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4日讯】【按：非民主国家无论阶段性经济数字多么好看，都无法解决一个最根本问题－－崩溃、人祸、动乱的危险。民主国家或许在某个阶段跑的慢，但风险小。一个国家的第一政治要务，难道不是规避致命风险吗？同理应用在交通规则上，我们有红绿灯。红绿灯短线可能让一部车跑的慢，但极大的避免了车毁人亡的危险。一场政治运动或者战争，所谓的“发展”都成了垃圾。民主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那种致命的风险，事实就是这么直白。黑社会亡命徒或许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种不安全感，但大部分人不喜欢。】
人们常说，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观点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领袖和前总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说”。的确，南韩、新加坡和改革后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威权性较少的国家。然而李氏假设的根据是一些零星经验，和非常有选择性的有限资料，而不是对范围广泛的现有资料进行的普遍性统计研究。根据非常有选择性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这类普遍关系。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普遍的统计资料的确不支持这种推论。罗伯特·巴洛 (Robert Barro) 或亚当．普泽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定向关系可能取决于许多其他环境条件。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后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仅研究统计学联系，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因果过程。对于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我们现已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尽管各种经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对于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然而，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了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领域，考察更宽阔的经济发展需求，包括对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和防止严重灾难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使人民获得一个好机会，来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众的需要、□□取合适的措施。政府对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政治权利的表现，确实能够对政府的运作提供一种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励机制。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于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独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后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党，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党制选举。由于没有人敢批评中国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于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干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划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后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饥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我和让．德累兹 (Jean Dreze) 的合作研究，考察过这个课题，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饶舌。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教训。许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宣传市场制度可以提供经济鼓励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鼓励机制。他们选择了是一组极不均衡的基本规则。一个国家在走好运，没有严重灾害威胁，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不大会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但如果经济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失误，一个似乎是健康的国家就潜伏着不安全的危险性。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民主制度带来的惩罚。这在两个方面特别明显。首先，南韩、泰国、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缺乏公众的监督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其次，一旦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衰退，印尼等国的人们就特别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即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那种保护功能。在非民主国家，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百分之十似乎并不算严重问题。但如果经济收缩的负担没有被广泛地分担，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于悲惨境地。在经济良好时，印尼人民可能并不怀念民主。但在经济危机的分担很不平等的国家，民主的缺乏使人们发不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注：本文是《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的一部分。曹思华翻译。参考文献从略。】
－－转自：《中国报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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