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6日讯】人能不能百炼成钢，或者即使百炼成钢以后能不能变成一颗党拧在哪儿就在哪儿纹丝不动的螺丝钉，甚至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0世纪的历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中共曾坚决否定人性、人道、人权等等这些人类得之不易的成果。共产党自成立后就一直批判“人性论”。他们用“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在毛统治的27年中，总是要不断地煽动人们去批“人性论”。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你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你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
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
文革开始，刘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少奇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论”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一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一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32111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
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失去了人性，党性就堕落为血腥的兽性。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这话常被用来说明GC党人毫不看重生命价值。毛曾扬言，如果打核战，中国人准备死2/3！2005年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中共元老朱德的外孙、少将朱成虎对西方记者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干预的话，中国将使用核武器，摧毁美国的2百个城市，为此愿付出牺牲西安以东的代价。中国西安以东的人口有10亿，占中国全部人口近80%。这种要杀死美国人、毁灭台湾人、牺牲中国人的叫嚣，只能证明朱成虎这种党人是野蛮人，根本不是人！所以，兽性共产的“革命”必然是破坏的、毁灭的。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到处碰壁？最主要的是马克思扭曲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还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共产主义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这个制度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理论，它仇视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