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城市的改造和拆迁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在“发展”的口号下，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城市居民被迫离开居住了数十年或者甚至是几代人的住房，搬到郊区和边远地区新建的居民点。在这些大规模拆迁的背后，往往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中外开发商携手合作，从中渔利，受到损害的是那些“拆迁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在的拆迁户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了，最近大陆一再发生动迁居民对政府的抗争事件就是例证。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拆建所损害的不但是城市居民的利益，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城市，除了凝聚着无数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心血，也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风俗和习惯。城市的布局和建筑是有心人设计出来的，它们就像人的骨骼和长相，而每个城市在历史上形成的气氛和风格则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人的气质和个性。
一个城市的砖瓦木石和这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甚至语言心态之间往往有着奇妙的关联，如果物质的存在被改造甚至毁灭了，精神的一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城市就在经历着这种城市文化的毁灭过程。
就在大陆城市的改造和居民的拆迁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城记》的书，系统地叙述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在1949年以后所经历的改造。
书的作者叫王军，是新华社记者，他为了给北京城的改造留下一个忠实的记录，采访了很多见证者和当事人，披露了一些书鲜为人知的内幕，因此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反响很大，三联书店还召开了了座谈会。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城记》为今天的读者观察当今的大规模拆迁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角度，这就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城市的命运–以北京为例–一直处于中共绝对权力的支配之下。当我们今天在抗议政府和市政当局被金钱利益所驱使，随心所欲地肢解城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不过是五十年代在政治需要下对老城市随意推倒重来的继续。
很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极力反对政府对北京城的改造方案，主张把北京分为老城和新城两块，对前者实行保护，要发展就到老城以外的新城区。但这个意见被中共当局否定了，于是北京老城在50年代就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推倒了很多城墙和古建筑，在此基础上建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成了中共政权在建筑上的象征。
在《城记》中，梁思成曾经对当时北京市的领导直言不讳地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为了说服中共领导，梁思成还把一个叫陈占祥的学者引荐给北京市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听取他的意见。
陈占祥是留英学者，他的导师在城市规划面很有成就，曾经为伦敦的交通拥挤和人口集中设计解决方案。梁思成对当时北京市长聂荣臻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但梁思成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中共政权不但不会采纳他和陈占祥的意见，陈占祥在后来的年代里反而成了建筑领域里资产阶级和西方影响的代表而受到批判。
《城记》的作者精辟地概括说：北京“这个由先人精心规划建设的古城，是中华民的大宗遗产，它本是不会妨碍而应丰富城市的新发展的，可长期以来，对待古城就是一个拆字”。他还感慨地说“我们的确已经习惯于遗忘了。北京城墙被拆除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可当时的许多情况在人们的记忆中都变得模糊了……我希望《城记》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拒绝遗忘。因为历史一旦被遗忘，它就会重演。”
在为《城记》举办的座谈会上，很多人都把讨论引向了更深刻的层面。有人说北京在袁世凯和日伪时期都经历过改造，但有十分有限，“古都风貌依旧”。有人说“北京城的破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停止，‘文革’结束后北京面临着新的，更大的破坏。”更有人提出，像梁思成和陈占祥这样的人早已平反，“但事情照样糟糕……现在北京城里已经没有了指手划脚的苏联专家，也不再有被冤屈的梁陈，但大拆大卸的事情照行不误，甚至比过去还糟糕。究竟祸根在哪里？”
是啊，中国今天的方方面面，是到了让很多人情不自禁地要问“究竟祸根在哪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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