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谈到钱上的事，我就有点发晕，一向缺少应有的反应，即使穷得头皮上什么都不长，能敲出银子相磕时咣咣咣的响来，也是无谓的事。2004年，几个朋友来会，才让我有了点触动与想法。
七月份，《北京文学》的关圣力先生到我家作客，说起来工资，问起我月薪多少，我告诉他多少多少，并说前些时居然有一条这样的“新闻”，题目是“总参少校月薪1500元”，指的就是我这类的“公务员”。而北京一个孩子上托儿所每个月就要花900块，这么点钱可怎么活啊？
他感叹不已。称中国人的工资一定有问题。他儿子在外企，一个月万把块，他才两千多，半年的薪金尚不抵人家30天忙的。说得我心头发了热，记起一位朋友，是在《21世纪经济导报》做记者的，他也曾对我说，现在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块左右了。此前他从《法制日报》跳槽出来，就是为了“抓现金”，这下儿大概是抓着了吧？他忙上二三十天，相当于我这个还在“体制内”拿工资的人365天工作报酬的总和，我的工资不过千把块而已，那还有不满足的吗？当然不满足。要知道，1981以来，“没有见过有哪一个人是靠工资致富的”（晨海）。北京的房子，三环以内都到每平米一万块了，死拿工资的人，不衣不食，钱全存上，要买个仅仅够住的80平米，需多少时？六七十年。下辈子去了。即使拿一万块，要买个像样点的房，没个一二十年时间，还打不住。单房子就这样了，别的可怎么办？人要拿多少工资才合适？
起码在北京是没个底的。多少都不为多，只要是“明面儿”上的。有人曾作过统计，1949年以后，大学毕业的“小知”们，每月都是四五十块钱，熬多少年，不过六七十，这样子一直到1985年前后，延续三四十年，都不带有什么变的。五十多年来，中国都没有一部工资福利法。1956、1985、1993年，倒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过三个“粗线条”文件的，但无一不是表义含糊的宏大概念，谁也说不清它们是根据什么制定的，为什么要这样制定等等。就是到目前，一般人工资条上包括的名堂，也都是这么一些名目：职务等级工资、基础工资、级别工资、保留工资、工龄工资津贴、岗位津贴、职务补贴、地区补贴、伙食补助、福利补助、考勤考核奖、高出保留、保留津贴、书报费、交通补贴、通讯费、住房补贴、医改补贴、保卫津贴、生活补助……追究它们背后真正的意思，谁能不晕掉？单拿“住房补贴”来说，多者三五百，少者数十元、一两百，在北京、上海这类的特大城市，能起多大作用？高了来算，五百一个月，一年六千，五十年三十万。五十年内买不起房子不说，单说三十万，它是个什么概念？在北京三四环内，目前只够买二三十平米的房子。按着现在的标准，辛辛苦苦一辈子，那些“职业稳定”的人，才到这个水平！倘使一家有一个失业、“下岗”的，再带一个孩子，又怎么说？所谓“住房补贴”，为什么就这么多，应该是多少，五十年后三十万，这五十年怎么办，难不成重头活一次等等，制定政策的人想过没有，又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前的状况也有一比。从20岁就什么都不干，惟事写作的刘绍棠，靠着1950年代出过的四五本小说，不仅买了小院子–住所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院子里五棵枣树、五棵槐树，当时只花了两千元，而且其他一万七八千元稿费，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利息两千左右，平均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十二级（比现在的司局级高半级）干部”的工资。所以能坐吃利息20年，到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改正时，银行存款尚有两千多。这对今天的作家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因为那时的稿费，“相对价值”很高，后来时代变了，物价十几、几十倍地翻转，稿费却没见长。我这类的，就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单单靠稿费，谋生谈何容易？刘绍棠那几本书的印数也不是很高。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6.3万册（稿费约1800），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4万多册（稿费约2000），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6.8万册（稿费5000多），中篇小说《夏天》10万册（稿费约8000），加一起27万册，和我的几本书长篇小说《在喊叫中融化》，文化随笔、散文集《灰色地带》、《不死的光芒》、《另类童话》、《精读老舍》等，正版、盗版的数目差不多。把我的稿费折算成那时候的，连两千元都不值–他那种规格的院子，即使在北京远郊，也得两三百万。
而刘绍棠的稿费在当时尚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可能是“咱们领袖毛泽东”。据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第532页上，影印的一张1960年度《毛主席稿费清单》显示，主席每年的稿费收入20多万。第511页又说：毛主席的稿费存款，在1950年代即达到100多万元。主要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国内、外一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余亿，至今大概也只有金庸比得，所以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文革”后期，主席病重期间，江青曾向他要钱。老人家就从自己的稿费中，签字同意提出3万元给了她。
在当时普遍的“干部”月工资都在五六十徘徊的情况下，3万就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数位了。至于临时工、“下岗”者和占人口总数90%的、没有工资可拿的广大农民状况如何，那就只能靠他们头上的天，长着一只什么样的眼睛了。
当然，谈刘绍棠等人稿费问题的目的，不是说1980年以前的日子就比此后的好，现在每况愈下，需要回到过去的状态里去，不是这样，相反，那种状态实在太不正常了，我们不仅不能回去，而且要改，因为同样的“人才”，完全可以自立，却由于人为设定的因素，比如五十年都不太怎么变的稿费制度限制，过去能活命的刘绍棠，放在今天就不一定，不改怎么行？文化事业由谁来创造与传承？再说工资，它真正有所改变，也是到1993年以后，大城市里的“工薪阶层”，月收入突破了“百”，而上升至“千”，后来一路看涨，物价随之飚飞。依照国家统计局数位显示，到1999年时，全国“工资总额合计”为0.987545万亿元，2000年为1.065919万亿元，2001年为1.18309万亿，2002年约1.2万亿，都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2%。
有人要问了，我们一年创造的价值中,剩下那10多万亿跑哪里去了？
刨去教育经费（GDP的2-4%。很少有超过4%的年份），刨去养老、低保、失业保险等资金（GDP的2%），刨去军费和政府办公开支，刨去核算中的水分，起码有八九万亿去向存疑，这包括了公费吃喝、旅游报销的，养轿车、养住宅、养情妇的不等。经济学家李志甯撰文认为，这几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增加额都比本年的“工资总额”多出来不少个亿。2001、2002年超出的额度，更达到三千个亿，相当于该年的全国教育经费总量。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发现：“韩国在1962-1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而据我国公布的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年的22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十几倍呢？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迹象表明，中国人的“私有化”速度在加快，国有资产流失的速度也在加快，公共财富正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2004年8月23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搞中国社会调查，返归香港途径北京时，打电话约我出去，我们俩就到了王府井对过的一家餐厅喝酒闲谈。他把新出台湾版《液体的回忆》送我一本，我问他那边给他的稿费多少，他说没什么稿费。我说起朋友摩罗、余杰等人港台版的图书，印个一千册就算不少的了，稿费在一两万之间。这个收入要是在大陆，则需印上一万册，才能到。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我们都熟悉的单少杰教授，在香港出了本畅销书《毛泽东执政春秋》，人家给了他一万美金（好像是一次性）。学良先生还很吃惊，说这已是很高的了。
我说那也不高啊，一千多页码呢。人家埋头一二十年，没写其他文章，专门弄这个，才拿了这一点，至今还是个两居室，把家里仅有的“活动”空间，让给了上中学的儿子，自己借着图书馆五层一间空气不流通、也没有电话的小房子搞研究，你能想象的吧？
学良先生问我单教授现在拿多少工资，我说具体多少不很清楚。我的朋友焦国标2003年左右调到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他告诉我工资是五六千，单教授估计会低一点，毕竟人大还是比不上北大的，“哲学”也是与“新闻”不可同日而语的。学良先生工资多少呢？一年十万多美金。差不多一百万元人民币了。
他忙一年，相当于北大、人大教授忙十几、二十年的。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一年工资一百万，北大教授怎么比？所以学良先生即使愿意来北京、上海等地教书，这么低的收入，也还是他不能答应的首要理由。
但是他又告诉我，在香港子女上学贵，房子更贵，他现在那个属于校产的“四居”，值两千多万港币。加上他豪爽好酒，《液体的回忆》里大量地记述了这类购求藏收、邀朋呼友说“酒经”的故事，平时的消费肯定不会低。
而且，这位哈佛大学博士，社会、经济学家，教书之余，利用假期做社会调查，像这一次一样，全部是“自费”。
“自费”这两个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想应该是这样：研究出成果，才有适当的回报，研究过程的艰辛，就只能一个人扛了。要么就去找“资本家”或其他民间基金会援助。大陆却不是，研究可申请“科研经费”，这经费多半来源于国家财政，老百姓纳税。也许他们的子女一辈子碰不到大学的门槛，但最终一切却由他们来埋单。这是什么道理？
针对工资问题，学良先生则说他拿的是死数目，大陆这边的人收入却都是暗的，活的，以说明他那一百万左右的年薪可能并不高。并且，香港的教授少，评选严格，不允许兼职，不像大陆，只要是个人，论资排辈熬到五六十岁，没有不是“教授”的。还能到处讲讲学，开开会，出出风头，捞捞油水。他们不允许。
我说，拿活钱的人就不是一般人了。这边可是普通人多啊。像我这种普通人，挤公共汽车都自己结账，单教授、国标兄出门，打个的也都是“自费”。也没听说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产权就归其所有了。“死”对“死”，咱们不谈“活”人也罢。如果谈“活”人，那我坚决支援他，就留在香港教书得了，存下钱来，在北京、上海等地置房，将来退了休到这边来消费。一只脚两边踩，两头的利都占了，如同那些在“私有制”的香港上班族，都在“公有制”的深圳买房子、养小蜜一样。
我们聊得很愉快，酒足饭饱后，会了帐，我俩出来，学良先生坚持要把我送到地铁口，我也舍不得和他就此别过，二人就一齐上了“中国第一街”长安街。他指着大街上光灿灿的高楼大厦说，不喜欢北京的建筑，土不土洋不洋的。还是老北京好。他本人20世纪80年代初从复旦大学分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里是一片胡同与小吃，让人留恋。现在胡同消失了，小吃污染了，连个怀旧的地方都再难找到了。
我心想，土不土洋不洋还不算最赖的，要是把最恶的土与最坏的洋集合一身，那才是最可怕的。目前这种状况，差不多正是这样。
越过“中国第一街”两旁的华灯所罩之处，我们仰起头，看见了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在它下面，是幽长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夜色，无边又无际。
2004年10月12日，北京。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