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阿拉法特下葬之日，（2004年）11月11日，上星期五，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华盛顿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要重新起动以巴和平进程。记者会之后，美国ＡＢＣ电视台的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独家采访了布莱尔。科佩尔问了一个非常忌讳的问题：阿拉法特以恐怖份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作民族解放的英雄？
从电视里见到，一些以色列人在街上跳舞，高兴地说“希特勒死了”；而报纸上，不少西方左派知识份子却比死了父亲还难过，这不由要令人想到科佩尔的问题。笔者惊讶的是，科佩尔居然会直接问出来。在美国，这个问题是如此政治不“正确”，不但报纸不肯报导，就连ＡＢＣ放在网上的采访简要也将之略去。布莱尔也要坚持政治“正确”，回答只能很肤浅。他只是说，性质是不同的，9．11死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装人员冲到以色列平民家中，倒拎着婴儿把脑袋摔碎在石头上；或在劫持游轮后，将坐轮椅的老人推到海里，性质也够恶劣的了。尽管如此，以色列为了和平，在签订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同时，赦免了这些巴解恐怖份子，不再清算他们在协议之前犯下的罪行。毕竟，政治的目的是为社会建立秩序，而不是复仇或“血债要用血来还”。
阿拉法特不但曾是恐怖份子，而且是现代恐怖主义之父。劫持客机就是巴解的一大创造。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接见巴解代表时，也曾经规劝他们不要使用恐怖手段。我们且来看看阿拉法特是如何从恐怖份子变为和平奖获得者的。
在被问到对阿拉法特的评价时，布莱尔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话：不管人们对阿拉法特有什么看法，他被巴勒斯坦人视作民族父亲。（其实，巴勒斯坦人称阿拉法特Abu Amr，意为“战争之父”。）二战之后，西方人在繁荣的民主政体中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难免有点民主“原教旨主义”。只要某人或某组织能在一段时期内证明自己确实代表了一部分民众，西方人的处理，最终还是要与之打交道，还是要纳入政治进程——是“民”一部分，就要参与“主”。远的不说，就看那个今年夏天跟美国人在纳吉夫大战了一场的年轻火爆的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Moqtadaal-Sadr），涉嫌谋杀其他教士的通缉令都发出了，他的部下也打死了数十美国兵，但美国人最终还是动员他参加明年1月的全国选举，而不是将他的抵抗运动打成“反动组织”，无情镇压，因为萨德尔在什叶派贫民中确实有大量追随者。
只要能代表民众，就有了谈判的基础。这是第一条。
当然，西方各国也和以色列一样，都宣布过绝不和恐怖份子谈判。首先设法绕过这一障碍的是北爱尔兰共和军。他们把人员分为军事一翼和政治一翼。政治一翼加入新芬党（Sinn Fein），并不直接参加军事活动。这样，至少在形式上，英国政府既不食言又有了谈判对象。哈马斯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巴勒斯坦活动，他们吸取了北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也分为军事一翼和政治一翼。今年3月，当以色列总理沙隆下令“定点清除”哈马斯政治领袖亚辛（Ahmed Yassin）时，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大为震怒，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关掉了哈马斯进入政治进程的大门，而哈马斯确实拥有难民营中不少贫民的忠诚。亚辛死后，如果哈马斯推出领袖人物参加巴勒斯坦选举，他们将成为以色列的“人质”：哈马斯再以自杀炸弹攻击犹太人，就意味着为自己公开活动的政治领袖写讣告。这大概正是沙隆的目的。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之后，沙隆第一要防止的，就是哈马斯的接管。
只要另建面子干净的组织，就可以推出谈判对象，这是第二条。
而谈判要有成效，最关键的第三条，还是要有能力控制恐怖活动。北爱尔兰各派之所以能在1998年达成“殉难日协议”，共建自治政府，这几年歪歪斜斜也能大致走过来，关键是新芬党承诺北爱尔兰共和军将放弃暴力手段后，他们的军事一翼虽然在交出武器时很不爽快，但确实中止了恐怖活动。
从上述三条看阿拉法特，第一条毫无问题，阿拉法特做得非常成功。自从1974年赢得阿拉伯联盟承认他为巴勒斯坦人代表之后（同年阿拉法特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他至死都保持着这一地位。甚至可以说阿拉法特做得太成功了，人们现在担心他后继无人，引发内乱。从这一条看，巴解的恐怖活动并没有给阿拉法特带来不可挽回的政治损失。相反，恐怖活动引起了广泛注意，将以巴冲突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在1967年之前，当巴解只是相当于埃及军队的一部分，参与正规军事行动而不是独立的恐怖活动时，世界上还真没几个人关心他们的事业。
关于第二条，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暴力，随后又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缔结了奥斯陆和平协议，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巴解在西方也算“漂白”了。2000年9月，沙隆参观耶路撒冷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以巴冲突再起。这回阿拉法特学聪明了，他另外组建了一支以年青人为主的“阿克萨烈士旅”，让他们去搞恐怖活动，自己仍然算是政治一翼。可惜他碰上了一个美国牛仔总统小布什，不是克林顿那样比较讲究政治手腕的。而且9．11之后，国际气氛也不同了。沙隆把袭击阿拉法特总部时找到的此公批钱给“阿克萨烈士旅”的手令往布什面前一放，布什就当阿拉法特恐怖份子，宣布美国不再和他打交道（从布莱尔引用的克林顿说法来看，两布对此有分歧）。
但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条。阿拉法特可以控制“阿克萨烈士旅”的活动，在遭到沙隆强力反击后，让他们宣布不再袭击以色列本土；但他控制不了哈马斯。每当谈判有所进展，哈马斯就送几个自杀炸弹，颠覆和平进程。阿拉法特曾经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哈马斯背后有伊朗和叙利亚支持，言下之意他难以对付。这就要说到阿拉法特的悲剧性转折了。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吞并科威特时，阿拉法特逆国际潮流而动，表态支持伊拉克。当国际社会要求萨达姆撤出时，萨达姆提出了所谓的“伊拉克－巴勒斯坦联锁”：如果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他就撤出科威特。当时，阿拉法特被沙隆赶到了北非的突尼斯。他大概觉得这是一个打回巴勒斯坦的机会。但萨达姆是伊朗的死敌，和叙利亚也是争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权的对头，阿拉法特这一表态，就把两国都得罪了。待到阿拉法特返回巴勒斯坦，这两国不支持他却把钱和物质暗中交付哈马斯，虽然巴解是公认的巴勒斯坦“惟一代表”。
积累了半世纪的以巴冲突，牵涉到太多国家的面子和利益，成了国际政治第一“老大难”。很多论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是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达成共识，合组联军将两方强行分开。这意味着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这一角度看，阿拉法特未能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单是组成一个巴勒斯坦周围穆斯林国家的统一战线——不是口头上有共同目标，而是行动上也能互相协调——就已经超出阿拉法特能力之外。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实行现代政治，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以容纳阿拉法特，而不管他的过去。西方左派更是视阿拉法特为英雄。但是，在巴勒斯坦周围的国家中，私人好恶仍是重要政治因素。阿拉法特走错一步，他们就不肯饶恕。对阿拉法特的死，真正冷淡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伊朗虽然派了外交部长参加他的葬礼，但官方报纸上都是负面评价。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则一言不发。（阿拉法特和伊朗的关系，是一段有趣的故事，限于篇幅，这里不谈。）
在布什和布莱尔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说：他希望以巴冲突能在他的第二任内结束，他觉得这是可能的。阿拉法特之死，或许开放了一个谈判新机会，但是，当我们以所有涉及到的国家所组成的这张大棋盘来计数时，中东的和平进程实在无法令人乐观。
〔2004年11月15日〕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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