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0日讯】中共一贯声称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是忠实的为农民群众谋福利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忠实的为农民群众谋福利”，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众多政治团体都想戴在自己头上的一顶漂亮帽子。
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忠实的为农民群众谋福利”，至少应包括三层意思。首先，你的所作所为是自觉的以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点的；其次，你的所作所为确实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和要求；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所作所为给广大农民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换句话说，一个政党究竟是否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是否忠实的为农民群众谋福利，关键不在于它的口头表白，而在于行动，事实乃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裁判者。
那么，中共究竟是否像它自己一贯所宣称的那样，“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是忠实的为农民群众谋福利的”呢？
那要看它八十多年来究竟都对中国农民做了些什么，究竟都给他们带来了些什么。
上篇 中共的“革命”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中共一出世，即直言不讳的声明，它的政治目地是彻底颠覆现存的一切社会秩序，夺取国家权力，用所谓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治理中国。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当年势单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夺得国民党统治的江山，实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地，就必须充分发动和借助农民的力量，舍此别无它途。
事实上，在中共领导的那场以改朝换代为目地的所谓“革命”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也确实被他们发动起来了，而且发动的很充分，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所谓“革命的主力军”。但反过来看，这场革命带给这些农民的却是一场充满血与泪的灾难！
制造“阶级仇恨”挑动“阶级斗争”让无数农民死于非命
农民最讲实惠，要让老实本分的他们心甘情愿的为一个政党卖命，绝非易事。不过，这难不倒共产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绝招——“宣传鼓动”，具体讲，就是以谎言惑众，再诱之以利。
为此，他们一方面竭力抹黑乡村中的地主士绅阶层，向农民灌输诸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政治上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在经济上备受地主阶级的剥削，毫无政治权利可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等一套极富蛊惑性的说辞，从而在农民与地主士绅之间人为的制造“阶级仇恨”，挑起“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则许诺给以农民种种好处，什么“分田分地”拉，什么革命成功后成为国家的主人，过上丰衣足食、当家作主的“好日子”拉—–以此吸引老实本分的农民跟着自己“造反”“闹革命”。当年，这些新鲜动听的话语也确实打动了不少农民兄弟的心，中共领导下的所谓“农民运动”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最早的农民运动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准备和开拔，农运的中心很快又转移到了湖南。
不论是广东还是湖南，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在农运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是平静自足的。为了打破这种平静自足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的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以湖南农运为例，这场运动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五月达到高峰。中间才两年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当时湖南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他们无所顾忌的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发展到极端时，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以至连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晚上，许克祥团长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此后，中共所到之处，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在乡村中更是轮番上演着。
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地主士绅报复起来，也绝不比农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运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分田分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的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这就是中共带给广大中国农民的“革命果实”。
二、危难时期抢夺农民的钱财口粮养活自己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一个字：“抢”。简单说就是先抢有钱人主要是乡村富户的财富，不够了再抢农民的财富，直至把所有人的财富全部抢光。
从城市败退逃入乡村后，既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拨款，又进不了城，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中共随机应变，打起了乡村财富的主意。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也就是抢富户的财富。有历史学家把井冈山时期中共的这种经费模式称只为“井冈山方式”。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有资料介绍，中共当年抢劫这部分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由于这部分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分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不过乡村中的浮财也是不可能无限制的挖下去的，浮财既是存量，当然就是有限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瑞金时期中共的这种经费模式被称之为 “瑞金方式”。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的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分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中共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什么农民的代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事实上，为了自己的生存，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置农民的生死于不顾。由此不难看出，其实在中共的内心深处，真正看重的从来都只是他们的政党利益，人民的死活根本就不曾真正放在过心上。所以1934年夏天，他们才会如此心狠手辣，把百姓活命的粮食都抢的精光。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三.、为了打胜仗毫不吝惜的牺牲成千上万年轻战士的生命
中共军队的兵源在农村，构成战士主体的是成千上万年轻的农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中共就不可能如愿的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要死人的，牺牲在战场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中共真如其所说是广大农民的代表，是真心为农民兄弟谋利益的话，理当十分珍惜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的生命，尽量避免和减少他们的牺牲，但事实恰恰相反。
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对待牺牲的态度上，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敢牺牲，共军则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
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期间，国共决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共军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够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所谓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说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
在孟良崮战役中，中共俘获一万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体在一条山沟里被俘，是整建制，队伍很整齐，军械完整，就是没有子弹了，他们静静的投降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张灵甫在没有了子弹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部队全部投入最后的战斗，他只能要求自己牺牲。而中共则不同，他一定会要求最后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的，不论你有枪没有枪。淮海战役时，围歼杜聿明的时候，共军要部队跑步前进，吃饭也是跑动中吃，后来跑不动了，干脆让战士把枪都丢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枪都丢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干什么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拼了。刘、邓过黄氾区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大部分装备。这个张灵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编制，换给粟裕，肯定是没有枪也要向前冲，用手，用石块，用身体，也要向前冲。但是张灵甫做不到。济南战役时，到关键时，杀红了眼，白天也攻城，死伤惨重，照样攻。王耀武抗日时，曾经打得日军没有办法，结果守济南却输了，关键也在这里。宋时轮、许世友这些人，不断的把部队投入，压上去，尸体填满了河沟向前冲，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对付火焰喷射器，也是拿部队压上去。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一天就拿下黄兵团，结果碰上火焰喷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电报讲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队一定压上去，直到黄兵团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部队就冲上去了，那个死人很惨。有些回忆文章都提到这一点。但只是错误的认为是战士勇于牺牲，没有认识到那是将领们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
这个军事胜利的秘密，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国共两边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也注意到了。还是那个宋时轮，当时率领九兵团入朝作战，冬装都来不及换，十二个师单衣单裤单鞋就进到朝鲜东海岸设伏，冻死冻伤好几万人，让美国人吓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谓“人海战术”。至于说战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没有这回事，国共两边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终归是少数，多数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战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将领在此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不论林彪、粟裕、彭德怀还是邓小平，当年在这个关头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在这种敢于无所顾忌的牺牲战士生命的心态下，中共的战略腾挪空间自然也就随之放大了。本来，战略上国军的优势占80%，共军占20%，这种心态下国军的优势自然就减少了，大体上变成了55%对中共45%。在战役进行时，共军的牺牲，又把这个对比给倒过来了，共军占优。这就是战场的决战态势。于是，最终敢于大胆无顾忌的投入年轻战士生命的那一方，也就是中共胜出了。
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这场决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却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战士的尸骨上的，而这些战士中的绝大多数恰恰都是来自乡村的年轻农民。为了夺得自己朝思暮想的江山，如愿的坐上龙庭，中共竟至于无所顾忌毫不吝惜的牺牲他们的生命，这样的政党能说是农民的代表吗？！这样的所做所为能说是在为农民兄弟谋利益吗？
说穿了，在中共眼里，农民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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