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一个人成年后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童年和幼年时期某种经历的结果，这种影响甚至不为本人所明确感知，而成为“潜意识”。对梦的解析，就是对潜意识的破解。假如我们将中共政权也比拟成一个具有人格的个人，那么，我相信，中共的政治经历和历史记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观点，态度和政治选择。它甚至画地为牢，完全生活在自己狭隘和偏执的潜意识当中。
首先，我们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常常听到对于“议会民主”的轻蔑。这不仅来源于其信奉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对议会制的排斥，也来源于中国历史上那一段短暂而不太成功的议会民主实践所提供的一个负面例证。中国在成立民国到蒋介石建立全国政权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实行着一种表面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就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尽管议会制是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冲突的一个有效安全阀，但由于当时社会阶层财富和教育水准差别太大，能够真正在议会这种外来的政治体制中发出声音，进行民主运作的人，暂时只能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西式思想以及有相应经济资源的精英层。而其运作，必然十分欠缺成熟的一面。这一点，便成为自称代表工农的中共攻击议会民主“虚伪”的一个例证。
袁世凯对于国会的敌视和解散，宋教仁的被刺，以及后来曹锟时期的贿选又更加深了中共对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怀疑和否定，加强了对暴力的迷信和依赖。事实上，同是袁世凯的暴政，对于孙中山和中共的冲击是不一样的。虽然孙中山决心依赖武力讨袁，但他对宪政和议会民主本身的信仰并没有改变。袁的行为，在孙中山看来是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的反民主体现，在中共的解读中却更是议会民主软弱无用的表现。中共每次提到“西方式议会民主”的时候，它所指涉的对象其实不过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这个极不成熟的、也不太成功的国会制，它的视野为这个例证局限，从不愿意去理解一个成熟的议会制度在西方甚至日本如何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每次面临来自民间的呼声时，它就把这个经过它解释的、自以为是的“历史经验”，拿出来吓唬别人，试图阻止对议会制的追求。然而问题是：中共为什么就不能走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像孙中山那样，研究世界上成熟和成功的议会制，思考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可行性？
第二，中共还经常用“军阀混战”来说事，比如吓唬大家说，搞民主就会回到“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云云。这个法宝也常常奏效，吸引不少人，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军阀混战，于是也就觉得维护“稳定”和“统一”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共的历史记忆中，军阀混战的惨烈局面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另一方面，用军阀混战作借口，却证明中共的历史观其实是混乱和腐朽的。1920年代的中国军阀是在帝制崩溃后，无法建立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时军人执掌政权的现象，是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现象。社会和民主制度的进步完全可以将军阀混战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消除，这在别的国家也做到了。
日本实行宪政制度后发生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战国局面吗？没有。难道中国今天仍然处在一个随时会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吗？人们完全可以对此提出问题：21世纪的中国，谁是军阀？谁跟谁会混战？大军区与大军区之间还是军兵种之间？为什么假定一旦没有了中共，就会军阀混战？历史的重复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军阀混战是民主造成的还是专制瓦解而民主还不健全引发的？退一步说，假如今天中国真的存在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军队国家化。因为只有军队国家化才能从根本上制止军人干预内政的军阀化倾向，而军人干政正是20年代军阀混战的制度本质，但军队国家化恰恰又是中共死也不肯的。于是中共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只能依赖更加强有力的政权干预去防止中央控制一旦崩溃后的混战局面。它既不设法从积极的方面采取法制措施来根本上消除这种落后现象萌生的可能性，一边又拿着其实不堪一驳的“历史教训”来加强其极权的合法性。一个声称“与时俱进”的政党为什么始终对一百年前的社会现象耿耿于怀，担心重来？
第三，当李鹏在1989年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提到“革命先烈”的时候，不仅仅在提及他自己的父亲，同时表现出死去的先烈是中共的历史记忆中至为惨痛的一幕。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被解释为维护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国”。在中共的记忆中，充满了因失去政权和主导权而被杀戮的恐惧，毛时代对“复辟”，对“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描述，就是这种恐惧的具体写照。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中共觉得天下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丧失政权，因为其结果必然是又一次被残酷的血洗。在这一点上，中共其实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即：它坚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语，根本不相信在现代国家中，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是可以受尊重，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东山再起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绝对不肯、也不敢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只敢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将对手彻底打垮。他也无意建立一个与自身以外的力量互动的游戏机制，因为它潜在的相信，对手的得势一定是建立在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基础上。假如执政党一直秉持这样一种零和游戏逻辑，中国在政治上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将非常渺茫。
第四，担心文革重演的文革情结。这种同样貌似合理的借口一再重复了上述那种被记忆折磨的迫害狂心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群众心理。中共元老在1989年的危机中，曾反复提及“文革”。因为文革中被迫害和羞辱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作为个人的元老们，如彭真、薄一波，有理由认为在1989年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一次灾难。80岁老人们的恐惧情有可原，但他们的逻辑仍然是荒诞的。首先，发动文革的并不是学生而是他们自己供奉起来的伟大领袖，领袖利用学生的狂热来打击他们，最后又抛弃了学生，他们的憎恨却留在了学生的身上，而在当时，最凶狠猖狂的红卫兵也恰恰是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嫡系后代。另外，在政治老人的直觉中，80年代的学生一定会用过去那种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但是，他们忘了，60年代学生的残忍的世界观正是他们自己教育的结果，而80年代的学生已经把他们灌输的东西呕吐出来，提出了理性与非暴力这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口号。事实上，89年的学生想要建立的，正是一个以启蒙主义理想为基础的，平等和尊重个体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绝对不寻求对这些高龄老人进行从灵魂到肉体的报复。然而，对于老人们来说，这种深刻的内在变化是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所不及，也不屑于去了解的。对他们来说，只要学生上街，就是文革，只要他的专车遇到阻塞，就是无政府主义。
综上所述，中共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和对不愉快的历史记忆的反复强调，暴露出中共并没有对于社会进步和民主的真正信心，不相信社会是在向前发展的。在宏观理论层面，它似乎信奉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进步”观点，但由于共产主义前景的暗淡，骨子里它已经退回到中国固有的一治一乱的思维模式和历史会重演的“螺旋状”发展模式。负面的历史记忆和过时的解释主宰着中共的政治和历史观，折磨着它的神经。特别是在当前，由于正面信念缺乏，既没有毛时代的自负的理想主义，又不接受理性人权的价值观，它只能怀着焦虑，一再地去历史的垃圾堆里寻找负面的“教训，”再试图用肤浅和粗陋的解释方式，耸人听闻地展示给大众。它所能提供的不再是“可以”怎样怎样，而是“不能”怎样怎样。如同一个给别人带来恐惧的人，他自己首先就生活在絮絮叨叨的恐惧和自我折磨之中。
转载自《黄花岗》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