得到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近彻底剿杀所有类型文明的成功：哲学的贫困，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以其庸俗化和劣质化为特色；文学的荒凉，触目可见，除了干巴巴的、图解似的说教和宫庭似的随风唱影、歌功颂德之篇什外，毫无值得夸耀之处；历史成为强权政治的御用工具，竟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时随地加以篡改、不受任何限制地加以增删，或者竟可以颠倒黑白地为所欲为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乃至丧心病狂地编撰和伪造；教育领域成为谎言生成和扩大的集散地。童心被神圣的政治说教所浸染，被流行于世的谎言所浇灌，童心丧失作为童心的本质特征，亦即孩童般的纯洁快乐和不枉真实的意趣均遭到毁灭性地戕害，等等。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手制造的规模广大的和意义深远的文字狱，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脑所施行的一次又一次的阉割手术，从而切断了中华民族与文明进步之象征的文字所具有的千丝万缕之联系。中华民族只能在匮乏文学、匮乏思想、匮乏一切文明的情况下苟且偷生。谁能说中华民族不能无知，谁能说中华民族不能愚氓？且看毛泽东无穷无尽的文字狱，就可以作出明晰、准确而且客观的回答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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