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有网友说我的好多感叹的乃典型的儒家话语，这是不错的。孔孟仁智之人格核心、忠恕之人格立场、弘毅进取的人格态度，皆不愧中国人的人格典范与道德楷模，素为我所推崇。我一直认为，只要把普遍的道德价值与特定制度所规范的行为准则区别开来，把”修身”与”治国”两种原则区别开来（徐复观阐述过儒家修己与治人两种原则），古典儒学作为一套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价值体系，与民主不仅可以相容并行，而且可以优势互补。
但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存在着一大致命缺陷：立足于理想性的扬善功能而缺乏制度性的防恶措施，同时，虽有浓厚的民本色彩，但缺乏对个体的权利、价值的关怀和强调。儒学尊君，因为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所以仍然属于一种”大集体主义”（所谓大集体，指的是国家、民族、社会、党、虚拟化的人民等）。
大集体主义是一切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有史达林、毛泽东式的前社会主义和邓小平、江泽民式的后社会主义等不同）都是大集体主义形形色色、形异实同的变种。不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党主专制，不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威权专制，都是大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只有大集体才具有最高最大的价值。一切与大集体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
大集体主义视人为一种手段，认为民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国民与大集体的关系以大集体为中心，如林彪所说”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大集体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强化国家宏观控制；在政治上，以大集体（党或国家）利益为至高利益，以国家价值为唯一价值。大集体成为有着自身偏好的自主的行为主体，大集体与个人非此即彼，两者在权力关系上属于零和博弈，表现为大集体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侵蚀以致取消市民社会。个人的权利、自由都消失在大集体无所不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老枭在人生哲学方面受过孔孟之道的滋润，但庄禅似乎更合我的胃口。庄与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思想，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境界上则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对人生、生命、自然采取肯定的态度，都对黑暗政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都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只不过这种独立和自由不是通过积极、正面的抗争而是通过审美态度去获取，所以有时又带有消极、逃避、自我麻痹欺骗的味道。但在自由活泼、张扬个我、强调个我、率性而行和维护人的尊严方面，是对儒家大集体主义的一种反动或说补充，并且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些思想款曲相通（顺便说明一下，我推崇孔孟进取、弘毅、利他之崇高人格，但坚决反对把这种典范人格作为一种公共要求和治国之道；我倾心庄禅逍遥、自由、唯我独尊的人生态度，只是对腐朽政治黑暗环境，我一面躲进审美境界中寻得人生的安慰生命的乐趣，一面又进行积极、正面、大无畏的抗争。我是以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国士和独知自许的。说我是传统儒家的士，是自由主义者，是民主志士，是当代隐士逸士，都对，又都不全面。老枭出儒入佛，亦道亦禅，非中非西，”打一物即不中”也）。
个人主义乃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进入汉语语境之后，一直受到国人无意的误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意曲解，成了极端自私的同义语。英-史蒂文-卢克斯的《个人主义》一书（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对个人主义的起源、基本涵义及在多种思想领域表现的不同形态进行了一番清晰的梳理。个人主人特别强调人的尊严，在个人主义十一个基本概念中，人的尊严被史蒂文-卢克斯放在第一位，强调单个的人具有至尚无上的价值和尊严。书中引用康得的话曰：
“理性的存在叫做人，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他们就是目的本身——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从而限制了对他们的一切专横待遇（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主观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对我们有价值的行为的结果而存在：他们是客观目的，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替代的目的，一切其他的目的只能作为手段为他服务；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
在西方，产生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思想史上一次伟大变革，从此，人取代神成了世界的中心和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道德、社会生活无不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是天上地下唯君（国家的代表）独尊，现代党主专制社会则是天下地下，唯”党”独尊。人从来只有工具价值，不是君的工具，就是党的工具。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本就先天不足，至今仍属希缺资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则仿佛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评价。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精神已成为普世价值的时代，人依然是一种手段，为了国家、民族、党、社会及虚拟化的人民等大集体的利益，乃至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城市形象等等，国民个人不断被要求弃私利为公益，弃小家顾大家，被要求作出各种各样的奉献和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结果如何？别的就不说了，中共执政半个世纪，和平年代，仅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数以亿计，牺牲够巨大了吧？换来了什么，社会依然落后，国家依然”发展中”，大多数国民生活依然毫无保障，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社会道德濒临崩溃，痛苦指数逐年攀升，贫富分化、官民矛盾愈趋愈烈，中共早期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依然遥遥无期。
何以付出没有回报，何以种下红豆总是收获荆棘？答案显而易见。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之上的特权统治严重败坏了官风士气、社会道德，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萎缩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能力。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一切大小集体的利益最后都会落入特权分子的腰包和口袋。党、国家、民族、人民等大集体概念都成了党主（古代则君主）及其统治集团藉以压迫民众、镇压异己、巩固权力、谋取私利的工具，所谓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都成了特权利益的代名词，不但不能代表民众利益，不是每个人利益的总和，反而与民众利益、个人利益互相对立、矛盾和冲突。
一个千疮百孔的蓄水池是难以把水蓄满的，进水愈多，漏洞更多更大。君不见，多少资产从全民所有变成国有、党有，最后变成官有？君不见中国已成为官僚腐败大国和资金外逃大国？君不见多少为国家作了一辈子贡献的劳动者最后一无所有，绝大多数民众沦为弱势群体，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集中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特殊群体身上？
自由主义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线，个人主义的个人利益，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原则。所以人人珍视自由而人人自由皆得保障，人人争取私利而人人利益皆得维护。而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大集体主义恰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因为在这种社会里，少数人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自由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不自由之上的，少数人的私利暴利是依靠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压迫获得的。专制制度造福了特权阶级，其孳生、派生、衍生的恒河沙数般的社会问题，遗下无穷祸患，则要让全社会来承担。
国家、民族是由一个一个小民小家组成的，国家、民族利益与小民小家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胡适之说得好：”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老枭补充一句：一个同胞的尊严受到侵犯，便是全体国民的尊严、整个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为别人争尊严，就是为自己争尊严，便是为国家争尊严。就如《马太福音》所言：”这些事你们作在我这弟见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为我身上”.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其实是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反动，有助于颠覆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所以对我大批”犬儒””帮闲”、弘扬儒家理想品格的言论颇有微词。殊不知对于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犬儒主义的消解作用毕竟作用太有限而且是负面的。不能用崇高的精神品质来要求每一个人，然而，如全社会都不存在这样的精神道德了，被”犬儒主义”一统天下了，那也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任何事业都需要有一批能够”跳出来”的人，民主事业需要千千万万普通人、精明人的参与，但它更需要有那么一些能够突破超越自我”不哭家穷哭途穷”的、真正着眼于”大集体”的傻子，那么一些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敢于率性、勇于抗争、乐于利他的傻子。对此傻子精神的境界，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有人问一位禅师什么是禅，禅师答曰：寰中天子，塞外将军。禅和自由主义都强调个人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绝对主宰。如果大多数国民都懂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是”寰中天子，塞外将军”，天子将军（或领袖主席）们就不能再为所欲为耀武扬威侵犯人权了，专制主义就灰飞烟灭了。
我很喜欢释迦牟尼的庄严宣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的价值至上，”我”的权利至上。这个”我”，是佛陀，是老枭，也是世间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随着越来越多有着正常需求欲望的普通民众从卑微琐碎的生活中睁开眼晴挺起腰板昂起头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一个民主、自由中国终将喷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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