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23. 大刮共产风，贻害亿万人
从1958年开始，中共大刮共产风，随意征用和没收人民房产，强迫人民搬家迁徙。1961年，虽然中共意识到自己做得过分，发起纠错，将大部分非法征用和错误没收的人民财产归还原主，但许多房屋遭受破坏，拆除，没有赔偿，被赶往外地的人，不少已客死他乡。笔者父亲只是一个小商人，按中共的阶级划分，还属于团结对象。尽管如此，父亲的住房在五八年仍被强行征用。我们一家人在几年间数次被迫搬迁，住草房，工棚。笔者从小就尝试到颠簸流离之苦。
毛泽东在世时，中共的共产风时强时弱，从未停止过。最典型的是上级政府随意征用下级政府的劳力和资产。例如，一个人民公社要修一个水库，原则上应当由受益的生产队出钱出力。可是，不能受益的生产队，当时普遍也要同样出钱出力，而且事后没有补偿。当然民怨沸腾。在政治高压下，人们敢怒不敢言。
从生产队核算到大队核算，在各生产队自然条件(土地，水源，森林，果园等)，基础设施，劳力资金，生产水平等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实行穷过渡，也是共产风的体现。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破坏生产力。想吃大锅饭，最后没饭吃。
24. 煽动浮夸风, 祸害全中国
毛泽东心胸狭窄，好高骛远，喜听奉承话，导致中共官场和新闻界普遍阿谀奉承，浮夸成风，至今不衰。
毛泽东1958年头脑发热，动员数千万人上山砍树，毁林炼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甚至庄稼成熟了无人收割，粮食烂在地里。各级各地官员为了讨好毛泽东，纷纷逢迎拍马，报喜不报忧，大放“政治卫星”。将炼钢成果夸大十倍甚至百倍向上汇报。本来只炼出一些废渣废毛铁，却吹嘘炼出了高级合金钢。最糟糕的是农业上的浮夸，今天有人报告亩产一千斤，明天有人报告亩产一万斤，后天有人吹嘘亩产十万斤。像钱学森这样的御用科学家甚至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毛泽东的浮夸风推波助澜。谁吹的厉害，谁就成为“敢想敢干”的政治明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放“政治卫星”，许多官员不惜一切手段弄虚作假。例如，把一大片已经成熟的稻谷强行移种在一块田里，然后叫上级参观，让记者拍照报道，亩产多少万斤。天方夜谭之事，有理性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破绽，但毛泽东穿上了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把骗局揭穿。
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对“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表示深信不疑，并且把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叫做“观潮派”、“算账派”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正当毛泽东询问“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的时候，农村已经普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但毛泽东认为，既然是“大丰收”，农村中叫喊粮食紧张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真像并把粮食“挖”出来；既然是“大丰收”，增加征购、减少销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毛泽东又采取了高征购和“反瞒产”的法西斯措施，夺走了农民最低限度的口粮，并坚持搞“大跃进”和种种“大办”，强迫人民进行超强度奴役性劳动，导致数千万人被累死，饿死，斗死。饿殍遍野，“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毛泽东本身是患有狂想症的浮夸头，所以浮夸风长期肆虐中国。无论是扫盲，绿化，改土，兴修水利，多种经营，学雷锋做好事，斗私批修，学大庆学大寨等，都充满浮夸风。中国人大都学会了浮夸，胡吹乱诌，损人害己。
25. 按“阶级成分”把人分等，将中国变成斗人场
毛泽东和共产党夺取江山之际，就已开始把人按“阶级成分”分等。窃据江山登基以后，更是用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将“阶级成分”固定下来，把人民放进“格斗场”，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阶级斗争和阶级屠杀。毛泽东向罗马贵族那样，“坐山观人斗”，嗜血成性，残酷透顶。
元朝统治者把人粗糙地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的汉人，男方的汉人)。毛泽东进而把人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资本家，商人，工人，革命干部，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其中又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富裕中农等，五七年反右以后，又多出一个“右派”成分。六十年代开始，将各种人归纳为“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二十一种人”等等。文革期间，又将“黑五类”同资本家合并为“黑六类”。毛泽东这个先占山为王，后打下江山的土皇帝，对人的划分极为精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元朝统治者将人分等的思想。
毛泽东和共产党将“红五类”作为依靠对象，将“黑五类”作为打击对象，即阶级敌人，将其他的人大都作为团结对象。红五类可以随意打骂侮辱批斗黑五类，剥夺黑五类的各种权利，甚至屠杀黑五类。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先揭阶级斗争盖子，也就是先拿黑五类开刀。文革期间，到处发生大规模将黑五类打死，活埋的惨剧。在广西等地，甚至将黑五类杀死吃掉，惨不忍睹。
黑五类不能转换成红五类。即使是摘帽黑五类，也是属于监控对象。但红五类或其他人，很容易变成黑五类。如刘少奇本是国家主席，红到了极点，因得罪了毛泽东，一瞬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成为黑五类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间呼口号时，将“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笔者的一位亲戚，本身是贫农，在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编了一句顺口溜：“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随即被打成“坏分子”。他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骂，饥饿和冷冻等各种残酷折磨而自杀后，还被毛共罗织上“畏罪自杀”的罪名。毛共每次总是拉一大批人，打击一小撮人。不少人今天斗别人，明天遭人斗。到头来，大批人遭受整肃。毛泽东将人按“阶级成分”分等，挑动阶级仇杀，以整人害人为乐，其残酷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6. 血统论挑起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不仅用“阶级成分”将人民分成若干等级，还要儿女继承父亲的成分，以保证各种人后继有人，使阶级斗争不致中断。毛泽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奴隶主的衣钵：奴隶主的儿子是奴隶主，奴隶的儿子是奴隶；贵族的儿子是贵族，平民的儿子是平民。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流传全中国的对联，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荒谬透顶的“血统论”，也反映出共产党及其八旗子弟得意忘形，妄图永远坐江山奴役人民的统治者心态。“红五类”子女常常对着“黑五类”子女大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洞洞。”“狗崽子”(即黑五类子女)从小就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中，没有尊严，没有地位，受尽歧视和凌辱，甚至被虐杀。
黑五类子女再聪明，再刻苦，成绩再好，德智体全面发展，也难以评上“三好学生”，升学机会常常被剥夺。人品再好，才干再高，也得不到重用。许多黑五类的儿子和孙子，娶不上老婆，一辈子打光棍。
为了维护血统论，毛泽东之流在文革期间还残酷地枪杀了年轻的民族精英遇罗克。文革初，遇罗克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他在四中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等优秀文章。他用极为理性的观点，简单明了的驳斥了血统论的荒谬，同时极有说服力地例举了一些国际共产主义先驱的个人出身和信仰，都有勃于血统论。他的文章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有人支持他，也有人谩骂和恐吓他。1970年，遇罗克被毛共政权枪毙。遇罗克家人的遭遇也极为悲惨。毛泽东扼杀了无数象遇罗克这样的民族精英。
中国未来的民主政府应当修建一座遇罗克纪念馆。其中要塑造一座遇罗克的雕像，让后人敬仰。同时要在遇罗克雕像前面修建一个毛泽东的跪像。让毛泽东象秦桧一样，受到千秋万代唾骂。
27. 株连制度野蛮透顶
“一人犯法灭九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株连制度。毛泽东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灭九族”之说，但也推行了各种株连制度，也是非常荒唐野蛮的。
如上节所述，“血统论”对于“黑五类”子女而言，就是一种株连制度。“黑五类”被打入另册，遭受非人待遇，殃及子女。配偶通常也受到牵连。如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其妻子新凤霞也被迫害致残，瘫痪在床，受尽折磨。除非配偶落井下石，配合统治者揭露当事人的“罪行 ”，宣布同当事人“划清界线”，并同当事人离婚，否则，必然遭受残酷打击。毛泽东这一招充分唤起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导致夫妻反目，家庭解体。
被打入另册者的配偶和子女通常一块儿被称作“反革命家属”，“劳改犯家属”，“右派家属”等等受到监控和打击。
如一个人的三亲六戚中若有被“关，管，杀”者(被判刑入狱者，被管制者，被判处死刑者)，他的生活和前程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他在升学，就业，提干等方面都比别人低了一筹。
在政治路线斗争中因跟错了人，排错了队而受到排挤打击的也非常普遍。如高冈，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遭受毛泽东整肃后，一大批人都被清查打击。
28. 民主党派花瓶化
中国有所谓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这些民主党派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共夺取政权之际，曾大力抨击国民党，支持共产党，为共产党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夺取江山后，为了笼络人心，将它们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让它们加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给予一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高官职位。五七年反右以后，毛泽东将民主党派全面排挤出政府机构。但为了骗取民心和国际舆论，毛泽东让民主党派形式上保留了下来。不过，毛泽东将他们儿化，矮化，花瓶化。他们必须尊奉中共为老子党，接受中共领导，按中共指挥棒行事。他们的纲领，行动，组织发展，人事安排等等都受到中共严格控制。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是共产党员，由中共委派。所以，民主党派通常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左得出奇，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制衡功能。
29. 新闻系统喉舌化
中共上台以后，全面取缔私人报刊。将新闻系统官方化，喉舌化。整个新闻系统完全成为中共的宣传机器。毛泽东和共产党可以随意利用新闻系统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毛共实施了一整套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新闻事件一律不得报道。所以有人说，中共的报刊除了出版日期是真的以外，其他一切内容都可能是假的。为了推测事件的真实性，人们往往要从侧面甚至反面想。例如，中共宣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
时候，人们就会想到出了什么问题；中共号召要安定团结时，人们就知道出现了分裂；中共宣称连年大丰收之际，人们根据粮油副食布匹的紧张程度就猜到必定有歉收；中共宣称莺歌燕舞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哀鸿遍野的惨景。
笔杆子和枪杆子，都是中共的命根子。中共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控制民心。中国的新闻系统完全丧失了公正报道新闻，揭露阴暗面，揭露腐败，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功能。直到毛泽东死后二十多年的今天，这种状况几乎没有改变。最近的萨尔斯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共为了一党私利，长时期对萨尔斯病视而不见，隐而不报，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和人类健康。但是，中共可以控制新闻，却控制不了萨尔斯病毒。中共的新闻控制导致了萨尔斯病在广东，香港，北京和山西以及全中国泛滥，并传染到加拿大，美国，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几十个国家，引起全世界恐慌和愤慨。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都遭受异常重大的损失。中共，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都大损。
30.重用和纵容坏干部
毛泽东历来主张“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由他确定的“左”倾路线和一系列相应农村政策，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不择手段完成任务和从中谋求私利、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干部带头贯彻落实的。
毛泽东不仅坚决支持鼓励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地、县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而且多次表态要保护那些紧跟他的部署而习惯于蛮干胡来、肆意残害无辜的农村中下层干部。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泽东就以要靠农村干部收粮食为理由，不许对作风恶劣的人“搬石头”，说只须批评一下，作个检讨就可以过关。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安徽省灵壁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因遭受风灾和谎报亩产等原因，已饿死不下五百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正陷入狂热的毛泽东，并不立即相信和重视这类问题，只要求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去调查“是否属实”，“酌量处理”。同年十一月，中共云南省委因农村发生严重死亡情况而写出检查报告，承认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说特别是经过“反右斗争”和“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份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省委对问题分析和处理，却仍然舍不得惩办和消除这批贯彻“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得力基层骨干。接着，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众来信又送到毛泽东的手中，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许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干部反而被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要求上边派人进行调查处理。毛泽东明知农村问题不少，却偏要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处理时不要使那些“犯了轻微错误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5％以内的违法乱纪的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
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有意保护下来并一再加以纵容的一批无恶不作的干部，在继续贯彻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反瞒产运动”、“反右倾斗争”和“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都大显身手，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主要是农民死于非命，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
毛泽东纵容坏干部采取了野蛮血腥的法西斯手段残害农民。例如：扣饭和开除饭籍(扣饭，就是只给吃一点饭；开除饭籍，就是不给饭吃)，捆、绑、吊、打、罚站、罚跑，罚冻，罚晒，跪炭渣，拔头发，割耳朵，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坐老虎凳、锥屁股等，甚至采用了熬人油，披羊皮牛皮(把羊或牛杀后，将皮剥下来带血贴在人身上，待血干后再将皮揭下来，活活把人揭死)，活埋、上绞刑架等残酷透顶的刑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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