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今年的情况让人觉得诡异，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潜伏着众多迹象，但又不明朗。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十字路口”的说法，有点象，一副不知往何处去的样子。八九月份的时候，书店里摆满了新书，我却又捧起98年版的《利玛窦神父传》，重读四百年前第一次中西接触，体会当时那种从容不迫，那个还没有构建现代国家的急迫使命时的情景，想回到问题的源头。
出版的情况也很特别，整整一年，波澜不惊，似乎无热点。去年（04年）还是在年头上，就有两本书掀起浪潮，男男女女海内海外，都来找这两本书，原因其实也简单，就因为它们都喻指着今天的大问题。国际出版界有句名言，叫：正确的图书出现在正确的时候。但今年的情况却似乎是，或者众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或者有一些知道的，却被一些无妄的力量封死了。不过即便如此，在思想文化的出版上，预示倾向的书还是能找到几种。
有一个词在今年反复出现：“北京共识”。这个词来源于英国人雷默的一篇同名文章，以这个词为名的书上半年就出了好几本，最后，归结到一本8月出版的《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的合集上。雷默的这篇文章深得国内一些力量的青睐，这个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中国连年高增长的GDP，似乎意味着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存在甚至胜利，这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换言之，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这个词刚提出时，中国的一些参与其事的人还不敢相信，觉得中国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吗？后来才明白，雷默讲的“北京共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用比较书面的语言来说，就是“其基本结构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什么休克疗法”。先别说休克疗法的对错现在并无最终结论，但这样一种务实到了排除政治和道德正当性的“共识”，真就能成为中国发展的模式吗？英国人雷默说的这个“北京共识”虽然很合国内新左的意思，但它背后的含义却是意指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既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可以各不相干，各国可以追随中国的经济发展路线，同时不受民主制度的约束。这显然违背了500年来现代性的所有经验。但“北京共识”，显然已成为一部分人的政治共识了。
主张中国特殊论的还有一些，水平最高的应该是今年甘阳在北大的一个演讲。在演讲中，甘阳甚至搬出了黑格尔：中国是一切例外中的例外。证明中国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说。这个演讲可惜没有成书，不能列入今年的出版来说，但就其深度而言，要远远超出雷默的“北京共识”，虽然这个演讲就发生在“北京共识”论坛。
近年来知识界的分裂在05年的出版中也有了标志性的表现，这就是余世存的〈非常道〉。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尽管还不是独占，但也已部分地占有向官僚体制的递补通道，其与体制外（此处尤指学院体制）年轻知识份子的分裂和紧张，也随之逐年加剧和形成。在当下的诸多中国特色中，有一个特色至关重要，那就是国家和市场的力量都不够强。这使得体制外的知识份子仍有相当大的存活空间，比起自由撰稿人纷纷从格林威治村撤离（房地产商开进去了）的美国六十年代，日子要好过不少。体制外的一部分年轻知识份子持续地严肃质问现存知识体系，重新构造近代甚至当代历史，这在近年来的出版中一直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着。由于这部分写作大胆尖锐，常能引发阅读热点，人们甚至将它与书商的炒作混为一谈。但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除此之外，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从事体制外写作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正义之前〉、〈花间一壶酒〉、〈历史的坏脾气〉等等均可列入此列。
今年为日常生活提供慰籍的写作乏善可陈，绝大部分内容就象去年一本获奖图书的书名：〈娱乐至死〉，都是用文字来类比感官世界。如果在悬疑等等之上能加上些智力快感，那就是精品，就象〈达芬奇密码〉。不过今年11月出版的〈达尔文的阴谋〉，倒是除了悬疑之外还有伦理冲击，比〈达芬奇密码〉似乎更有力量。本土的作品相比之下还是要差不少，既缺乏好的文学又没有好的娱乐。然而，有一个特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本土还是引进，几乎所有的慰籍都是给城市人的。
2005，无热点。但细细去看，也能激起点热血或惊出些冷汗。
──转自《世纪中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