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高智晟律师在他的一篇文章的结尾说到﹐为了让后代不再在恐惧中生活﹐他要坚持维权努力。读到那里时﹐我感触很深。在大陆生活近三十年﹐对邪恶中共带给高智晟一家的恐惧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一直笼罩着红色恐惧的阴影。我和我家的经历就是一例。
红色恐怖种子在幼小心灵里种下
在五十年代初﹐上小学前﹐我寄居在舅舅家。舅舅有一个五金店﹐本来经营的很好。中共剥夺他人财产﹐要舅舅的店“公私合营”。晚上睡觉时﹐常听到一些工人不寻常的在店里开会﹔舅舅为了躲避那些人给他找麻烦﹐不得不躲在外面﹐数日不归。家中没米开锅时﹐舅妈让表姐把榔头等工具藏在手提袋里﹐到很远很远的收购店换钱﹐而不敢在就近的店变卖﹐怕被人告发。从那时起﹐红色恐怖的种子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
公私合营在大锣大鼓的进行中结束了。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中断的孩童的天真欢笑却再也回不来了。隔壁的一家五金店也关了门。店主被抓去劳改﹐因为他在“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在我离开大陆前﹐二十多年中再没见他回过家。一家二老三小的生活担子就留给了弱小的妻子。
这件事以后的五十年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劳改制度﹐一直以为劳改犯是小偷﹑被判的坏份子等人。直到2000年左右在美国﹐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岁﹐曾与我在大陆同一城市生活的高级知识份子﹐向我讲述五十年代他被劳改然后被平反的遭遇﹐以及在劳改期间的恐怖经历﹐我才大梦初醒般的明白劳改制度对中国百姓迫害的事实与本质。
有一段时期﹐舅舅家靠典当变卖衣物﹑家具﹑卖引火用的柴板熟墦薯为生。一餐愁一餐﹐有时也得到好心邻居的接济。因为舅舅过去开过五金店﹐在学校里舅舅家一直被当成资本家家庭对待。表姐的学费得不到减免﹐而我因为父母兄妹全在香港﹐得到所谓对“香港同胞”的优待(其实是掩人耳目)﹐学费得以减免。
一天﹐老师把我叫去﹐问我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大门口吃大肉面的事﹐并说有两位同学作证。当时的气氛﹐我感觉好像自己曾经隐瞒事实﹐现在必须承认一样。我不知道吃大肉面的事。最后老师说﹕“学校还是会给你学费减免。你要让你香港的父母知道党和政府对你的照顾”。对这件事我有很多疑惑﹕那二位同学不住我家附近﹐他们真的看见是我舅舅吗﹖为什么要去告诉老师﹖而且我从未见我舅舅不在家里的桌子旁吃饭。还有邻居送的可能性﹐也要被调查吗﹖被学校怀疑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按老师的要求﹐每次去信香港都讲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讲社会主义好﹐久之甚至真的从心里感谢党和政府的照顾了。
接下来﹐就到了反右时期。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吧﹐我只觉的学校和家周围的气氛很可怕﹐有一种鸦雀无声的恐怖。常见老师夜间在学校开会﹐很晚才散。听曾在同一小学读书的表姐说﹕“XX老师是右派﹔XX有问题﹐娶了资本家的女儿……”﹐那时已被“党文化”教育得听到右派这个新名词就知道是新的阶级异己份子﹐都不需要明白右派的定义是什么﹑右派做了什么。知道了本来印象好的老师是右派﹐就会自觉地改变自己对她的态度。
阶级成分﹑海外关系使我象只惊弓之鸟
就这样﹐在小学里﹐红色恐怖就一点点地在我心中累积起来。而舅舅的阶级成分问题﹑香港父母的海外关系﹐都一直使我象只惊弓之鸟。每当要填写有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的表格时就害怕﹐怕被怀疑对党不忠诚。
五年级时﹐一个同学的作文中有一个错字﹐把“将来”写成了“蒋来”。老师在上课时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是有意写错别字﹐是盼望蒋介石回来的意思。还特别警告他不要受家庭影响。虽然不知道这同学的家庭成分﹐但可肯定不是红色家庭。一个错别字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我对这个同学的阶级警惕性一直维持到以后与他同在一所初中。每次见到他都会想起五年级时发生的事﹐并会联想到“隐藏的有危险性的阶级敌人”。
现在想﹐其实﹐也不全怪老师敏感﹐在全中国被邪党恐怖笼罩时﹐在中共人整人的政策下﹐如果不揭发他人﹐哪天说不定就被别人揭发﹐“思想有问题。”
随后就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学校推迟了毕业分配。我一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新建化工厂﹐该工厂靠一次一次地去省里要钱维持﹐全厂人也游游荡荡的过日子。一个工程师私下告诉我﹐这样规模的化工厂经济效益是很差的﹐而以后将要第一投产的烧碱车间更是弊病从生﹐亏本是无疑的。几年后这个烧碱车间终于投产了。试车时﹐因为工程发生了个小爆炸。当天在一个工厂领导人的身边﹐我脱口而出的说﹕“烧碱车间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这位领导人立即说﹕“小心阶级敌人的乱说乱动。”我的心情随即紧张起来。以后的几天﹐我一直在强烈的恐惧中。
那是一个人人都被迫要参与政治的时代
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发生时﹐先在干部内部一级一级往下传达中央文件﹐
最后向社会大众公布。我参加了所谓内部传达的最后一层﹐即所谓普通党员﹑行政﹑技术干部这一层。在工厂僻静的一角落的木房里﹐宣读了林彪反党叛国的文件﹐然后分成两大组讨论﹐要逐个表态﹐与林彪划清界线。在听了文件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直到昨天还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忠实战友和接班人﹐今天被告知他是敌人。林彪这个事情肯定有一个过程﹐发生过什么事情。而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从昨天到今天﹐我必须180度大转向﹐强制表态﹖而我知道多少事实呢﹖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唯一遇到过的内部文件。头脑中那一点点不愿被奴役的思想抵制了它﹐我决定不表态。那天我是记录员﹐我以为在一个约七﹑八十个人的大组里﹐人们会忽视我是否发言。然而在最后总结时﹐会议主持人一开口就说﹕“除了一个人外﹐全部人都表了态与林彪划清界线……”。我被不点名的指出了。我知道在宣布散会前还有最后机会﹐但我硬着头皮﹐坚持不表态。
接下来的数日﹐我完全在恐慌中渡过。说一句真话会惹祸﹐即使沉默也会惹祸。这就是中共的统治。人们都不能有独立思想﹐共产邪党就是要人完全被它操控﹐奴役﹐对它百分之百听从﹐进而对它的任何运动都不去怀疑﹐完全相信。
那是一个人人都被迫要参与政治的时代。
我丈夫本来是个思想非常单纯的技术员。文革前一年才参加工作。他不懂中共政治的阴谋与阳谋。文革期间﹐工厂的领导在打倒走资派时被撤职﹐他被群众推举出来当头头﹐结果很快就得罪了人。他想入党时﹐人家以我有“香港海外关系”为由不准他入党。在中共国﹐不能入党等于没有前途﹐只能生存在最底层。最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他发病后﹐厂里发生了一件事给我很大冲击。
中共统治使人道德也在沦丧
中共统治使人道德也在沦丧。一天﹐全厂大会批斗一个女青年团支部书记。这个女孩是在得到地区游泳比赛冠军后﹐马上被吸收入团﹐又被提拔为团支书的。她与人发生性关系和堕胎的事被揭发了。主持批斗会的新团支书自己就是“先吃饭﹐后打钟”即奉子成婚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痛打落水狗”。在露天会议场的灯光下﹐这个女青年被批得体无完肤。
一个比我年长的女技术员告诉我﹐这个女青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历史问题被中共抓去坐牢﹐作护士的母亲文革期间被长期下放到农村。她十二岁起独自在城里带着九岁的弟弟生活。她十四岁就与人发生性关系。那位女技术员说﹕“能怪她吗﹖十四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旁﹐懂得保护自己吗﹖”
批判会后﹐看见这个女青年孤零零的低着头走路时﹐我心里昇起对她的怜悯。坦白地说要不是那位技术员向我表示了对她的同情﹐我恐怕心里都不敢昇起对她的一丝怜悯。对被组织批斗的人心怀同情﹖你是什么立场﹖这可是原则问题。
一位同事说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此时我开始思考﹐这个女孩子家庭悲剧﹐我总觉的这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在我家。我的丈夫已经成了党的炮灰﹐彻底无用了。象她父母那样﹐我万一挨整﹐我的两个女儿怎么办﹖对未来的恐惧挥之不去。我决心离开大陆。回想起小学三年级时﹐我舅舅已为我办理好回我出生地香港的手续。而年幼的我被灌输的宣传下﹐我毅然选择留下来为党“建设新中国”﹐我忍受了不能与父母兄妹团聚的遗憾﹐忍受了因家庭成分在生活中受到的干扰﹐忍受因海外关系在昇学各方面受到的歧视﹐总以为努力工作会得到公正的回报。然而现实不断的击碎我的幻想﹐我彻底的清醒了。离开大陆﹐虽然违背了小时的心愿﹐离开了故乡﹐但以这种无奈能换取女儿的前途和希望﹐也只得如此。一位同事说得好﹕“走了﹐一走了之。”
我和女儿终于摆脱了心中无时不刻的恐惧﹐红色恐怖不再在我们心里起作用了﹐包括26年后再北京的一次旅游。
警察对我吼﹕“你还不走开﹗”
2005年﹐我陪一位朋友去大陆旅行﹐参加的是美国的旅行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导游宣布大家自由活动后﹐我在原地与同行的一位白人女士说话。马上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跳下来﹐对我吼﹕“你还不走开﹗”正当我一头雾水时﹐导游对警察说﹕“她是我团队的”。我才明白警察当我是中国人﹐想禁止我与外国人说话。这就是中国的警察﹗警车开走后﹐我发现有两个便衣警察一前一后在我们周围﹐象站岗似的。直到我们整队离去。作为美籍华人﹐那时我没有了恐惧﹐只有无奈﹐为生来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外表无奈﹔只有悲哀﹐为中国百姓还在受中共红色恐怖的悲哀。
1979年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接触到被中共封锁的真理和真相﹐对中共开始厌恶。到了美国﹐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更明白了中共对中国百姓的欺骗和奴役。以后听到什么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什么一国两制﹐三个代表﹐再不会被蒙蔽。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谁真信它﹐谁遭殃。
完全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
“六四”学生运动被镇压﹐我并不惊讶中共的残暴﹐但那时我并没有看透中共的本质。我还问自己﹕以后还有什么人会引起中共的不满呢﹖还有什么力量能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呢﹖应该是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中共有什么理由再杀人呢﹖我太天真了。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使我完全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中共是一个不会自行归正的邪灵。
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法轮功被迫害前﹐有一年时间因工作的改变﹐我有一个小时去一处晨练。那里有大大小小近十组不同的运动。我主要参加了一个气功组﹐休息的时候就去接触其它运动﹐也接触到法轮功。我看到法轮功在大陆各地盛行的图片。但当时我想先把简单的运动学会后再学法轮功。当时我买了中﹑英文两版的<<转法轮>>﹐但为的是让一个学习中文的西人作语言学习材料。后来上班时间改了﹐我不再晨运﹐几乎就忘了法轮功这回事。直到听到法轮功在大陆被迫害的消息﹐我才记起自己曾接触过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完全不象宣传的那样﹐就萌发了想学的愿望。
于是﹐我利用周末时间﹐走了三个城市去学法轮功。我接触了四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到他们走近法轮功的感人故事。我又多次到图书馆借了那里全部法轮功书籍﹐并一改自己以前看书前后乱翻﹑挑着看的习惯﹐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看了一篇又一篇。我明白到“修炼”的道理﹐也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对“修炼”的真挚﹑他们的善良﹑内心的平和﹑对钱财诱惑不动心﹑弘扬正气的坚定﹐在很短接触中我就能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而我的城市建市周年的游行中法轮功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
那次在大陆遇到青年人问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在世界弘扬。看来中国的青年已不象过去那样对中共的话照单全收了。
我学会法轮功后﹐没有再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也没参加法轮功的活动﹐只是自己在家炼功。但我已经明白了﹐在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正气中﹐中共必然灭亡。希望被中共邪灵蒙蔽的人﹐认清形势﹐唾弃中共﹐彻底解放自己。
(03/31/2007 读者投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