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日讯】新世纪开始以来，大陆群体事件从南到北，接连不断。群众的不满和愤怒集中于野蛮圈地、暴力拆迁、工资拖欠、贪赃枉法、镇压异见、摧毁信仰等等。工人、农民以上访、游行、静坐、堵路、上书、绝食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参与者不断增加，规模愈益扩大，鞍钢四万职工二０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为反对待遇不公冲破阻拦游行到市委示威；四川汉源近十万农民与学生二０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为反对镇压而抬尸游行，冲击县府，致商店关门，菜场罢市。这样的不满与愤怒已成燎原之势。
官方统计，群体性事件，一九九三年八千七百起，一九九九年三点二万起，二００三年五点八万起，二００四年七点四万起，二００五年八点七万起。这种扩张之势使当权者穷于应付。不过，目前的维权活动仅仅是群众力量的初步显示，它的潜在能量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随着群众认知水平的提高，维权运动将增加要求社会平等公正、政治民主自由的内容。维权运动不仅要争取人人应有的经济权益，更要争取人人应有政治权益，最终目的是争取未来中国成为法治天下、宪政国家。这就是维权运动的发展趋势。它发出的历史性召唤是：呼吁适应这一需求的组织或个人挺身而出，率领群众推动社会转型顺利前进。律师高智晟等人的维权活动就是对这种历史性召唤的回应。有理由预期，作为“这一趋势”的回应者，可能不是少数人或少数组织，如果形成群雄逐鹿局面就更有利于结束专制寿命。
维权的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
在呼吁群雄蜂起的时机，一则关于《中国宪政同盟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消息贴在二００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博讯网上：全国“良心人士”的代表七十七人于十八──二十二日在北京通过交流，对当前形势和任务达成共识，决定成立这个组织，“负责联络各方面的工作”，“全力为社会的良性转型完成准备”。有些网站迅即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无法证实这则消息的真实性，但它无疑向公众提示：类似“宪盟”一类组织的诞生是维权运动呼唤的结果。当前，维权运动极需提高运作水平，极需加强联合力度，极需协调各种策略，极需减少盲目成分。总之，要求从维权的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从散漫状态走向有序状态，组织起来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维权运动朝这一趋向过渡，将是大陆民主运动的突破性进展。
现在看，即使没有这个“宪盟”筹委的实体存在，也会有其他组织、其他志士挺身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下列诸因素说明，这是不可回避的必然趋势：
（一）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是既相区别又相一致的概念。如果维护的只是经济权益，比如催讨往来债务，交往双方是平等法人，与政治无涉，这样的维权不属于民主运动范畴。如果维护经济权益时，双方处于侵害与被侵害地位，涉及官权的盘剥与掠夺，受害者维护应有的经济权益时，已含有反专权、反霸道的因素。比如，农民反对野蛮圈地的补偿不公，要求合乎市场价格的地价补偿，这种经济维权就含有对政府的专横行为以及视官民为主奴的抗议，因而具有要求民主自由的内涵。这样的经济维权，尽管它的政治倾向不突出，但已是民主运动的初步。循序而进，就会有言论自由的需要，集会自由的需要，就会有全面实现人权的需要，进而会提出民主政治纲领，提出走向法治社会和宪政国家的要求。
要迫使当权者让出某些特权垄断
（二）维护自己的权益，连穷乡僻壤老婆婆也懂得，外人把她的鸡抱走，她会连声喊叫，不过仅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维权，往往遇到强势阶层阻挠，遭到的是更大的权益侵害，因此，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维权活动走上依靠法律支撑的道路。当权者制定的法，原是杂样拼盘，地方政策规定与中央法律条文顶牛是常规，因此，可以利用法的矛盾，从中找到维护群体权益的空间。中央明确规定减轻基层经济负担，地方却变换方式增加下层经济负担，因之以中央之矛攻地方之盾，使维权者于上层有所依靠、于下层有道义优势，从而取得维护合法权益的成果。这种体制内的维权方式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南方一些省份流行。它对于侵害群体权益的违法行为的约束是有效的。但只在体制内维权，意味着只在专制权力范围内活动，只在承认政权的合法性前提下呼喊，求得与当权者一定程度的妥协，获益是有限的。现有法律条文，有些是作为装饰而制定的，不可能兑现；有些是为维护当权者利益而制定的，不可能修改；某种呼吁（如上书中央要求平反“六四”），涉及根本权益，不可能达到目的；有些申诉（如冤假错案纠正），在沉重的官僚体制内很难得到解决。为维护民众权益，特别是涉及根本权益冲突时，必须打破体制束缚，突破专制钳制，迫使当权者让出某些特权垄断。比如农民的土地权益被野蛮圈地严重侵害，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法求得根本解决。现在的农村土地实际上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它据此疯狂抢夺土地，农民无可奈何。只有废除国家的最终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化，才能彻底打击专制权力对土地资源的暴抢豪夺。这是在经济上反专制、争民主的重要步骤，因而是民主运动拓展民主领域的重要环节。这种重大举措无法靠散漫的群体活动取得成功，应该有领导地循序而慎重地进行。
有组织有领导的维权已迫在眉睫
（三）弱势群体所以势弱，原因之一在于它是一盘散沙，没有黏合为团结之力。分散而独立活动的个体抗争容易遭到打压，一触即发的群体维权不容易持久坚持，有组织的群体活动才能形成稳定的合力，给当权者以强大威胁。回顾维权活动的历程就会知道，在共同维权的场合，总有少数思维敏锐、敢言善辩的人出现，他们往往成为群体活动的组织者和代言人。随着活动的开展，群体之间的联系增多，因而有了较为稳定的沟通渠道，进而形成有规则的联合组织形式。湘皖两省，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维权活动中曾自发筹建村农民协会，拟了章程草案，以后还有跨村的组织出现，个别地区甚至正式提出成立县农协要求。这反映农民在维权中已经意识到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利益对立，意识到依靠自身的组织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农民摆脱了维权活动初期依靠“道义”和“信誉”来维系自身力量的草莽阶段，走上较为正规的组织起来之路。但是，任何有组织政治活动都是当权者不能容忍的，农民协会出现后也就迅速瓦解。有组织有领导的维权是广大工农的迫切需要。
上述种种表明，维权活动从自发性向自觉性过渡是大势所趋，适应这种趋势而动必然在民主运动面前展现新的富有魅力的前景。分散的维权活动将走向联合，一压就垮的维权抗争将增加自己的韧性，经济性维权将扩大为政治性运动，不满与义愤将被高瞻远瞩的谋略代替，这样的民主运动将集中力量打击专制体制，摧垮特权网络，编织民主程序，构筑公民社会，撒播自由种子，建立宪政制度。这就是大陆民主运动可能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目前，当政者已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消耗殆尽，用以笼络人心的理想主义已化为泡影，唯一指望的是依靠社会黑恶势力的猖獗，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红与黑”的这种勾结，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高智晟律师的第三封公开信对此作了展示。在这种恐怖盛行、黑暗当道的形势下，大陆的维权活动正面临严峻考验，时代正赋予它新的际遇。冲破这一道最后的关隘，迎来的将是民主的明天。
原载《动向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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