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结束语：陈世忠为什么写十评中共？
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并愿此书成为七千万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
我概括地叙述自己一生的简历。我1937年生于上海市，自幼父母双亡，唯一的亲人──外婆──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死于贫病交加之中。此后我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起来。我还记得，解放后我学会的第一首歌，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也不是《你是灯塔》，而是一首秧歌调。其歌词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清清的水来蓝蓝的天，高山底下有平川，大路通四方呀，
城市乡村接相连。风吹麦穗摆呀，眼望万里好庄田。
这就是我们的解放区，我们的家乡，来吧哟。嘿！
我们这里有民主，我们这里有自由，
解放区的人民有吃有穿多呀多幸福。”
可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人民享受到的民主和自由却越来越少。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阳谋”以后，就象林黛玉进贾府那样，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说错一句话（还记得吗，当时说这话也属于“右派言论”？），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戴上什么可怕的帽子，一辈子翻不过身来，而且还殃及子女，株连九族。这是一种何等可怜的心态！民主自由，这曾是中国共产党给人民的承诺，确切地说，是永远不准备兑现的空头支票。
1960年我毕业于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现名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获得一本红颜色的优秀毕业证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1963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妻离女散，在劳改队滞留14年半。1981年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的关心，我获得了彻底平反，回到大学讲坛。
20多年来，我在教学、科研、社会活动等方面均有喜人的成绩。退休之后，我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向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做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并多次获奖。综上所述，我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要以我一生的经历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我是怎样从一个最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变得对这个腐败而顽固透顶的政党失望到了极点的。现在，我在剖析这个党的真实面目的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试图挽救这个党，从而为根除腐败，振兴中华贡献一份力量。
我扪心自问，是个重感情的人，是个知恩报德的人。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感恩戴德。强烈的报恩思想，促使我不得不再次提起笔来，畅所欲言，目的是挽救中共，使它和它统治之下的13亿祖国同胞免遭灭顶之灾。
话得从1964年说起，我在被捕八个月后从监狱里向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递交了《谏党》。其中我引用了毛泽东喜欢说的一段话，就是对待犯错误而又执迷不悟的同志应该在其背后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对方吓出一身冷汗，从而惊醒过来，正视自己的毛病，不能再讳疾忌医。雷锋同志也说过：“见同志有缺点不批评、不帮助等于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听凭它自取灭亡，于心何忍？
夫，诗言志也。为了证明我并非言不由衷，我第一次把自己在1981年3月18日尚未获得平反时的几首小诗公之于众。
坚信政策坚信党，豪情誓言未敢忘，
三十余载哺育恩，尽在谏党一纸上。
丈夫临危不悔恨，为党为民献忠贞，
革命何须怕断头，囹圄犹念救苍生。
雾夜茫茫盼晨光，见党如见亲爹娘，
枯木逢春见天日，我以我心献我党。
报效祖国敢辞劳？艰辛历尽得失抛，
但得党旗红万代，死亦放心面含笑。
真理无情史有情，是非功过重评定，
耿耿红心映日月，再树新功照汗青。
从那时起，过去了风风雨雨26年，我的初衷依然如故。俗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在国内媒体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情况下，即使从“打了胜仗找缺点”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多报忧，居安思危，多一点忧患意识为好。
说到提意见，指的就是批评意见，往往是非常痛苦的逆耳忠言，正因为是忠言，所以才听起来逆耳！这就如同良药苦口是一个道理。我把丑话说在头里，第四代核心们千万不要又搞什么“硬着头皮顶住”、又搞什么“引蛇出洞”之类的卑鄙阳谋、又把事情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的倡狂攻击等等。那样讳疾忌医、自欺欺人的结果，只能导致病入膏肓，尽管现在这个党距离病入膏肓已经很不远了。
我是怀着“第二种忠诚”的感情，怀着亲者痛的感情来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还是在《第二种忠诚》那部报告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查找到我的下列言论：“什么是真正的爱党？什么叫反党？”在这里，我再次呼唤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看看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可悲又可怕的现实，想想你们（党员们）当年入党时的誓言，挺身而出，和我一道起来“反党”，象彭德怀、刘少奇、彭陆罗杨、三家村那样起来“反党”，力挽狂澜、救大厦于将倾，尽最后一次努力挽救中国共产党。
从递交“谏党”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形势是怎样的呢？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有人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他们的重要根据是经济发展变化快，老百姓生活水平总体上普遍提高等等。是啊，比起1958到1962年饿死3,000万到5,500万人的时期来，现在是好多了，没有听说什么地方有饿死人的；比起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应该说是好多了；比起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来，现在并没有动用坦克机枪和开花子弹大规模杀人的暴行，更可以说是好多了，就连每年公开处决的人数也比过去少的多，仅仅几千人，不超过一万人了。甚至还可以说，养活13亿人口，基本上没有再饿死人，也令人赞叹“毕竟当家不易”。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掩盖了什么呢？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快，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甚至加上奥运会，亚运会奖牌等骄人成就等等，但是政治上指导思想越来越荒唐，越来越反动，具体表现为中央集权空前严重、对历史问题毫无深刻反思、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打压、对媒体舆论的压制、对思想空前的禁锢、不断压缩人民的民主自由空间、一再迷信暴力和谎言、对法轮功和地下教会的残酷镇压，对汕尾农民的杀戮，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欺负压迫和杀害，对非法拆迁、欠发工资、监狱暴力、刑讯逼供、上访无门等等百姓疾苦不闻不问、贪污腐化前赴后继、搞黑箱操作、扩军备战等等，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打着“建立和谐社会”的幌子，干着一件又一件的坏事、脏事、蠢事，借用中共的话说，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个乌七八糟；把一个本来有希望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变成天怒人怨、丑陋不堪、臭不可闻的肮脏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比1949年垮台前的国民党恶劣百倍，腐败百倍，凶残百倍！中共领导人完全不懂，靠高压政策和欺骗手段加上封闭消息来维持虚假的“和谐社会”的假像，断然不能持久。口头上高唱“以人为本”，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治本，不懂得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光靠做一些表面文章是解决不了根本矛盾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再加上穷兵黩武，扩军备战，令人联想起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表面上的局势稳定甚至繁荣昌盛背后潜伏着难以想像的国内危机和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而再、再而三的吹牛撒谎、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可不可以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奉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呢？这样一来，自己当个逍遥派，倒是乐得清闲，悠哉游哉，享乐晚年，不亦乐乎，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可是那样岂不是放弃了自己热爱人民、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初衷了吗？集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个党的最可悲之处在于象彭德怀、刘少奇、彭陆罗杨、三家村、张志新那样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太少，而象雷锋那样的甘当驯服工具的党员以及借口“不得已”三个字而掩盖其怯懦，而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高官太多太多！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本事就是为渊驱鱼，不断地把自己的最忠实的追随者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的行列中去。中国共产党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应该深刻反省，为什么连陈世忠这样的铁杆保共派也最终被你们逼上了梁山？这个教训对于你们应该是极其深刻的。另外，奉劝你们这几位智商并不很高的掌权者，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境外的华人报刊内容，仔细想想其内容是否有理，善于发现值得你们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建议。决不要满足于只看中央几家喉舌的陈辞烂调，“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久而久之连你们自己都会信以为真，自我感觉莫明其妙地变得越来越好。为什么？就因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已经习惯于粉饰太平，你们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启发。而海外媒体不受你们的迫害和限制，所以敢于讲真话，往往报导比较客观，批判不留情面，而这些恰恰是你们可望而不可求的宝贵意见啊！不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吗？可别再象毛泽东那样挂羊头，卖狗肉啦！望你们深思我的忠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两个我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这场思想斗争使我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一个我，非常想热爱中国共产党，从感情上念着它对我的好处，也想着它给中国人民曾经带来的某些好处；另一个我，却从理性上一次又一次地打消对它的幻想，确切地说，是它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消我对它的幻想，认识到它的真实面目，打心底里想爱却爱不起来。此时此刻，用“爱之深，恨之也切”来描述我的心情毫不过分。中共中央喜欢把自己和祖国划上等号，那么好吧，咱们不妨来一个就错就错，模仿电影《苦恋》里的一句名言，问一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记得中共的理论家经常喜欢说，许多科学家是通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的实践活动才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真理的。那么我呢？也可以这样说，我是通过自己毕生的实践才逐步认识中共标榜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货色的。
我朦朦胧胧地记得一段历史故事。说的是隋炀帝手下有一位谋士，足智多谋，尽心竭力地辅助隋炀帝。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也知道隋炀帝是个非常坏的无道暴君。但是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只好肝脑涂地地辅佐他。这可以说是死忠的一个典型。
我和这样的谋士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我确实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知恩图报，总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可是，处处碰壁，痛感报国无门。再一看，原来我如此热爱的党和国家居然掌握在这样一批卑鄙小人和扶不起的阿斗手中！大凡当领导的，有勇气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的，永远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是听不得不同见解，特别是听不得比自己高明意见的武大郎！而我对党中央的批评又恰恰是带有方向性、原则性和指导性的不同意见。从本质上说，它们不属于除四害当中该不该打麻雀之类的枝节问题，而是类似彭德怀、张志新提出的不同政见。而这恰恰是最捅最高领导人心窝子的要害问题，或曰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中共中央是从来不会让步的、从来不愿服输的、从来不肯认错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要“硬着头皮顶住“的意思。
爱也罢，恨也罢。我很快就要过70岁大关了。人到这个年龄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紧迫感，趁着还做得动的时候把最想做和最应该做的事情尽快做了。以免临终时心存遗憾。“天生我才必有用”，世忠老矣，我在晚年能做的唯一的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认识和思想转变过程如实地公布于世，尽量让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的立场观点。我不认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至少它们是我压抑已久的心声。换句话说，这里的每个字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中共中央最不喜欢听、最害怕听到的真话。
满腔热血，报国无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四次谏党，历尽艰辛，几百封上访信的杳无音信，使我感到这个党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还要尽自己最后的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感动不了那些“最愚蠢”的“高贵者”们，起码可能感动上帝──广大中共党员和广大中国人民吧！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开来、把它毁掉，而且让人们看到。上自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基层组织，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可是，他们又封锁消息，控制媒体，不让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知道。其结果，绝大多数人除非亲身经历，都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当你告诉他的时候，善良而天真的他往往满腹狐疑，真会有这样的事吗？是不是你们对共产党有成见，故意编造谎言来丑化它的呀？还是恩格斯说得好：“对待一切阴谋诡计，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公开揭露。”且看我的文字客观上起的作用是什么？
我自信，我所揭露的内容对于那以权谋私的领导集团来说，打击是致命的。但是，反过来看，给予那以权谋私的领导集团以致命的打击，有什么不好呢？只有给予他们以“致命的打击”，党内外的正气方才得以伸张和弘扬，这对于这个党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呀，何乐而不为呢？曾记否？当年毛泽东如果听进陈世忠的批评意见中的哪怕百分之一，恐怕中国共产党也不至于堕落到那等地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报恩”行为呢？只不过历届的共产党领导集团不领这个情罢了。
根我所知，世界上有过四次《九评》。在中苏关系紧张到几乎破裂的边缘，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25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布致全体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公开信，作为回答。从1963年9月1日起，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公开信》，简称《九评》，这就是第一次《九评》。当时我正在监狱里接受审讯。公安局要求我写交代材料，把所有的思想活动和盘托出。我借这个机会继续对中共中央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告和批评。事有凑巧，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正好成为我对中共中央进行批判的话题。《人民日报》每发表一篇文章，我就迅速作出反应，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例如，看到了《七评》，我就交上去一篇《评七评》，看到了《八评》，我就交上去一篇《评八评》，等等。当然，有些采用的是别的标题，如针对中共的《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写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针对中共的《五评》，我写了《论“战”》等等。陆陆续续写了近100万字。估计都成了中共中央封存的秘密档案。所以，写《九评》批判中共的《九评》，我或许是第一个，至少是最早的人之一。
2004年末，《大纪元时报》陆续发表九篇评论共产党的文章，我认为它们写得好。但是，又感到言犹未尽，不禁手痒，欣然命笔，决定也来一个《九评》，因此这已经是第四个《九评》啦！时隔40年，和1963～1964年的《九评》一样，我的新《九评》依然是针对中共中央的，对其揭露、批判和劝说的性质兼而有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着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的一贯精神，谨将此书献给以胡总书记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并建议胡总书记将此书定为全体中共党员必读书─党课教材，特别是高级党校的必修课教科书。
但是，客观事实是《大纪元》的《九评》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振聋发聩的影响。如果再出来一个《九评》，有鱼目混珠和掠人之美之嫌。所以，干脆割爱，把原计划中的“结束语”改为十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纪元》的《九评》评的是所有的共产党，而本人的十评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共产党的。要说批判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或者批判共产主义理论，我自觉力不从心，掌握资料也少，就不勉为其难了。
我预见到《十评》可能甚至必然遇到的非难。中共中央不喜欢，理所当然，因为它已经习惯于敌视甚至仇恨任何逆耳之言；而另一方面，一些朋友也可能对本文嗤之以鼻：“嗨，还不是老一套，‘第二种忠诚’，依旧对统治者抱幻想，甚至在等待招安”！实践可以检验是非。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衷心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能把这本党课教材翻译成各国语言，不仅让海内外华人，也让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读到它，来一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看看真话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总之，我的一贯原则是：“成败未必在我，凡事我曾抗争。”
回应非议“第二种忠诚”者，只要想一想，为什么中共中央反对它，问题就得到了一半答案。陈世忠当年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评也好，批判也好，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们。有个审讯员愤怒地说：“你骂我们，比铁托骂我们的话更恶毒！”中国共产党一贯是忠言逆耳，喜欢对自己听不进的话乱扣帽子，这里且不去评论它的这种很坏的习惯。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后来对这种“比铁托骂我们的话更恶毒”的言论也平反了呢？今天，年届七旬的我依然有这份自信，这组陈世忠《十评中共》的檄文将再次打中中共中央的要害。其实，凡是忠言，必然逆耳，若有诚心，改了就好，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在《谏党》中，还首创了“反党有理”的理论。我的原话是；“你们说我‘反党’，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扣什么帽子。我是党亲手培育起来的知识分子。我怎么可能反党？但是，如果象我现在所做的也算是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条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定不移的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直到你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我多么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们，看看今天党内生活的现实，回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勇敢地起来，和我一道反党，为了爱党而反党！”我觉得，一个口号，一个观点，如何评价，重要的要看它的社会效应。既然对党如此忠心耿耿，为什么我始终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呢？为什么我要蹲上14年半的监狱呢？为什么即使平反后回到大学教书，并且卓有成效，却依然属于被暗中“内控使用”的呢？刘宾雁不愧为文学大师，他的春秋笔法，并非人人能够读懂。他在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里，越是强调主人公对这个党的热爱和忠诚，就越加凸显出不值得对这个党表现忠诚！
当共产党在中国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的时候，号召人们退党、退团、退队能够起到瓦解共产党的作用，但是对于大多数党、团、队员来说，要求他们这样做毕竟不够现实。怎样提高这一部分人的觉悟和勇气呢？这需要有个过程，还应该有个策略问题。打个比方，蒋彦永说了那么多真话，那么刺痛了中共中央，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又如赵紫阳，他不愧为民族英雄，但到死也是个共产党员。这两位共产党员始终是中国人敬佩的、景仰的榜样。可以说，尽管他们对于中共中央的种种倒行逆施义愤填膺，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他们的“觉悟”远远没有达到要退出共产党的程度，他们甚至也不希望出现“亡党”的局面。我相信，象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是大有人在的。你总不能要求大陆上所有的人都象刘晓波、余杰、高智晟那样公开揭露和批判共产党吧！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双管齐下呢？对于绝大多数身在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善意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依然有其积极意义。说白了，那就是“第二种忠诚”的精神所在。在大陆，你公开提出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违反了载入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就要被执政党取缔。而“第二种忠诚”呢？批评照样批评，揭露照样揭露。一针见血、打中要害的批评对于他们的“杀伤力”是丝毫也不逊色的。我认为，象李锐、胡绩伟、蒋彦永以及退党前的高智晟等等的行动都属于“第二种忠诚”。我赞赏的方励之先生认识到不论你冠之以什么招牌，“第二种忠诚”的实质就是异端，因而为中共中央所不容。记得刘宾雁在评论“第二种忠诚”时说过：“这种人，对党有多大的忠诚，就有多大的叛逆性。”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没有读懂“第二种忠诚“的内涵的人，却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
另一方面，决不能低估了中共的潜力。中共的成绩不能不提。尽管他弄虚作假，夸大成绩，而且还有严重的问题隐藏着，不让人民知情等等；但毕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的一面。国民经济进步有目共睹，经济增长速度世界领先，扶贫、减轻农民负担、吃饭问题、拖欠工资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杀人也比过去少多了。这一切都比较得人心。加上对媒体的控制和压制，对高干和离休干部的安抚；对知识份子的收买和对军方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战争威胁，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中共压制的永远是少数弱势群体，包括法轮功、天安门母亲、民运等等，再加上报禁，造成宣传报导的片面性和欺骗性，总把事情说成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对、破坏和造谣，这一切加起来，使得中共统治得到暂时的巩固。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能够支撑至今。不提他的成绩，令人感到我们只是一味挑毛病，共产党怎么做也不对。中共中央正好抓住这点，把事情说成是境外敌人的例行攻击和造谣中伤，反而减少《九评》的战斗力。
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对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不能自我陶醉，从而对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过于乐观的错误估计。另外应该看到，光是中共党员就有近七千万人，共产党内有许多好人，真心诚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人；很少整人或者从来没有整过别人的人，认识到只有政治改革才能救中国的志士仁人大有人在。胡耀邦、赵紫阳并不是孤立现象。我的熟人和朋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从这一点出发，大力提倡“第二种忠诚”精神依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质言之，“第二种忠诚”并不是误导国人对中共中央抱幻想，而是在具体的客观条件下，有利于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展开合法的斗争，其结果则是殊途同归，达到同一个目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全部力量集中于唯一的共同目标。不可分散我们的精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共中央搞统战的成功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即使是暂时的同路人也决不放弃，不轻易挑起争论，分散注意力。人各有志，关门主义不可取，求同存异很重要。
温家宝在最近召开的作协代表大会上即席讲话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
说得真好，多么令人感动！只是不知道，温总理真的敢跟中共中央唱对台戏了，还是仅仅是再一次做“言语的巨人”罢了。说到讲真话，刘宾雁最敢讲真话，被中共中央恨之入骨，两次钦点把他开除出党；彭德怀最敢讲真话，被中共中央置于死地；张志新最敢讲真话，被辽宁省委恨之入骨，处决前还要切断她的喉管，这类的例子在中共中央建国以来数以千万计，你温家宝不是不知道。今天照旧不让人民讲真话，不可以提“6．4”大屠杀，不可以说法轮大法好，不可以揭露活体摘取器官，不可以说……，不仅普通党员和老百姓不能说，就连你温家宝本人也绝对不可以说，否则你的乌纱帽马上不保，不信你就试试！故作天真的温家宝贝啊，你不会是也想学他老人家那样来一个引蛇出洞吧？在中国，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上，哪里有说真话的地方？哪里有说真话的自由？哪里有反映真实情况的权利？至于说“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又让我想起一桩桩不太古老的往事：从胡风开始，从右派开始，哪一个“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的知识份子（当然包括文艺界）有过好的结局？其实，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在理论上也同样担负着上述崇高的使命。可是一旦你讲的真话超越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为什么市中心公共厕所还是这么少”之类质询的范围，你的麻烦就来了。在最宽容的情况下，就是下一届再也不会让你当了。
因此，在如此恶劣的政治大气候下，温家宝的这番话简直是在说梦话，似乎只有外星人刚刚踏上中国大陆才能发出这等号召。我不相信，还有几个中国大陆作家会拿这话当真，以至于象八十年代初那样听了胡耀邦，胡启立的话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去奔相走告，然后遵照你温总理的哼哼教导去身体力行。清醒吧，不要再被迷魂汤迷住心窍！头脑一热，误以为中共中央真的松绑，必然上当，重蹈当年右派分子的覆辙。这就是温家宝贝这番感人心肺的号召的要命之处！
在这里还要向胡锦涛总书记进一言：抓住历史机遇，免做时代罪人。还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对，既有利于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脱胎换骨，这才是着手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前提；反之，如果坚持不改的话，只能进一步证明此人的不可理喻和不可救药。就让你领导全党在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性和反人权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奔向加速覆灭的结局吧。
我要赞扬《大纪元时报》。她发表《九评共产党》具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功不可没，但有待继续深化。因此有必要鼓励和动员广大读者接着写下去。我愿成为积极参与者之一。
大家可能注意到，一直到本书接近尾声时，我才把这一章献给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我故意把他的名字和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分开，也没有按照梁山泊好汉排坐次的顺序。为什么？我在等待他，给他机会，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抓党内一小撮司法腐败的坏头头。结果呢？不出所料，原形毕露。真老包，假老包。终于见了分晓。很可能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和肖扬的后台老板太硬，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不敢碰他们，动不了那近百名贪官、昏官、枉法的官。这就叫做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却能使坏人想做坏事而做不成。
我在《十评中共》一文中说过：就拿司法黑暗来说吧！江泽民当权时就说过：“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是他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制止司法腐败呢？除了说一句“该保的保”，从而保护了一大批高层的腐败分子以外，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一提司法腐败，人们往往天真地寄希望于最高人民法院。下面法院处理案件不公平，人们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上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我也是这类天真人中间的一个。可是，“实践出真知”。通过这么多年的上访和碰壁，才得出结论，原来最高人民法院恰恰是万恶之源。在关键时刻，一切坏主意都是他们出的。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本来，一府二院应该归人大管，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只不过是个花瓶。本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应该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当然中组部、中纪委也有权审查它、监督它。而且，站在最高人民法院背后的还有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领导一切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所有这些机构都以自己的无所作为和严重渎职在包庇以最高人民法院为总后台的司法腐败，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什么叫国家机器？这就是！人们对于这么一个遍体生銹的国家机器、对于这么一个丑陋腐败的统治集团还能抱一丝一毫幻想吗？而这个统治集团居然还会幻想老百姓会继续耐心地十年八年地等待下去！
我很少读北岛的诗歌，但我却记住了他的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想自夸高尚，但是在这长达26年的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我品尝到了酸甜苦辣，彻底了解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系统，什么是司法腐败和什么是司法腐败的根子。别的不敢说，和这一大批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官们中的绝大多数相比，我绝对是非常高尚的正人君子，对方则绝对是出卖良心，出卖灵魂的卑鄙小人。而这些丑类之所以卑鄙无耻地颠倒黑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共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威逼，利诱和长期教育的结果。我不能不感激这些丑类，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是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人的。打个比方，我接触到不少法轮功的修练者，他们现身说法，说自己曾经得过绝症，找过多少中医西医，都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修炼法轮功使他们绝处逢生。这样的人经过你中共的610办公室的软硬兼施，办学习班，施加酷刑就能够洗得了脑的吗？你说法轮功是邪教，他会听你的吗？同样的道理，通过这26年的官司，我还会相信你中国共产党吗？那样的话，我岂止是愚忠，不简直成了万劫不复的白痴了吗？所以说，世上事往往是物极必反，中共的司法系统的极端腐败，加上胡锦涛、罗干，还有吴官正等人对以肖扬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包庇纵容和出谋划策，使我丢掉了对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丝幻想，使我理直气壮地，光明磊落地，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大义凛然地，自觉自愿地，无怨无悔地，勇往直前地选择一条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道路，一条不遗余力地揭露中共中央的卑鄙龌龊的流氓嘴脸的光明大道。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深深地感叹，原来过去我曾经苦苦相恋的这个党已经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堕落到如此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地步，原来它的卑鄙下流远远非自今日始，它的卑鄙无耻由来久矣！。
中南海的高贵者们，你们以为已经等待了26年的我（从1981年开始检举算起），不，应该说是已经等待了38年的我（从1969年李植荣无辜惨遭杀害时算起），还会无限制地耐心等下去吗？你们错了，你们完完全全的错了。一次又一次的上当受骗，使我对这个党的满腔感情变得就象小说《牛虻》里面的亚瑟那样，终于恍然大悟，把十字架重重地扔在地上！
常言道：“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就请大家看看，陈世忠是怎样剥开他们这一个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画皮的。我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唤醒七千万党员和一亿多团员，来苦口婆心地开导中共，挽救中共，如果实在挽救不了，那么就让这个病入膏肓的中国共产党见鬼去吧！这就是我独特的爱党的表现。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对中共中央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鄙视。我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新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真实故事，它们激起我发自心底的高呼：“让胡锦涛自欺欺人的“和谐社会“见鬼去吧！”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错综复杂的感情可以归结为三句话：
感谢中共对我哺育恩情，山高海深；
感谢中共使我眼睛变亮，豁然开朗；
特别感谢中共的倒行逆施，终于把我逼上梁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知老之已至的陈世忠终于以滴水石穿的精神写出了这一套献给全体中共党员的党课教材。什么是“不负人民养育恩。报答祖国献忠诚”呢？这就是我的实际行动。我自认为太了解中国人和中共党员了。许多人的灵魂早已被扭曲了，变得善于适应环境，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明明知道党课教材讲得对，却不敢公开表示赞成。对于这样一部分同志不必苛求，你不是敢怒而不敢言吗？好吧，就给人家一定的时间，“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逐渐地提高觉悟，提高斗争的勇气。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要相信党员的绝大多数，要相信滴水石穿和万物各有其时这个道理。
最后，顺便提一下对这一期党课的要求：要求各级党委组织给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上辅导课，也欢迎团员自愿参加，要认真听取学员反应。学员们要课后复习，吃透教材内容，一遍消化不了，理解不了，可以反复多读几遍，认真参加讨论，积极提出问题，寻找根据，应该鼓励不同意见交锋，要求人人都写心得笔记。择其优秀者发表在报刊上进行交流。要坚决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要坚决相信“真理只会越辩越明。”
学员在讨论时可以把重点放在党的性质上。大家要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一下上届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和现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和“建立和谐社会”有几分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看看一个个脑满肠肥的人民公仆们，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财富集中程度和速度，令西方最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惊叹不如。这哪里还是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再看看，中共中央里有一个无产者没有？那九个政治局常委里有哪一个当过一天无产者没有？他们对工人和农民能有什么阶级感情？为了活跃一下空气，陈老师给大家讲一个老掉牙的苏联笑话：一位工人说：“人们经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而他们自称是人民公仆。天哪！我哪怕能过上一天公仆的生活也好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