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这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84毒祸”再次激起中国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愤慨，此日军遗留下来的毒剂竟造成36人住院，2人病危。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在8月12日声称对此事件“非常遗憾”，却并没谈“道歉”、“谢罪”或者“赔偿”之类，由此在网上激起新一轮抗议浪潮。
这确实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从1937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在后来的“中日索赔”中，江苏南京、湖南常德、河南洛阳、辽宁沈阳、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义乌崇山村、云南保山隆阳区，这7个地名成为7个著名的“索赔符号”，当人们一旦提起“南京大屠杀”、“八一三事变”、“九一八事变”、“日军731细菌部队”、“日军第11集团军”等敏感字眼时，无不群情激愤。
我就曾深刻体会过这种激愤。2002年4月～2002年9月，我在湖南常德住过5个月，在这个以“芙蓉王”、“芙蓉后”、“白沙”等香烟和像张君这样的狂暴份子闻名于世的城市里，有着更为巨大的历史遗产–1941年11月4日的“常德细菌战”。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在那场细菌战灾难中，有15000名常德人死亡，现登记在册的有名有姓的死者就达7500多人。每一个到常德去的人，都会记得在“诗墙”的旁边，有一座著名的“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的面前，“常德细菌战”成为常德人永久的噩耗。
常德最有名气的大学是常德师范学院，在这里我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知晓了一个连日本政府都非常头痛的人–杨万柱。杨万柱曾任湖南常德市副市长，在他任职期间，常德市曾出资5万元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书籍，任职期满之后，他被调到常德师范学院任细菌战争罪行研究所所长，向学生讲解了“常德细菌战”的大量细节。而另一位令我比较钦佩，也是我以“社会活动者”身份旁听得最多的教授–教“西方政治与经济学”的黄向阳教授，也曾在讲解“中美关系”时提到过“中日关系敏感于中美关系”，继而对“常德细菌战”中的日本责任提出强烈控诉。
后来我去了西藏，没来得及理清“中日索赔”的复杂性，在云南保山途中也遇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整理，挑出日本侵略战争和历年来“中日索赔”的部分，严重地发现中共专制制度之下的所谓“索赔”都已成为一张牌的事实。在此，我谨从三个方面给予揭露，并呼吁中国重建“中日索赔”的基本原则。
（一）“中日索赔”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严肃的历史问题，不是现行中共专制制度抵制日本民主制度的工具。
“中日索赔”所煽动的狭隘民族主义极其有害，诸如近年来的网络签名运动，竟有人借此问题大言“拒买日货”、“预备东京大屠杀”、“强奸深田宫子、藤原纪香”、“对待日本猪，不要讲理性”，并把这些当成是“发扬抗日时期的作风”，这种群体性的盲动，除缘自大陆教科书、社论、电影、电视剧和一些抗日歌曲的疯狂洗脑之外，更缘于中共专制政权对这种盲动的利用。
“中日索赔”是个严肃的历史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索赔的实质意义所在–即，承认民族昔日的侵略真相，倡导民族自觉的精神。但“中日关系”却有着更大的意义。
现今的日本是一个宪政民主之国，它历经了非常艰难的改革之路，诸多方面令我们仰止。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作为亚洲最为世界所痛骂的专制国家，我们应自感国家的破败正是源于专制，而非侵略。因此，破除专制，向日本借鉴民主经验，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才能搞好更为长远的中日关系。然而，现今的“中日索赔”已成为一个外交筹码，成为煽动中国人抵制日本民主制度的工具，成为蒙蔽、转移“中共专制”这一特大事实的重要手段。
破除专制，是我们最大的出路；抵制民主，是我们最大的陷阱。基于此，我支持国人的“中日索赔”；但我更希望在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去大量了解日本的转型历程。这个工作，共产党是不会去做的，唯有依靠中国民间的自身努力。
（二）“中日索赔”涉及的抗日战争必须遵循历史真相，所谓的“共产党英勇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战，对日妥协”是天大的谎言，我们不能将此恶劣伎俩当作中共专制制度抵制台湾民主制度的工具。
谎言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专制本质之一。8月2日，对党史研究了几十年的郑贻春教授发表了《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谎言”一项中，就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实行游而不击的战略方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极尽虚与委蛇之能事。
毛泽东及其所率领的工农红军，即八路军基本上是见了日寇就撒丫子逃跑，立即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但在宣传上却不遗余力，把自已打扮成无比坚定的抗日力量，对正面战场上英勇抗日的国民政府军和国民政府，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从来就不合作，一心一意地谋求自已的发展。”
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建政以后，中共又长期在历史教科书、史学论文中丑化蒋介石，诬指他“消极抗战，对日妥协”等等。今天，翻开辛灏年教授出版的记录国共两党真相的《谁是新中国》和主办的《黄花岗杂志》，我们不禁要大喝一声：那些把并不属于自己的功劳硬望身上捞的人是可耻的人，是用意可疑的人，是千方百计抵制台湾民主制度的人。
今天的台湾，在走完了1947年～2000年的十个民运阶段之后，其民主制度可谓根深蒂固。如果我们在“中日索赔”当中，一方面强烈控诉日本侵略战争，但一方面又被共产党说教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并拼命抹杀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功绩，那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恶劣的、别有用心的抵制伎俩。
（三）“中日索赔”涉及的日本侵略战争是惨绝人寰的军国主义的暴虐战争，破除军国主义要从破除军政府开始，否则谈不上是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
国人痛斥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所谓“军国主义复生”，诸如“日本的总理每年都要三番五次地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些战犯，随着美国的军事帝国的地位的形成，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条走狗的日本，肯定会走向军国主义”，这就严重地暴露了国人跟中共同样的思维–“假想敌”。制造敌人从来都是中共借以自卫、进而扩张的手段之一，这种理论性的谎言如今竟成为全社会的谎言，国人把美国假象成军国，把靠拢美国现代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也假象成军国。所谓“贼喊捉贼”，其实中国自己就是军国。
中国大陆政府所实行的并不是文官制度，其实质便是军政府。郑贻春在《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欺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已达半个多世纪的谎言”一项中，就从大陆政府人员的组成结构方面详细论述过“军政府”这一事实，并继而谈到“中国自己就是军国”的事实：“军政府对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制，以高度命令体制把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甚至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都统统地纳入到大一统的兵营式的军事战车上，而向着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开足马力地狂奔而去。”
军国主义是崇尚暴力的暴虐思想，是任何专制国家得以维持统治的本质思维。国人千万不要把军国的历史想成是中国1949年～1976年的历史，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处于军国当中，而且是处于更为人所不察，但更为深入、更为严密的军国当中。我们反省日本侵略战争，却不反省中共的“六四北京大屠杀”、镇压民主党、镇压法轮功、镇压民间宗教组织、镇压民间维权组织、镇压政治异见人士，这种如此片面、如此“一致对外”的反省是浅薄的反省，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军国根源的反省，是迷信自我暴力、忘却现实血泪的扭曲的反省，是不负责任的愚昧的反省。
──原载《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