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近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赛无疑是大众注目的焦点，赛前为了重庆、济南几个赛区的观众在奏日本国歌时候发出嘘声，以及向日本球员喝倒彩，闹上了外交层面，甚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面发话，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指责日本传媒小题大做。赛后中国球迷又包围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宣泄失败的愤怒，再次惹上外交风波。
为一场足球赛闹到外交纠纷，实属罕见，也只会出现在共产党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里。笔者认为这是共产党一方面长期的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又崇洋媚外的自相矛盾做法的结果。本来，足球比赛就是足球比赛，不应该掺入任何政治内容。中国球迷对日本队的每一场比赛发出嘘声，在参赛的十六支球队中，唯有日本队得以享受到这一“殊荣”，即使是中国足球的宿敌韩国队也没有得到这种“优待”。究其原因，肯定是中日两大民族近一个多世纪来积怨已深的缘故，广大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拒绝为侵华战争道歉和赔偿；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台；在中国遗留下大量生化武器等等表示愤怒，心情可以理觧，可惜找错了时间和地方。因为一来日本球员衹是代表日本足球界来参加亚洲杯足球赛，本身的使命与政治无关；二来二次大战侵华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年青一代的日本球员还未出生，他们的父辈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不应算到他们身上。如果要对日本政府坚持侵华战争有理，不道歉不赔偿的错误态度表示不满，大可以游行到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请愿信；又或者待日本首相或其他日本政府官员来华访问时示威抗议，这才是表达政治意愿的地方和方法。不过，话说回来，发生这样的球迷起哄、带政治标语入场和围攻日本队球员乘坐的巴士，居住的酒店的事件，除了日本舆论指责的中国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和“狭隘民族主义教育”之外，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压内媚外错误外交政策。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发生大陆群众到日本大使馆游行示威，又或者是在日本首相来华访问时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会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容许自己的国民自由地表达政治意愿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杀害了过千万的中国人，实行焦土政策，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炸得片瓦不留，血流成河，这种民族仇恨不可能不由上一代传播给下一代，更不可能一日之间消失干净。大陆民众在压内媚外的专制政府的压制下，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宣泄，最后在球场上爆发，其实完全是中国专制独裁政府的责任，怪不得人民大众。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这样压内媚外，对内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人民群众有众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对外坚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会在球场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再从球场外说到球场内，虽然中国球迷和广大民众给这场亚洲杯决赛赋予了额外的政治意义，将输赢看得太重，但是结果还是输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将原有希望一尝问顶滋味的冠军奖杯拱手让给“民族敌人”日本，失望的心情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体育比赛总有输赢，一时之败，本来不必耿耿于怀，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最要紧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如何正确认识别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能做到这样，迟早总会有取胜的一天；最可怕的是，失败了还不知为何失败，不在自己身上好好地找原因，却怨天尤人，埋怨裁判，埋怨对手……，就不知道埋怨自己，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有胜利的一天。
比如这次中国队以1:3输了球，不是自己好好检讨自己的缺失，反而众口一词埋怨裁判误判，将日本队的手球判为有效，令中国队“情绪受打击”，并且“造成比赛转折点”，导致输球；荷兰藉教练阿理．汉甚至拒载上台领奖，结果被亚洲足协指为“缺乏体育精神”。这就是典型的“怨天尤人不怨己”的心态和表现，在这样的教练指导下，怎么能指望中国队的球员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总结教训，力求上进呢？没有对待比赛的正确的心态，技术战术再好也没有用。中国队如果不从这样的错误心态中猛然省悟过来，笔者敢断言：中国队永远也拿不到冠军。因为足球比赛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意外因素，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克服它。就拿裁判误判而言，一方面是无可避免，因为裁判也是人，人对任何事物的判别力都是有限度的，很难百分之一百判断正确。另一方面裁判误判其实是利益均等，不可能永远偏袒一方。中国队的前任教练霍顿说得好：“足球比赛中必须接受裁判有时对本队有利，有时对本队不利的裁判”。比如说，在中国对伊朗的一场半决赛中，伊朗队员扎雷在争执中出手轻推中国队员邵佳一，后者作势倒地，裁判出示红牌，这是明显的误判，结果导致伊朗队少打一人，让中国队占了便宜；在同一场比赛中，中国队后卫张耀坤在背后铲倒伊朗队员卡米里，该判红牌而未判，这也是误判；并且根据统计，中国队的六场比赛中，竟有三场是11人打对方10人，这些有利于中国队的误判又如何解释呢？是否每一场中国队都占了裁判的便宜才算公平呢？又比如同样是半决赛中，日本队员在和巴林队员拼抢时，被裁判误判红牌出场，也是少打一人，伊朗队和日本队也会觉得裁判不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因为裁判的误判令到自己“情绪受打击”，“造成比赛转折点”。日本队在少打一人，并且在完场前五六分钟被对方入球领先的危急情况下，仍然凭着出色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再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在完场前几十秒打进扳平的一球，并且在加时赛中反败为胜。中国队被误判，被日本队领先时，离终场还有足足二十五钟，比日本队对巴林队急于扳平时剩下的时间多得多。但是双方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日本队员个个如下山猛虎，直扑对方心脏，气势上已经压倒对方；同时又不急不躁，头脑冷静，终于取得胜果。正如他们的教练薜高所说：日本队几次反败为胜，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中国队的表现正好相反，虽然他们拥有比日本队多得多的扳平时间，一旦落后，个个都疲软无力，慢慢吞吞，缩手缩脚，毫无斗志。时间已经十分宝贵，仍然不知珍惜，在英超踢球的孙继海在轻微的碰撞下居然故意倒地不起；补时三分钟内还有人故意将球踢出界外；最不堪的就是在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被日本队反越位攻进第三球，后卫和守门员才如梦方醒。难怪被外国舆论抨击为“没有取胜的决心”。输了球，拿不到冠军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居然说被人打入第三球也是因为第二球受到误判的原因。请看下面中国报刊的评论：
“……除了济科，日本国内的媒体也是振振有词：“就算日本队的第2个进球可能是手球的话，但是日本队还打进了第3个进球，所以无论如何，这场球日本队取得最终的胜利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明眼人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日本队场上比分领先，迫使中国队不得不全线压上作最后的殊死一搏，又哪会暴露出那么大的后防空档，让日本队如此轻松的取得第3个进球呢？”
在李玮峰看来，日本队的第二个进球正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进球，也就不会再有第三个进球了。正是因为比分落后，所以在比赛临近结束时大家才都扑上去了，结果才有了对方这次打反击的机会。否则的话，日本队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中国队的防线。”
这就是典型的强词夺理，也凸显了共产党长期的，与具有普世价值的公理标准背道而驰的教育，在新闻舆论界和运动员中间所造成的恶果，以致他们的思维方法逻辑推理与民主自由世界完全不同而不自知。照他们的说法，自己在进攻中疏于防守被对方反击，不是自己的过错，反而是对方的过错。如果任由这种凡事不检讨自己，一味逶过于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继续和发展下去，中国足球运动永远都不可能拿到冠军。如果是真的英雄，为什么不像日本队一样，在被裁判误判并且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斗志和技术把球踢进对方的网底而反败为胜呢？
失败了就怨天尤人，偶然取得一两场胜利就忘乎所以，夸夸其谈，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骄兵必败”的道理都不懂。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又怎能谈得上改进，谈得上进步呢？比如说同样是点头决战，众所周知，扑救点球是心理战，守门员大多选择猛扑一边，并且不断变换扑救的方向，日本队在落后约旦两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守门员川口能活就是这样令到对方连续被扑出或射失四球而反败为胜的。而中国队守门员刘云飞在与伊朗队的点球大战中，五次都是软绵绵地倒向左边，凭借对方最后一球无力的吊射失误，才勉强地取胜。刘云飞的表现连国内的教练都大加批评，刘云飞却振振有词地坚持他五次都“倒”向左边，“坚持左倾路线是对的”，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须知运气只能偶尔出现一次，体育竞技场上最终仍然是靠实力。
再就是要说到输球后到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闹事的球迷们，他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体育比赛应该赢得起也输得起，自己的球队输了球，应该帮助他们检讨自己，鼓励他们不断上进，才有赢得胜利的一天。而不是拿对方不相干的球迷、球员、官员等等来出气。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球队进步毫无帮助，反而只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
所有这些都是中日两大民族性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与其说是先天形成的，不如说是后天社会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这就需要全世界的中国人为之深刻的反思。做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同样希望中国队获得冠军，但是笔者悲观地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化之前，可能性不大。即时能够像六十年代的北韩打进世界杯八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说到底，独裁专政的国家里，由于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个性自由得不到发展，期望他们长久地在体育运动竞技中取得好成绩是不现实的。
最后就要说到足球运动和国家体制的关系，众所周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足球协会都是民间组织，都是由足球界从业员，包括俱乐部经理、教练、管理人员，球员等等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民间组织。偏偏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专制国家才会将足球协会当做一个官方组织，最搞笑的是派一个排球教练员出身的官僚袁伟民当足协主席，派一个不懂足球的官僚干部“阎掌门”当副主席，统管足球运动。足球从业员没有自己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诉求得不到理觧，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却不得不服从外行的官僚主观的领导和盲目的指挥，足球事业怎么能成功呢？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足球运动始终冲不出亚洲，原因就在这里。也只有到了全中国人民都有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那一天，广大足球从业员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天，足球教练、球员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自发地形成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求胜欲望，中国足球才能改观，才有希望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和中国是一个大国相应的地位。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8月号，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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