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0日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写了关于富士康－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引起该公司的不满，公司准备法律解决，上诉法院。至此应该说还是正常的。可是富士康－鸿富锦不是状告登载该报道的媒体，而是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直接状告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这就不太正常了。接着，大陆新闻界几乎群起而攻台商郭台铭的富士康－鸿富锦公司，《第一财经日报》更是喊出，此举“将为中国新闻界所唾弃”、“挑战记者职业尊严”、“践踏我国新闻自由的不法行径”。在大陆新闻界一边倒的情况下，富士康－鸿富锦增加报社为被告对象，并把索赔由3000万元改为1元。《第一财经日报》高呼“取得阶段性胜利”、“是中国新闻界的胜利”。
这真是中国新闻界的胜利吗？笔者倒在此事中看到了中国新闻界的浮躁、霸道和猥琐。
告错对像 对大陆媒体缺乏了解
富士康－鸿富锦公司是有瑕疵的。该公司的错现在还不在其雇工上有否问题，用工方面的问题既已诉诸法律，还待法律来澄清媒体报道究竟是否属实。富士康－鸿富锦的错是错在是告状告错对象。一开始他可能想以索赔巨额财产直接状告记者以吓阻记者，从此少来麻烦。但富士康－鸿富锦身在大陆，竟然对大陆新闻媒体如此缺乏了解。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现在系争新闻报道文章是由记者所写，登载在该记者所属报社的报纸上，无疑报社应该成为被告。
其次，世上所有的记者都不能保证自己所写的一切文字一字不改的登载出来，任何媒体都有编辑、都有总编辑，都有几审制度。媒体上的任何报道文章不是纯粹的“文责自负”，它是媒体集体劳动的结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媒体更有“把关意识”和“把关制度”。能刊载什么不能刊载什么，不光是报社内有层层把关制度，报社外（严格讲是报社上面）的宣传管理部门也经常下达媒体必须遵守的什么能登什么不能登的具体指示。记者的作品不是随便可以上版面的。
由此，富士康－鸿富锦理所当然的受到攻击，富士康－鸿富锦调整策略，增加报社为被告，并降低索赔额为1元，但把官司继续打下去。
媒体霸道 不容人家反批评
面对富士康－鸿富锦的诉讼，《第一财经日报》报社本来挺身而出就行了，可他讲了一大堆话：“这是挑战记者的职业权利和尊严”、“是打击报复”、“要捍卫人民赋予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要“新闻出版的自由”要“不受惩罚的权力”。
媒体及记者担负着新闻报道的任务，在工作中拥有新闻监督权，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义务。当然记者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新闻报道中的主要事实或足以影响主要事实的细节不发生错误，其它细节偶有失实，一般来讲读者和大多数当事者会原谅的。毕竟新闻报道不是法律判决，新闻记者不是法官侦探。
可是媒体、记者既拥有监督、批评权，就要容得人家的反批评权。这几年大陆新闻界浮躁之风盛行：记者不是深入采访，而是网上摘抄加上打几个电话就拟出一个稿子，报纸则把功夫用在报纸外一味依靠炒作捧红自己，种种现象十分普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报道难免或有失实之处。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富士康－鸿富锦的第一篇报道就似乎有问题，事情发生在深圳，而记者却在上海。从事后记者含含糊糊的博客述说里，也觉得记者通过摘编网上消息随后在打几个电话了解一下，就把文章炮制出来。
这也不能完全怨这个记者。据说这个青年记者基础很不错，过去也肯下苦力深入采访。可是，这几年大陆记者追逐马甲袋成一时之风。“马甲袋 ”就是对采访时有采访对像送给记者“红包”的统称。“马甲袋”投入小产出高，而深入采访用力多收获（稿费、奖金）少，搞不好，非但受到被曝光被批评对象的怨恨，还常常受到上级（报社领导甚至宣传管理部门）的批评和处罚。因此还有多少人在搞深入采访报道呢？
被富士康－鸿富锦起诉的第二个记者翁宝，是《第一财经日报》的编委，一直自命为“新闻精英”。这次稿子不是他写的，听见把他名字列入被告，大喜过望，以为炒作自己的好机会来了。这大概就是当今大陆“新闻精英”的概貌。
《第一财经日报》是由上海帮要角龚学平过去的秘书黎瑞钢办的，黎瑞钢现在是上海所有电台电视台的头头，报纸的总编是黎瑞钢的同学，此人惯会炒作，把功夫用在报纸外的角色。自己频频在电视、网上亮相，报纸发行量至今少的可怜，都不敢告诉人。《第一财经日报》办了一年多亏了一亿多，好在垄断的电视台有的是钱。
对于这则反映富士康－鸿富锦的新闻报道是否失实，照理报社应该是心有疑惑的，并且既然已诉诸法律，相信从法律上判别是否失实是不难的。《第一财经日报》何必摆出不让人反批评的样子，甚至祭出“新闻自由”的法宝。
中国真有新闻自由吗
中国真有新闻自由吗？在其实中国的新闻监督权也实在小的可怜。不要说在政治领域中没有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在监督腐败方面同样没有新闻自由和监督权。十几年来，上海的新闻媒体没监督出一个局级和局级以上的腐败分子。直到最近中央已在上海捉出祝均一、秦裕等局级腐败分子，上海各媒体还是小心翼翼严格遵照地方宣传管理部门的规定登个简单消息，不敢详细报道。
当前中央主张建立和谐社会，相当程度关心民工、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民工待遇，在这大气候中，该报社选择了这个报道方向。并且，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该报社一遇质疑，立即摆出一副不容人反批评的样子，自以为靠山在后，稳操胜券。
然而依笔者看，该报社的过度反应未必一定能邀宠当局。虽然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对外资引进的欢迎程度不如以前那么热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十分需要外资、尤其是跨国企业来华。因此，媒体在这方面过分激烈，甚至还大张旗鼓“新闻自由”、“新闻监督”，当局是肯定不愿看到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宣传管理部门又会有通知下达，关照对此报道适可而止。
果然，事隔几天， 9月1日下午 ，宣传管理部门下达的指示层层传达下来：各媒体停止炒作、报道关于富士康事件。9月3日，富士康撤销对《第一财经日报》社诉讼，双方互致歉意。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气候下的新闻媒体养成了容不得人家的反批评习惯，都是不允人家有反批评自由的新闻媒体，也形成不了新闻自由的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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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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