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中国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选矿水池二十多米高的尾矿库水坝突然坍塌，池坝内二十六点八万立方米的泥浆，从距地面百米处的半山腰倾盆而下，正在库坝下方集贸市场赶集的人们，两分钟内就被彻底淹没在褐色泥浆中，一千多条人命再也不见踪影……
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是人祸，不是天灾。刚上任山西省长不到八个月的孟学农主动请辞省长职务，由此掀开了山西省、市、县、乡四级官员一夜间的“大换血”。尽管不断有人为灾祸发生，不断有官员因问责制而辞职下台，然而处罚后灾祸依然不断，而且下台了的官员不久又东山再起，问责制成了一个空壳、一种形式。
这是一个牵扯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庞大系统，各种利益集团在其中运作，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安全生产如何凭借几个当官的下台得到解决？究竟要等到何时，中国民众才能挣脱这些制度问题、社会问题、人心问题，有尊严的活在黄土地上？
被泥沙淹没的生命
文 ◎ 古清儿
十日，救难人员挖出一名遇难者尸体。（AFP）
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水坝坍塌事故，因为一再地忽略而让悲剧再度发生。因地方官员的包庇和推卸责任，九月八日早上八点，一千条人命，随着滚滚的泥浆就这样消失……
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早上八点，中国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选矿水池二十多米高的尾矿库水坝突然坍塌，池坝内二十六点八万立方米的泥浆，从距地面百米处的半山腰倾盆而下，顷刻间，灰褐色的泥浆推倒了房屋，把树木连根拔起，坝下游长六千米、宽三百米、面积三十点二公顷的土地转眼变成了泥浆的海洋。
矿区一座三层高的办公楼被泥石流推动着向前移动了十多米后轰然倒塌，附近村民的住宅屋被夷为了平地，路面上的汽车被从天而降的砖石砸到变了形，最惨的是，正在库坝下方集贸市场赶集的人们，刚才还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地走动，两分钟内就被彻底地淹没在褐色泥浆中，再也不见踪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山西溃坝惨案”。
新华社在事故发生后第十五天报导，截至九月二十一日二十时，遇难人数上升至二百六十五人，然而民间调查却发现，死者至少在一千人以上。
八日，救难人员在临汾市搜寻幸存者。（AFP）
地方官员说谎推卸责任
《新纪元》致电临汾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询问事故原因及善后处理情况，接电话的男性让记者打电话到临汾市委宣传部询问，在随后一长串询问中，无论是临汾市还是襄汾县政府的宣传部或新闻中心，他们都相互推诿，拒绝回应。
对于此次事故，最初官方报导的口径是，“塔山矿区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该矿（塔山矿业公司）废弃尾矿库被冲垮。”但很快遭到网民的炮轰，因为当地近一个时期并未下大雨。
死难者家属石先生对《新纪元》表示，当天政府就封锁了事故现场，“谁都不让进，现场戒严了，连家属都不让进。现在这个政府腐败，有什么事情不想让人知道。明摆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才戒严。刚开始电视上说是泥石流、下雨引起的，这就是当官的想隐瞒、掩埋事实，死的只报一点人，推卸责任。估计死了一千多。”
遇难者家属贾先生说：“我哥哥、姐姐死了，我的同学一家四口人就剩他一个，非常惨。网上报导说有赔偿金二十万，但还没领到手。先给五万，以后给多少谁也不清楚，政府处理不是很好，民众反应都挺强烈。”
受难者家属贾妈妈说：“我的女儿（三十五岁）和儿子（三十三岁），当时去山上卖猪肉，发生的时候七点五十七分左右，等我上去看的时候，啥也没有了，成了一片沙地，把那山沟抹得平平的，一无所有。第二天找到孩子的尸体了，拉回来，五万元埋葬费，十五万的生活费，就给了这点钱。伤心极了，这条路谁也帮不了谁，没办法的。估计当时有两千人。那天下的是毛毛细雨，连人都淋不湿的，不是天灾，是人为的。这是有问题的矿场，下边一直反映，说脖子上架了一把刀，但上边一直没人管这事，没人理。不安全，靠山的小山村的人一直反映，没人理这回事。没有处理才发生这事，没人管。我就两个孩子，现在和一个小外孙一起生活，就剩我们俩。”老人忍住没哭出来。
九日，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栋被淹没了一半的房子。（AFP）
事故发生早漏端倪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发生事故的责任企业“新塔矿业有限公司”为非法生产的私人企业。二零零六年四月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就被吊销，二零零七年八月采矿证也到期，然而这个矿厂生产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九月。
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张先生对《新纪元》说：“尾矿库就是那种大型的铁桶子做的卸矿场。矿开采来里边一洗，洗出来后，水排到池子里，这个池子是经过长时间的流水，有六、七十米高，他就在这当中间有窟窿，那个水还能回收用。长年累月累积下来那个泥沙不牢固，时间长了就冲下来了。官方所解释的溃坝是因“非法矿主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所致”，这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个已经盖成有二十多年的卸矿厂，积了七、八十米的水，很危险，近期并没有在生产。 ”
据大陆媒体报导，塔山矿区的尾矿坝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二十多年前就曾发生溃坝。那是一九八五年左右，尾矿坝上方出现了漏口，坝体的水泄出来淹没了下游的农田。“一直冲到了东湖一带呢，只是毁了庄稼，没有死人。”家住云合村的老村民回忆说。
一九九三年以后，铁矿在其他地方建设了一个大选厂，这个尾矿坝就逐渐被废弃了。二零零五年后，塔山铁矿进行了改制，政府将铁矿转让给私人大老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从二零零七年十月开始，新塔公司在塔山矿区修建选矿厂，用水洗挑选矿产。于是废弃的尾矿库“变废为宝”成了选矿水池，尾矿库里的泥沙和小石子就夯成了水池的泥墙。为防止水池向下渗水，新塔公司在水池的底部铺上了塑胶薄膜，但只铺了薄薄的一层。
于是巨大的塔山尾矿库就此成为下游方圆几公里之内几千居民头上的悬湖，一个充满砂石泥水的湖。大陆报导有的说其容量为二十六点八万立方米，也有的说是十八万立方米。据说私人老板对尾矿坝进行了加固，但坝体却险情不断，二零零八年早些时候，有人就发现尾矿坝下面有渗水现象，但这没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云合村村民介绍，就在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前，村民们曾到乡里“告状”，他们担心村子头顶巨大的尾矿库“万一出事”。乡里和村里的干部到塔山尾矿去了，停了几天，后来又开工了。于是避免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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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辞职 问责制于事无补
文 ◎ 王静雯
水坝坍塌事故罹难者十二日出殡时，家属因悲伤而跪倒在地。（AFP）
“引咎辞职”似乎已经成为中共官员在面对重大事故时的统一做法了。但是，辞职真的就把问题解决了吗？官员的道歉似乎无济于事，原本下台的官员仍又复职，事故的悲剧仍不断发生……
九月十四日，襄汾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一周后，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达两百五十四人，成为二零零八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四十年来尾矿溃坝最严重的事故。在此背景下，刚上任山西省长不到八个月的孟学农主动提出辞去省长职务，由此掀开了山西省、市、县、乡四级官员一夜间的“大换血”。
十四日当天，中共还免去了张建民的山西副省长职务，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也被停职检查。新塔矿业公司董事长、矿业公司选矿厂厂长、副厂长等五人被逮捕。二十日，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刘志杰、临汾市副市长周杰等人也被免去相应职务。
孟学农请辞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二零零四年中办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于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者“应引咎辞职”。据悉，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今年是“行政问责年”，谁出事谁就要担责任。
九日，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辆被泥石流淹没的车辆。（AFP）
两度辞职 恐成内斗牺牲品
孟学农在中共官场上可谓一个“特殊”人物。具有工科硕士学历、靠共青团起家的孟学农，二零零二年五十三岁任北京市市长时，被人称为“政治新星”。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日，因处理SARS不力引咎辞职。随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度过了四年时光。二零零七年九月出任山西代省长，三个月后因“十二．五洪洞矿难”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讨”，二零零八年九月再度因襄汾尾矿坍塌而辞职。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高官。
大陆有媒体称，“复出”刚满一年的孟学农因溃坝事故再次请辞，与上一次请辞时的滔天指责不同，这一次舆论赋予他更多的“悲情”色彩。据说孟在山西任职一年来口碑良好，“但既然出了事故，总要有人负责。”
有官员评价说：“其他特别重大的事故，比如煤矿事故，发生前是不太容易发现的，而这次事故是能看到现实危险的，而且是人为事故，不是自然灾害。伤亡人数太多，影响太大。”
也有人说，这次只是中宣部报导出来的人数较多，里面牵扯到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很可能是江泽民的人马想借机除掉胡锦涛的亲信。上次SARS疫情，孟只是江派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陪葬。还有人猜测说，前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今年六月刚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孟的离去对这位“亚洲电王”的仕途很有利。
十一日，救难人员在烂泥下挖出一具尸体。（AFP）
问责于事无补 关键在人心
从二零零五年张宝顺卸职山西省长升任山西省委书记开始，到现在王君接任代省长，三年间山西省经历了四任省长，中间为于幼军和孟学农。煤矿的安全生产问题一直是历任省长的痛处。于幼军曾无奈的表示：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孟学农走马上任时亦曾发誓要“清洗带血的GDP”，这位京官初到山西时曾亲笔写下文采飞扬的万言书《感知山西》，没想到一年后就要“泪别山西”了。
上任初期，孟学农曾对媒体表示，“其实山西整个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在全国是低的，是零点七个人，全国是一点四八个人。但是只要是死亡，再低的死亡率也是令人痛惜的。何况我们山西煤炭产量太大，哪怕每百万吨仅仅零点一个人，也是一群鲜活生命的消失。生命不分高低贵贱，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山西形成了一个怪圈，就是大家都挖，挖完之后逢河必干，逢水必污。山西因煤而兴，又因煤而困。山西应改变生产结构，要给祖孙后代留一点煤，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如今想谋万事的孟学农却无颜面对上千屈死的冤魂。接任孟学农的是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这位煤矿工人出身的山西大同人，曾任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这次是从襄汾溃坝事故国务院调查小组组长的位置直接转任山西代省长的，据说王君更懂煤矿管理和安全生产技术。
中国实现问责制已多年，但人为灾祸依然延绵不断。人们心里都明白，安全生产绝不是靠几个当官的下台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庞大系统，牵扯到各行各业、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特别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绝不是某个人所能改变的。这是制度问题、社会问题、人心问题。即使王君个人本领高强，恐怕也难以保证未来的山西平安无事。
一名因水坝突然坍塌而被夺取性命的罹难者，十二日家属在出殡时悲恸万分。（AFP）
官员频下课 灾祸连连不断
如今中国出现了一个怪圈：不断有人为灾祸发生，不断有官员因问责制而辞职下台，然而处罚后灾祸依然不断，而且“下课”了的官员不久又东山再起，问责制成了一个空壳、一种形式。
《南方周末》曾收集了近年来部分下课官员的名单，该名单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灾祸的频繁、管理的混乱。
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的溃坝案令孟学农和张建民丢掉正副省长职务；九月十一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让国家质检总局的李长江辞职，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冀纯堂等多人被免职；七月的华南虎照事件，让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和朱巨龙、镇坪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被免职。四月二十八日的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使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一月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进京拘传记者”被责令引咎辞职。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临汾市长李天太被免职。八月七日的广东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透水事故，死亡一百二十三人。梅州市常务副市长蔡小驹、兴甯市市长曾祥海被撤职。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造成五人死亡，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七月十一日的新疆阜康矿难，八十三人死亡，阜康市副市长刘小龙以涉嫌怠忽职守罪和受贿罪被捕。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吉林市中百商厦火灾，五十四人死亡。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二月十五日的浙江海宁庙会火灾，四十人死亡，海甯市市长张仁贵引咎辞职；二月五日的北京密云县密虹公园踩踏事故，三十七人死亡，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
二零零三年SARS事件，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矿井喷，两百三十三人死亡，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
二零零一年七月的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八十一人死亡，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免职，后被判处死刑。
溃坝惨案罹难者十二日出殡的送葬队伍。（AFP）
下台后复出 道歉无济于事
近日毒奶粉事件曝光后，面对至少六百多万的受害者，中共只是让李长江等人辞职或被免职，连西方媒体对此都颇为不满。
《华尔街日报》九月二十三日报导说：“部级官员李长江被允许辞职，而不是被解职，显示中国政府不想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他，而是希望显示一种问责制。”
报导接着指出：“最近几年一些辞职或者在丑闻中被免职的高级官员又获得了新的任命。在二零零五年一次重大江水污染事件中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去年被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近来复出的官员还有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消息指出，“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因此而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然而一年后有消息证实，邱已在中海油总公司下属研究机构工作。
此次毒奶粉事件后，温家宝曾表示：“作为政府负责人，我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感到很内疚。”也有传言说温家宝曾提出要引咎辞职，后被劝阻。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文章〈中国毒奶丑闻：道歉就够了吗？〉中指出，“中国总理温家宝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人气最高的人物。”尽管温家宝的话是由衷的，但是他的道歉肯定比几年前的份量要轻了。过去有几次他不得不请求人民的原谅，从煤矿工人的死亡，到被污染的饮用水，再到由于政府对一场大雪灾反应不当，造成火车乘客被困。
“面对毒奶粉危机不断扩大，加上最近造成数以百计人死亡的几场事故，这些事故统统是由于行政部门怠忽职守或官员腐败直接造成的，普通中国人可能有理由问一问自己，除了道歉，政府有没有真正想过再多做点什么。”报导最后说：“到某个时刻，光道歉就不灵了。”
的确，引咎辞职也好、道歉也好，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安全生产体制没有落实，其他一切只是政治秀、哄骗百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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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频发 山西带血的GDP
文 ◎ 齐先予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煤矿工人把煤矿搬回家。（AFP）
依靠人力下井挖掘撑起的山西省煤炭工业，矿难频发、死伤不绝。今年八月一日，山西娄烦矿渣发生坍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洪洞发生特大爆炸。然而这些事故的真实伤亡人数都被各级官员隐瞒了。
九月十七日，一封名为〈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被用特快专递寄出，信件作者孙春龙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他举报八月一日发生在娄烦县的一起铁矿尾矿垮塌事故被严重瞒报，而且这个瞒报与国家安监总局的包庇有密切关系。孙春龙在他的博客上公开了举报信全文，三天后，该文被博客网站的管理员删除。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日，山西省煤矿工人在装煤矿。（AFP）
新华社记者举报信石沉大海
据新华社最后报导，八月一日山西娄烦县发生山体滑坡事故，造成十一人死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实地调查后发现，这不是由于暴雨引起的山体滑坡自然灾害，而是太原钢铁集团矿业分公司尖山铁矿的尾矿库发生坍塌，是褐色“人造矿渣山”坍塌，掩埋了当地多处居民房屋和正在山上捡拾铁矿石的外地人。
据村民反映，事故发生时正值深夜，晚上捡矿石的人都戴着矿灯。一位目击者回忆到：“满山的灯一下子都灭了。”至少一、二百人被埋在了矿渣下。事后仅孙春龙收集的死亡名单就有四十一位，这些遇难者的名字、家庭住址都清楚在案。也有外地家属找到政府要人，娄烦县政府回答说：“你说人被埋了，有什么证据？”现场村民指证说：“他们挖出十一人以后就不挖了，把周围戒严了。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埋了多少人，咱老百姓有啥办法？”
武三奎是来自交城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全被埋在褐色矿山下。事发后的那一夜，这位中年汉子的头发全变白了，天亮后唯一的期望就是把亲人运回老家安葬。然而救援工作突然停止了。他都能看见自家临时搭建的房屋的后墙了，但他最终不能靠近那里，只能拿着孩子爱吃的香蕉和面包，跪倒在铁山之下仰天长叹。
也有部分村民到当地县政府上访，要求尽快挖出自己亲属的遗体，多人被民警带走扣押长达八个小时。一位死者家属说，尖山铁矿派出所的员警用三根电棍打他，他再也不敢提娄烦的事了，“下次被抓进去，肯定就没命了。”
中国对伤亡事故调查处理主要依据一九八九年的《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事故等级分为轻伤、重伤、死亡、重大死亡和特大死亡事故。对于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的界定，依据劳动部一九九三年印发的《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统计问题解答的通知》执行。
规定说，死亡事故是指一次死亡职工一至二人的事故，重大事故指死亡三人以上的事故。在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行业，造成一次死亡五十人及其以上，或一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元及其以上的，被称为特大事故。
由于不同事故级别对应不同级别的责任人问责制，于是各级官员都有意隐瞒死亡人数以减轻罪责。特别事件发生在奥运开幕前夕。八月底，当孙春龙和王晓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娄烦：被拖延的真相〉后，先后多次向国家安监总局举报，然而他们的举报信石沉大海，真相至今仍被掩盖着。
五毒俱全“十二．五洪洞矿难”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二十三时十五分，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民营新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官方称这起矿难夺走了一百零五名矿工的生命。当时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十二．五事故是二零零六年以来全国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山西省临汾市，遇难矿工家属们听闻救难无果后，伤心欲绝。（AFP）
调查发现，出事的煤矿表面上完全符合安全生产的各类要求，“六证齐全”，然而李毅中在调查会上气愤的说： “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在比较了二零零六年大同左云新井煤矿“五．十八”特大事故死亡五十六人；二零零七年“九．十九”大同左云胡泉沟煤矿重大火灾事故死亡二十一人，临汾蒲县蒲邓煤矿“五．五”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二十八人后，这位号称“山西人最不想看到的人”说：“直到这次特大事故，其非法盗采行为，其作假手法，其管理混乱，如出一辙，而且一起比一起隐蔽，一起比一起严重，说到底是事故教训并没有被认真汲取，整改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
新华社报导其“五毒俱全”体现在五方面。
一、超层越界，非法盗采：该矿被批准开采二号煤层，但却在矿井设计时就把煤仓布置到九号煤层，煤矿核定年产二十一万吨，但实际生产每年在五十万吨以上，却一直“没被发现”。
二、违规作业，以掘代采：非法盗采的九号煤层未进行瓦斯鉴定及自燃倾向性鉴定，没有正规的采煤工作面，完全是以掘代采。
三、管理混乱，严重超员：按规定井下作业人员每班不超过六十人，但该矿多达四百四十七人，事发时就有一百二十八人正在事故点下作业。据洪洞一名包工头交代，每生产一吨煤，煤矿给包工头五十五元，包工头自己白拿两元后，转包给来自重庆、河北邯郸等地的其他工程队，工程队再按照工种层层转包，而“干重活、流大汗”的矿工得到的工资很少。事故发生时，公安部门竟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矿工花名册。很多下井工人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就在无风或微风的煤层环境下超时工作。很多人没有配备自救器，有自救器的也不会使用，而被活活闷死在地下。
四、盲目施救，蓄意迟报。事发后惊慌失措的矿方负责人在事故现场不具备通风条件、一氧化碳浓度严重超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三十七名矿工下井救援，结果又使十五名矿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几进几出五小时后，矿方才上报事故，延误了生命的最佳抢救期。
五、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不力，疏于监督管理。新窑煤矿出现这么多违法行为，而多年来政府各级主管、监督部分竟然“不知道”。
时任山西代省长的孟学农说：“小煤矿危害工人生命，破坏生态环境，没有真正富裕一方百姓，而是少数人发财，这种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必须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于是山西出台对五类煤矿和十种违法违规情形的严格措施，并发动社会监督，凡举报一经查实，奖给举报人一万元至五万元，有重大贡献的，给予五万元至十万元奖励。事后被撤职的临汾市市长李天太还把十二月五日定为全市安全生产警示日。不幸的是， 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临汾随后几个大事故的发生。
美国采矿历史上也曾有过矿难多发时期。二十世纪三零年代，美国煤矿每年平均因事故死亡的有两千多人；到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年死亡人数下降到千人以下；一九九零年至两千年，美国共生产商品煤一百零四亿吨，死亡人数四百九十二人，平均百万吨煤人员死亡率为零点零四七三；二零零四年美国生产煤炭近十亿吨，但煤矿安全事故中总共死亡二十七人，二零零五年这一数字更是降低到 二十二人，平均百万吨煤人员死亡率为零点零零二二， 比中国的一点四八人降低了六百多倍。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山西省煤矿工人等着过马路到矿场上工，该马路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煤矿灰尘。（AFP）
破除不了的死亡魔咒
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每年至少有八十万人死于与生活和工作安全有关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交通事故和生产事故死亡人数逾二十四点三万人，伤残者逾两百万人，高居世界第一。特别是采矿业，“鲜血换乌金、人命换矿产”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善。
二零零四年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中国每年有超过六千名的矿工死于矿场的火灾、水淹及气爆，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矿工总数的八成，挖掘每百万吨煤矿的死亡率超过四人，是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尽管近两年有所改变，但问题依然严峻，只是由于问责制的出现，官方公布的事故惨案有所下降而已。
另外，除恶性急发事故外，中国采矿环境恶劣，矿工长年吸入大量粉尘，尘肺病已成为中国头号职业病。根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尘肺累积病例已超过六十万例，死亡十三万七千余人。中国每年新发病的尘肺患者近两万例，每年因矽肺病死亡的患者约六千人到八千人，比中国官方公布的每年矿难死亡人数还高。
当一次次事故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走时，再高的GDP也是带有血腥味的。这样的GDP又有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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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根在于中共体制
文 ◎ 王华
十日，被泥石流淹没了一半、已损毁的电缆线。（AFP）
明明中共的法律就制订的十分完善，为何安全事故仍频频发生？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人们看到领导全国的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时，上行下效，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社会就这么诞生了。
在大陆媒体上，“事故”与“教训”常常是高频用词，一边是泣血的灾祸频频出现，一边是各级政府振聋发馈的“教训”，往往“旧教训”尚未总结完，“新教训”已接踵而至，如此循环往复，绵绵无绝期。中国每年八十万的各类事故死亡者的冤魂不时地拷问着每个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安全事故如此众多呢？
在很多事故中，人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原因：“非法经营”。无论是襄汾溃坝事故、还是娄烦尾矿山坍塌，无论是洪洞爆炸，还是九月二十日深圳龙岗舞王俱乐部的特大火灾，或者三鹿集团以及众多食品企业非法添加三聚氰胺，里面都涉及到某企业的“非法经营”。法还是好的，只是人们有法不依，非法生产经营，于是灾祸发生了。
对业主和政府监管者而言，“非法经营”都是个好东西。业主即可逃税逃费，还可牟到别人没有的成本优势、价格优势等，没事时皆大欢喜，万一有事，职能部门也可轻轻松松地借“企业非法经营”为名，把自己的监管责任一推了之。
人们心知肚明的是，“非法经营”的背后必然有“后台”，离开了后台，非法经营一天也活不下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后台，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保护伞呢？
拿毒奶粉为例，《中国食品管理条例》中绝对不允许把有毒有害物质添加到食品中，其含量一定要为零，才是合格品。按中国食品标准，三聚氰胺也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奶粉中的，中国奶粉的蛋白质标准甚至比美国的品质还好。
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具体实施中却是相反的局面。包括奶农、奶贩、原料商和奶粉厂家在内的各种不法分子，故意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没被发现前皆大欢喜，出事后，卫生部部长竟然出来说：婴儿奶粉里含有十五毫克的三聚氰胺都是合格的，完全混淆了有毒物的安全限量以及有毒物在食品中含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好比吸毒，不能说少量吸毒就不算吸毒吧。
如今中国什么冠冕堂皇的法律都有，但具体执行时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和实际完全背道而驰。为什么人们要欺骗法律、欺骗社会呢？归根到底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当人们看到“领导全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一套做一套”、各种“阴谋和阳谋”一齐上时，潜移默化中人们在喝着中共狼奶的同时，也在模仿和追随中共的骗术。于是整个社会出现了骗子大聚会。
人人都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他人的性命安危都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于是全社会充斥着骗子式的“侥幸”心理，总以为能蒙混过关，总希望自己运气好，躲过一天算一天。于是安全生产成了一句空话，与自己的腰包相比，别人的性命都成了无所谓的东西了。
一个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社会，除非经历一场精神道德大清理，否则是无法奢谈安全生产的。这个安全包括自身的安全，以及别人的安全。◇
──本文转自第90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
http://mag.epochtimes.com/092/1.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