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1日讯】自从听到师涛先生因所谓泄密被抓之后，我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相关后续报道。但，过了好几天了，我们这些相对社会一般更具资讯优势的人，全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北京时间12月10日晚9时，我刚念完了一段《圣经》，准备早休息，郭弟庆海来访，又提及师涛案子。话间，心情都很沉重，盼著有个较明朗的资讯表明整个事件的大概。我想：师涛一个穷作家、报人能知道什么秘密呢？他供职或有挂靠关系的报社不是什么“正规军”，恐怕不会编内参之类的，他也就无由泄露什么秘密了。但是，有关消息表明，师涛的“问题”没出在山西，应该是长沙。这更叫人如坠雾里。
等庆海弟走后，我陷入了深思。
让我深思的，还有两个女人的一句玩笑。十点钟时，郭太太打来电话，催郭回去，郭匆匆往外走；我太太对我说：“她怕庆海让人打了闷棍。”话虽半带玩笑，但让人多感苦涩。这个地处平原的小城，虽也少不了有些事端，总得还算“太平”。强盗们也很认运气，比方抢了别人的假耳环，还返回去骂一两句：“穷B，连个真得都买不起！”
至于庆海，恐怕连那些戴假手饰的妇女都不如，全身最值钱只有那副眼镜了（──他没手机）。要是强盗抢了他，那就死认倒楣了。
庆海平常为人耿介，但从不与人结仇，还不至于有人到打闷棍的程度！
他太太想像出打闷棍的事情来，也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因为许许多多“敏感人物”的家属都有这种想像。有一天，下大雾，我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想晚上去大澡堂子泡个热水澡。我太太死活不让去：“大雾天，他们要绑架了你怎么办？我和孩子们还过不？？”
“没有雾就不能绑架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干脆就谁也不防了，心里踏实！”
我是不爱带钥匙、手机的人，尤其不出远门是绝对不用手机的。每当我下楼，一个人出去时，太太总硬把她的手机塞给我：“有什么事儿，马上打电话！”
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遍地强盗的世界了，要么何以大家恐惧心理都这么严重呢？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中国人何时占全了呢？－－“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几乎很少被提起。
知道了两位女人的心境，自然我会明了师涛的弟弟和母亲是陷入了何样的恐惧。
但是，依我的经验看，涉及“秘密”罪项的指控，十有八九站不住脚。当年我被控时，有一项“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最后该项并未成立。
《起诉意见书》上说的就严重了：“1999年，綦彦臣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泊头市支行办公室窃取第11期、第13期、第30期《内参选编》（秘密件），拿回家中存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这个“闷棍”打得不准，只能算打在影子上。首先，我持有内参是为银行的一项粮食研究信贷项目做准备（－－我写的文章，北京总行行长批示，都印成了档），我的学术权威地位证明了我不是什么“窃取”、“非法持有”；其次，当时我兼着某直辖市政府资讯中心一份内部周刊的经济预测专家学术职务，这个周刊常年白给我送秘密级的内刊－－标着“领导参阅，请勿外传”字样，也就说不是凭职级而是凭学术地位我完全有资格持有秘密级文件，所谓的内参对我算不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
真不想翻那些陈谷子、烂秕子，因为一查阅那些旧资料，就让人心里发悲：其一所悲者，小民似乎永远无法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如郭太太和我太太、师涛的母亲和弟弟，等等；其二所悲者，有些人总以给人制造恐惧为乐趣，就像他们的祖师爷张汤和来俊臣一样，把给人定罪当成一种艺术来“玩”。
不过，张汤与来俊臣也很可悲。张因搞伪证与手下小官鲁谒居达成攻守同盟，为了不让鲁告发，他为鲁“摩足”－－按摩脚部。这个“爱护下级”的行为，被弹劾为隐有大奸。无奈何，张汤自杀了。可见，制造恐惧的人本身未必不恐惧。来俊臣的案子实在不忍提起。这个害人累累的家伙最后犯了罪，由暴虐的执法者沧落为死刑犯，被斩首。观看行刑的人，每人手里拿了把小刀子，准备剐他的尸体，史书云“人争剐其尸，须臾尸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庄稼一样，甚至比那更快。
“须臾”太传神了，我能想像得出，当来俊臣看到那么多“蝗虫”在地等他－－这个曾给千百人带来无数恐惧的家伙该有多么地恐惧！
古为今鉴，要想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国家里难够共同免于恐惧，那首先需要强权者们尽可能少地制造恐惧。否则，永远走不出恐惧的“迷魂坟地”！
2004年12月11日凌晨1：30写于泊头家中
－－转载自《议报》第1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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