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5日讯】一，在我心灵的深处
在我心灵的深处，始终有一道伤痕。尽管岁月匆匆，世事纷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牵动我心。但那道亲情伤痕，一经触及，却立刻泌出血来，引动我锥心的痛感。
如同消逝的青春永不再来，我欠女儿的童年幸福，也永远不能弥补。所以这道伤痕，在我有生之年，恐怕永远也不会消弭。当共产党人肆意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时，他们何曾想过，他们也给受害者的妻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令她们生活在恐惧和绝望的阴影中。
1989年六四之后，当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疯狂镇压民运，大肆搜捕民运人士。做为蚌埠民运的领导人，做为一艘船的船长，我不能丢下我的支持者。所以我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指挥学生和市民抗争。6 月7 日的全市大抗议之后，我迅即被当局做为“首恶”，投入狱中。
关押两年出狱后，我激情依旧，不顾病弱的身体，到处奔波，激励人心，试图掀起新一波民运高潮。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被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吓破了胆子，几乎没人像我一样敢再度挺身挑战专制制度。
我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便转向地下活动。1993年初，我重新开办了三楚事务所。“三楚”这个名称，寄托了我的深意，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而我一向认为，共产党和秦王朝一样凶恶残暴。当局对我严密监控，我的两个副手都在威胁利诱下成了公安局特别情报员，近距离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有时我邀请一些民运人士星期天在我办公室里聚会的时候，特别情报员会赖在办公室不走，我硬撵都不行。
特别令我难以容忍的是，当我发觉真相，愤然解雇他们时，其中一个竟然宁可不要工资也要赖在我的办公室。最后我只能威胁他们：“这样赖下去，大家只有同归于尽。”这个无赖特务才悻悻离开。
二，民运活动没有什么进展
民运活动没有什么进展，做生意又总是让我烦恼，所以那段时间我心烦意乱、痛苦不堪。似乎只有杜康，才能缓解我内心的苦闷、彷徨。所以每天下班之后我都是约三、二知己对酒当歌，暂忘烦恼。
那时纪晓也在我办公室工作，担任我的女秘书。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以及苗条的身材。她每天总是第一个上班，把我简陋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的井井有条。她也总是整理好桌上所有的文件，才最后一个下班。她对我很关切，我们经常聊天。她总是全神贯注，倾听我说话。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渐渐地爱上了她，而且越来越深。她是传统的南方女子，如水温柔，如兰芬芳，指如雪葱根。不久我们就成为恋人。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既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我也根本不想结婚。与大部分趁势而起参加民运的“民运人士”不同，我在青少年时期，便经历了长期孤独的、痛苦的思考，认定共产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我很早就从事地下民运活动。而在1986年之后，我已经决然献身于民运。这样当然意味着要承受政治迫害，要反复地被抓进监狱，显然不宜结婚生孩子。否则必然会给妻子和孩子带来难以估量的痛苦。
但是纪晓对此却缺乏认识，她只相信我，不相信危险。她一心一意想嫁给我。尽管我努力回避着，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却与日俱增，后来我们终于同居了。最不幸的是，她怀孕了。
她告诉我：“我想给你生个孩子，我只想给你生个孩子。我不管你是否想要，我愿意独自生下她，独自抚育她。”我好像不认识她似的盯住她看，心里想这小女子竟如此坚强！
她使我受到强烈震动，而同意与她结婚。由于我的父母拚命反对，我们只好婚事简办，趁端午节，我们在她姐姐家里吃了一顿喜酒。她的户口远在江苏，办结婚手续很麻烦，我们准备以后有条件再打结婚证。
三，魏京生、王丹纷纷出狱
那时民运正有转机。随着魏京生、王丹纷纷出狱，民运圈子热闹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刘青领导的中国人权，开始给中国大陆活跃的民运人士群体，提供大笔的人道援助。经过天安门血腥镇压四年后，民运开始缓缓复苏，正在经历一个“小阳春”。
李海到全国各地联络，也到了我家里。我们促膝夜谈，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北京的状况。不久我就关闭了我早已厌倦透顶的事务所，也开始到处奔走，联络同道。我必须继续我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根本不去管这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危险。因为那是我生命价值不由自主的取向，如此活着我才感到我的生命有意义。
我去拜访王丹，有段时间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里，后来我又搬到刘念春家住。刘念春和他太太储海蓝为人特别真诚友好、无私无畏。他们家在北京当时的民运圈子里最热闹，几乎成了民运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造访刘家，经常有十来个人吃饭。据我估计，在那个艰难时期，他们家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的家伙买食物吃掉了。
别的人都还有一份工作牵扯，几乎只有我和李海是专业的民运分子，天天跑来跑去，只要是民运的事马上就干。我还到西北去联络翟伟民和郭海峰。94年2 月17日，给王丹过生日，邀请了两百多个民运人士及六四受难者家属，我也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从198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以民运为专业的，只是从来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一直是在当义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点资助，大部分时间我得另外挣钱养活自己。纽约时报称我为“职业革命家”。“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从事的正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事业。但同时，我也感到很辛酸，世界上哪有这样窘困的“职业革命家”呀。
我也时常到魏京生家里去，有一天他给我介绍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孙晓凡，《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黄明珍和《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麦杰思，他们很想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解农民的苦难状况。但这是违反中共宣传部规定的。老魏让我帮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后我赶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运人士落实这件事。我从事民运已久，周围关心政治的居民，几乎都知道我。他们碰到一些特别麻烦的、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就会来找我咨询。所以我对周围城乡的情况十分了解。权衡之后，我精心地安排了两个农民受共产党欺压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苦难的乡村开展工作。
四，秘密召集民运精英
在约定的日子，我让王庭金带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孙晓凡和黄明珍，把她们安排住在我的朋友的旅馆里。因为按当局规定，她们不可以到蚌埠活动，凭证件她们也无法住进任何酒店。麦杰思没有来，因为他没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无法进行这次秘密采访。麦杰思后来在一天深夜来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见了面，谈了一夜，但那时我已入狱。
我们先到怀远县，沿途看到公路边几万农民在修路。我们都很吃惊，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这里又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索性先停下来了解这件事。原来县政府下令沿路农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沟修路一个月，每天只给零点五元。不干就罚款，或抓到乡政府批斗。所以沿途8 万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这种做法，简直比当年秦始皇修长城还要野蛮！
见我们问东问西，又不停拍照，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就警惕的走过来盘问我们，我们只好匆匆离开。然后我们就到我表弟维方家里，请来许多农民谈话。这个村的党支书一班人特别野蛮，许多农民受到残酷打击。尽管我提前就让表弟作了我们去采访的准备，但是谈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弟告诉我，几个村干部在附近转来转去，有可能在调集人手来冲击我们。我担心有意外，脱不了身，就匆匆带他们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们到蚌埠市郊一个村采访，那个村的村长贪污了几十万，当地几百名村民集体告状好几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后来我又陪她们到合肥采访了几位民运人士。
此后不久，所有人都被传讯，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维方，因为积极帮我们联络，还被怀远公安局关了起来。地方政府十分恼火，将之定性为严重的里通外国、出卖国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公开在蚌埠市及怀远县露面了，当地村委会、乡政府更狠，下令联防队只要一发现我就可以先打断我的腿！因为国外报纸的那些详实报道严重地打击了他们，使他们遭到上级的严厉训斥。
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略好一点，这时我已经与刘念春合作发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我们频频会见外国记者，当时的英文《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几篇关于蚌埠农村的报道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他说：“我们很多记者认为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渴望了解真相，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但我们不能以你们入狱为代价！”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段话，没有意识到得罪地方政府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饭碗，可以不择手段地收拾我。何况北京这时也有这个意思，无论找什么借口，都要把我这个干得太欢的专业民运活动者收拾一顿了。
我和刘念春开始到各地串联，以把劳盟建成全国性的组织。返回北京后，我们已感觉到非常危险了，沿途都有追踪。几乎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差一点被抓住，尤其是在上海和嘉兴，几乎是我们前脚走，警察后脚到。为了继续活动，我们不得不进入隐蔽状态，住在通县一位朋友家。
我们秘密地约见了何德普等几位民运人士。还先后与几位元外国记者秘密交谈，我们都是在第一次见面时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和钟点，然后只要在电话里暗示一个日期就行了。
同时我们还在酝酿一个纪念六四5 周年的游行计划，起草宣言，到天安门广场周围仔细地观察地形，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完善这个计划。
我们打算秘密召集北京浙江安徽的民运精英，避实就虚，在便衣警察不多而人群又最密集的西单百货大楼门前突然出现，召开演讲大会，从楼上往下撒传单，在当局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纠集足够规模的人群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前进，再造八九辉煌！
五，我迄今难以忘怀
5 月26日，在克林顿宣布无条件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第二天，我和刘念春正在下围棋，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走过去开门一看，是几个警察，还有几个便衣，一起挤在门口。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查户口。我说可以，我要先去找防盗门钥匙，我关上门回来告诉刘念春，看看后门是否可以逃走，我来与他们周旋。
然后我去销毁隐藏一些不可以被收走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打算在六四纪念日发动一场大规模游行的宣言，为了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我们已做了很多准备。
敲门声越来越急迫，我只好去应付一下，我担心他们破门而入。当我回到客厅，刘念春告诉我：“周围全是便衣，起码有六七十个，绝对不可能逃出去了。”最后我们只好把门打开，从容就捕。
我迄今难以忘怀的是，在妻子最孤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守候在她身边。由于把美国加拿大记者带到蚌埠附近的二座乡村，调查采访当地村民受迫害的事情，我已超越了地方当局容忍的底线。在1994年，公民维权比这些年要危险困难的多，尤其是把外国记者带来采访报导这些“社会主义阴暗面”，更会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的“间谍活动”，绝对要蹲监狱的。
所以从1994年4 月份开始，我就不能在家乡公开露面了。只有一次，我在夜晚潜回家中探望她，她在我怀里低声抽泣了一夜。孩子就要出世了，而我们既没有钱，我甚至连自由都将失去。前途黯淡的令人窒息。
风声很紧，我在第二天去探望一位民运朋友时，一个我怀疑已久的“特情”突然出现。他只坐了几分钟便说要下楼回一个传呼。我乘机急忙逃走，去找王庭金。王庭金深知危险，便警告我不能走大路离开蚌埠市，要由他骑自行车带我抄小路脱身。那次惊险的逃亡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即将分娩的妻子。
我坚忍住没有再去看我那即将临盆的妻子，她却每天流着眼泪，等着我回家陪伴她。她在分娩的时候因难产而大出血昏迷过去，医生只好问我母亲：“如果只能存活一个，保谁？”面临如此危险，我母亲吓得要死，只有机械地回答：“只有先保证母亲存活，否则母亲死了，孩子靠谁抚养呢？”
我那可怜的女儿，竟然差点被牺牲掉！听到电话那头妻子的泣诉，我多么想飞回家去，看一看她和幸运地活下来的女儿，把她抱在怀里亲一亲。
但那时，我被热烈的献身精神驱使，只有牺牲亲情。回想起来，为了造福中国人民的民运事业，我们倾注了多少感情！我们失掉了多少爱情！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最后地方当局终于给我捏造了一个罪名，说我与纪晓是非法同居，还说我以前的谈情说爱是流氓行为，因而处我三年劳动教养。那罪名之荒唐，几乎把我活活气死，从而使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左右的漫长绝食。那是我第二次抵死抗议。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这次绝食最为惨烈。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真正是彻彻底底绝望了！不想活了。
我那时并不知道，江泽民有一个内部指令：政治案件的处理非政治化。后来我略微估计了一下，94年江泽民实际掌权以来，将近一半的民运人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入狱，另一半人的判罪也名实不符，严重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这就像江泽民打击陈希同一样，共产党人总喜欢这样做，总是自以为得计。却不知这样不按规矩出牌，导致的严重恶果，对手的极端憎恨。这必然会造就出一批铁石心肠，使未来的政治斗争更残酷。至少他造就了我。
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是在她已出生三个月之后。那天我突然被带到审讯室，见到了全家人。我久久地端详着繈褓中的女儿，泪水直往外涌。我不能再给她们任何关爱，只能要求妻子坚强面对苦难。我只能安慰自己：我的女儿也许会丧失童年应有的幸福，但是我的努力、我的坐牢、我付出的代价，肯定会使全中国的孩子受益。所以是值得的。
共产党中国的残酷，不是自由世界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由于持久的、范围曾经非常广泛的政治迫害，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国人，几乎灭绝，普通中国人的道德，十分堕落。当民运人士为了民众的利益，与专制政权抗争的时候，一般的民众，不仅不会给予后援，反而因为担心自己也受牵连、也受迫害，而疏远我们。有的甚至乘机落井下石。
所以在我被捕后，我始终担忧我的妻女遭受更多的伤害。当我最终出狱后，我所担忧的确实也发生了。
长期绝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溃烂，恶臭难闻，又得不到治疗。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一堆垃圾，掩鼻而过。没人愿意端水给我喝，我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挪到水池喝点水。
后来，我又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厌食。别人都拿饭盆排队打饭，我不想吃饭，只拣几块南瓜或青菜象征性地吃上两口。那段时间，我一个星期吃的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得多。
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走路都困难，我也坚决拒绝被奴役。他们把我转到菜园班，队副杨明球要求我做做干活样子，我拒绝了，他就殴打我，扒光我的上衣电击我。我再次绝食抗议，这是我第九次绝食。
我已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少次绝食，每次绝食多久了，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是偶尔吃一点点东西。面对共产党的羞辱和虐待，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太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我的妻子带着女儿来看我，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权》，刘青和他的同事们为我做了大量呼吁。后来当局终于把我送到医院，我也确实快不行了。
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奄奄一息地躺在椅子上，看着我的女儿，想着在我死后，女儿的悲惨命运，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后来我之所以坚强的活了下来，多半也是由于对女儿实在放心不下，妻子如此病弱，谁来照料她、抚育她啊？
在我八年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运人士混进去看望过我，那就是楚海蓝女士。受刘青、刘念春兄弟和《中国人权》委托，她自称是我太太纪晓的表妹，从我家乡派出所弄到介绍信，和我太太一起来看我。
楚海蓝是异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为民运做的工作，足令男儿们羞愧。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莫大的恩情！无法感谢的恩情！因为我们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望。我们有时连父母都不准见。
──转自《北京之春》05年4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