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讯】《光明日报》报导过，89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现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在一次《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编纂出版座谈会上说，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入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外交宴会上，中方官员对外宾说：“慢慢吃，吃好。”结果翻译将这句话译成了“请你吃慢一点。”弄得外宾一头雾水。
古汉语的状况更是严重，冯其庸、金开诚等老一辈学者也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深为担忧，他们认为，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
其实这并不奇怪，今天的大学教授不正是从博士生而来的吗？现在是追求学位的时代，有些大学进教师的门槛已抬高到了非博士不可，甚至出现了已拥有博士生导师头衔的教授拜师读博士的新闻。片面追求高学位的风气欲演欲烈，形成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学位消费”浪潮，不仅高校、研究机构，甚至连行政机关、企业也卷入其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高校势必要不断地扩招博士生、硕士生，规模大了，门槛也就低了，这是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仿佛高学位就是高学问，这是畸形的消费导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当年，陈寅恪在西方求学，进过很多大学，一心问学，潜心研究，无意于虚有其表的学位之类，等到回国时，连一个博士头衔都没有，也没有发表过什么着作，但他照样被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要是放在今天，恐怕连门都没有了。
博士生论文质量的下降彰显出一个时代学风的浮躁，间接地看，这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与畸形的“学位消费热”有关，但更直接的是与高校乃至整个学术评价制度有关，现在的学术评价是一刀切的量化标准，是统计数据先行，模式先行，还有对学术刊物进行类似行政化的等级划分，所谓权威期刊、重要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省级期刊、省级以下的期刊，并以刊物的级别高低作为评价论文价值高低的主要标准。我有个朋友在高校教古典文学，他在一家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因为被编辑安排在“随笔”栏目，学校就不算是他的成果。有些高校规定研究生必须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才能拿文凭、拿学位。在这样一个不太正常的环境里，一个学子要想认真做学问反而是不太正常了。
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一方面要应付那些硬性的规定，在相关等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这简直比学位论文还要关键。当然，论文的质量、有没有自己的创见都变得次要，重要的是找到门路，或花钱，或找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真正用来读书、求知的精力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要准备学位论文，应付答辩，不过，无论是硕士论文也好，博士论文也好，很少有通不过的。由于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硕士、博士的培养方式早已从手工作坊向机器流水线生产方式转变，已很难要求什么论文质量，能凑乎糊弄过去就可以了，反正大家的水平都接近，也没有教授会认真的。
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曾撰文指出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主要弊病：一是选题缺乏创新意义，常见炒剩饭的多；二是论证缺乏问题意识；三是资料收集多是照搬他人，论著的引文方式与注释方式毫无规矩，随心所欲；四是分不清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界限；五是文字表达能力每况愈下。这一概括比任继愈的感叹来得更具体，更有针对性。这样的论文，根本就是糊弄人的，是混学位的，当事者却毫不感到羞耻，最终的结果也多是通过了。更可怕的问题在这里，论文质量不高也好、论文质量下降也罢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心态，完全失去了 羞耻感，这和商场上惟利是图，只要捞到好处就是好的态度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真学术的。
急功近利的背后总是有着复杂的原因，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学生不好好做学问，混学位，我们也不能过多的苛求教授们不够严肃，什么样的论文都能通过答辩。关键还是学术评价体系、高校的招生导向出现了问题。在整个功利化的学术氛围中，在赤裸裸的人间利益支配了一切的情况下，空洞地谈论学术规范、自律意识注定了成效甚微，最多只能对个别人有用，多数人是很现实的，趋利避害，权衡利弊，计算得失都是人类的天性，不能指望让大多数人逆流而行，付出牺牲的代价去坚持一种正当的价值。当然这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是悲壮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者呼吁改变学术风气，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只有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发出来，而且蔚成风气，才有可能扭转局面，才有可能回到学术的正路上。
博士生论文的质量是不是能够保证，离不开整个学术风气的改变，这需要唤起多数人的羞耻感，更需要评价体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过去看看，向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好的传统，发达的文明国家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