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2日讯】学习了《转法轮》，改变了人生观。再看恶党几十年的统治和我亲身的经历，做个对比，写出来，说明信仰是武力征服不了的。
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1945年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共产党是唯物论者，要批判唯心论，不能信神信鬼，也没有神鬼，在这样的理论教育下，我也就真信了，认为它们说的对。50年申请过赴朝打仗。后来在内蒙那边工作，骑的是土匪交回来的马，速度快，有个性，一次摔下马来，把眼珠摔出来了，自己用手按进去的。那时候的天比现在冷得多，每年冬天都有被冻死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下乡工作可见苦到什么程度。
土改
我参加过194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力量小，要组织几个村的联合起来斗倒地主，把地主的房子、土地、家产分给贫下中农。这样的做法还算一般，到1947年，又搞了土地复查运动，把中农以上的户又复查了一次，这次也是一个村子发动不起群众来，力量小，就联合几个村的贫下中农进行武斗，比如有一个不到50户的村子，对一户富农六户中农进行了清算，对他们的家长进行捆绑吊打、烙铁烙，这样一来有的跑掉，有的自杀，把他们的财产一抢而空，本村干部不愿意这样搞，但挡不住外村来的人多、势力大，只有随他们乱搞，当时有的村把人活活的打死，有的把人活埋。有一次，两个男的抓住一个女人一条腿，把那女的给活劈了；还有一个中农跑到山上跳崖自杀。这个时候党中央由延安迁到阜平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下令停止杀人，不然的话那人就不知道会死多少了。村干部就有权处死人。这场运动清算了中农的财产，一点也没有还，死的人也不管对与不对，也没给平反，被斗对象回到家没有锅灶、没有粮食、没有房门，就只有在空房子里度日，真是一场浩劫。
互助组
互助组：在1951-52年，刚开始搞互助组有点自愿，当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有的青壮年在外当兵，有的已经牺牲，家里种地确实有困难，当兵的家属和男光棍们组织起来，地有人种，种地人回到家有饭吃，一个村有一两个这样的小型互助组还是可行的。这个时候以单干为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打的粮食也很多，交公粮还得排着队，一整天都收不完粮食，粮食多得粮库都放不下。好景不长53年就搞起了大型的互助组，十几户或更多的人组成一个互助组，财产按股份入组，后半年接着就组织起合作社，把人们的财产牛、羊、骡马、农具都作价入社，当时说以后所在社有了富裕再还给本人，可是没到归还时间就搞起了高级合作社，社员的财产无代价的归了公，这下伤害到了农民的积极性，再加上领导生产的必须是贫下中农，有的贫下中农没有领导生产的经验，生产瞎指挥，农民们一看过好日子的希望一点都没有了，从思想深处泻了劲，自己的财产给了别人，自己的劳力还要别人管，不由自己支配，到了地里手持农具是个样，就是不干活，有胆大的提出退社，闹事。这个时候，毛泽东说：“这些人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要用专政的方法对待他！”他还说：“共产主义是个新生事物，不能学小脚女人，要大踏步的走。要像小孩学走路，跌了跟斗就要爬起来，算不了什么！”
三反
1952年在干部中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怀疑贪污多的人称之为“大老虎”。发动干部群众进行批斗，发动攻心战，说不出贪污的事来就说他们不老实，不让他们休息，对他们实行车轮战，干部们分班轮流批判，他们昼夜不停的挨批斗，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喘息机会，真把人整的够受的，那时国家刚刚解放，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财产可以贪污，那时候真是用碱水洗肠子，已经洗得很净了，还要搓，只能伤好人，也就是说只能伤害干部的感情了，这个运动搞了三、四个月就又开始纠偏，被斗的大部分官复原职，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个运动和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死了不少人，实际就是把城市里的工商户的财产无代价的收归国有。商户的人员成了职工。同时还分开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户口的只能在农村办事不能进城，这个制度执行了几十年。严重的制约了经济发展。
反右
1957年反右派。1957年毛泽东党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让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党外人士和知识份子给党提了一些意见，由各单位的党委宣传部门整理这些材料，断章取义，找几句不连贯的话，经过加工，拼凑到一起，说他们是在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党委给各单位分配指标，哪个单位也要报几名右派，有一个单位领导在自己干部中找不到右派，把一个勤杂人员的生活缺点报上去了，县党委也批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分子帽子一带，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进监狱、送劳改、批斗，进行专政，当时全国有200多万这样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一点地位，不断的挨群众批斗，有的家里妻离子散，有家不得回；有的有怨气病死；有的上吊自杀。一直等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胡耀邦才给右派平了反。这下压了右派20多年，人一生才有几个20年，没有死的也已经老了。
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为了要解决钢铁问题，要超英国、赶美国，只有这样才能搞共产主义，“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各单位、各地区、各角落都建起了土法炼铁炉，大炼钢铁，因为技术落后，炼不出来铁，就到各户家里无代价的找铁，没有废铁好铁也是拿，把户里的铁锹、菜刀、锄头、镐、锅都统统拿走，放在炉内炼，因为技术不行，把好铁都炼成了废铁疙瘩，又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以至大量的农田荒废。最终这个运动以失败告终。
在农业上的大跃进，在57年因为提意见把几百万人打成右派，58年大跃进，“假、大、空”谁也不敢提意见，胆大的说我这亩产一万斤，再有的说我这亩产一万五，并在这个地方召开现场会请各地前来参观，实际是把几亩地的庄稼放在一起算，让人参观，参观的人也都知道是假的，但回去后只能模仿照搬，各大报纸也不停的发表文章吹捧祝贺，各地领导官员明知是假，却说：“对群众的积极性只能鼓励表扬，不能泄气。”就这样“假、大、空”成了气候。当时盛传某某公社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某某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等，实际当时的群众到地里不干活，集体食堂没有饭吃。
水同村赵可亦的女人有三个孩子，食堂化时他们一家五口人到食堂打一点饭，根本不够吃，男人到地里干重活，该吃，孩子长身体，该吃，她在家少吃点，再加上食物少，孩子们争抢着吃，女人吃不上，一顿少吃，二顿少吃，就这样把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活活饿死了，二十年以后，赵可亦对我说起他女人死的情况他流着泪。
到61年、62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在全国出现大灾荒的时候，党中央把人为的灾害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号召人民吃糠、吃野菜，度过荒年。从此后物资十分缺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每人每天八两粮食，一人一年三尺布票，没有票买不到肉，没有票就买不了自行车，样样都要用票，但是没有后门的有票也买不到，票证制度执行了20来年。到后来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已经是亚洲的四小龙了，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国内还在困难中。这都是共产党的独裁制度造成的。
四清
四清是农村的事，分为“粗四清”和“细四清”。领导认为问题大的，派脱产干部组成工作队，驻村专搞，一般的村组织临时干部工作。四清工作时，河北省组织了万人工作队，进驻到赵县，分配到每个村都有一个组，整的村里鸡飞狗跳，整的老百姓家徒四壁，其后整个河北省赵县的人饿死的最多，男人跑东北、西北打工找饭吃，女人带小孩到附近县去乞讨，好多为了活命只好改嫁给能给供一口饭吃的人。
共产党把农民当成奴隶了，哪块地种什么种多少，都得公社说了算，农民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农民感到日子实在没法过了，这时候又搞开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注重发展生产，而是在1966年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他先在学生中发动，让学生带上红袖章，停课闹革命，到各地串联，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当时的火车汽车都是国家的，饭馆也是共有的）这下15、6岁的中学生可以走遍大半个中国。
大概是在1966年的5、6月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思是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不断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说：“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学生们的劲上来了，全国学生奔走各地，搞大串联，这就像干柴上倒汽油，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各单位，厂矿企业、农村都建立了所谓的革命组织，一个单位或一个村因观点不同建一个或者两个、多个不同组织，这些组织先把本单位最大的官罢掉，然后组织批判，当官的罪名多数为“走资派”，当时人们称罢官为：“不管你有枣没枣，先打三竿”，意思就是不管你有错没错，先拿下来再说。
开群众大会，罢官、批斗、带高帽子游街、殴打批斗对象刮十二级台风，把四类分子、当权派们刮得痛哭流涕，批判殴打跪板凳，坐飞机（两个人一个人抓批斗对象一个胳膊往外撇，再有一个人抓住头发向后拽，使批斗对象坐立不能，架势实在难拿）
被批斗的对象是吃公家饭的，上午批、下午批、晚上开会批，一天到晚不知批斗几次，有的主要领导一批就是5、6年，被批判的人实在忍无可忍，有的盼望早日下令结束运动，有的无心继续生活，走上自杀的道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右（派）也是主要斗争目标。在农村田间地头批斗，开会批斗，也是无心生活，据官方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光北京被打死的就有1700多人，全国自杀的人数达到20万人，整个文革期间死亡人数达200万-700万人之间，差不多占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学生们回到学校，先罢掉校长，再批斗教师，不少学生还打骂老师，学校瘫痪了，他们到处发动群众，搞革命，好多红卫兵胡作非为，到处乱闯，如破坏坟地内的建筑、石碑、石马街上的牌楼、富人家的古物、盆盆罐罐，庙内的神像都被砸烂，家中的族谱也被烧掉，说这是砸烂旧世界，老实的中国人民眼看着砸自己的心爱之物，焚烧自己的族谱，谁也不敢吱声。
江青是文革副组长，接见谁时，都说谁是革命的，接见另一派时也说另一派是革命的，接见红卫兵时不压住红卫兵的邪风，反而说他们做的对，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再加上批判领导时，也有人出来庇护，有斗的有保的，形成对比矛盾突出，夫妻二人因观念冲突，各站一派，父母儿女各站一派，脱离关系。这样由文斗发展成武斗，后来抢军火库，真刀真枪的打了起来，后来全国很多地方打起了内战，全国局面失控，在这样情况下实行了军管，让军队进驻机关、学校、厂矿等，维持局面，在县里武装部长当了县委书记，为了维持局面大开杀戒，对于一些道会门的头头，或者稍有问题的就杀，一个村一个派的人，提出另一派的人的谁不好，公安就抓人。有一个人被另外一派的人给检举了，公安就把那个人抓进监狱了，那个人非常不服，就放大话，说我要是回去了一定要把报我的那个人杀了。他只是放大话并没有杀人，但是就是因为这句话就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有一个医生，有人告他调戏军属，其实他并没有跟军属发生什么，也照样被判了死刑，被枪决了。还有一个村有一个人说某某是“一贯道”，公安派人去把人抓了，放到拉货的车壳子上，公安人员去水库抓鱼回来这个人被曝晒、殴打已经死了，没人赔偿，也没人负责。
小学教师一律回本村任教，有的村教员多的用不清，有的村没有一个教员，用不清的村教员干歇着，没教员的村学生上不成课。
所有的学生可能是半年多没上课，学生的学习收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的中学毕业生，和平时的中学毕业生质量相差很高，国家选拔人才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村里或单位推荐，这样有才能有本事的选不上，而是有关系的有后门的走了。那时候一切事务没有章程，都是随心所欲，老百姓们说这可是“混闹二百八”。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称这段时间（1966-1976）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这十年国家没有丝毫发展，反而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正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迫害法轮功
共产党在历史上就是搞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说：“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还说：“人定胜天”。他这种恶性的狂言是有违天意的、不得民心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不在利益上与人争斗，要求修炼的人一忍再忍，忍无可忍还要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对这样的好人恶党还竟称邪教，99年7月20号在全国开展了大镇压。江泽民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为对付修炼者，他成立了610办公室，权力高于各层领导机关，他们动用了国库的资金，调动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对法轮功动用几十种刑法，无人道的迫害，死亡三、四千人，监狱判刑、劳动教养、洗脑毒害，或割掉大法弟子器官，共达几十万人，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恶党还动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给法轮功进行造假陷害，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无道理无人性的。
我是从道理上信了法轮大法的，他提高了我的信心，净化了我的心灵，改变了我的身体，增强了修炼大法、一切为大法的决心。99年7月20号以前在我家是当地的大法炼功点，每天有20多个机关干部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炼功，我每天给他们拿机子放音响，还给炼静功的人做垫子，到各处放录像片弘法。7.20以后我们老俩口没有中断过修炼大法和炼功，恶党召开十六大时，破坏了不少资料点，我们这里的学员很少看到大法的资料，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这个80来岁的人很快学会了上网看明慧网的文章，师父的经文，不断的下载有关文章和明慧周刊周报，供应着几个炼功点的资料。我和老伴一块出外发真相的资料，我老伴也80多岁了，我为弘扬大法出钱出力，老伴都很支持我。我有时外出100多里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我劝退了三个处级干部，三个科局级干部，两个村支书退党，还劝一个公安局副局长退党，还有许多一般党员。过去我一心为革命，现在我一心为大法。
我们一大家子有三十多口人，有做行政领导的，有干事业的，我家有十来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出国留学的，因为我们老俩口学法，所以全家受益，现在各家大人孩子身体都好，生活也比较美满，因为我们学法后，身体好、精神好，能容忍他们、调解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全家和和美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孩子们看到我们俩身体好、变化大，他们都很感谢大法，在过年过节吃团圆饭时，总是最先举杯说法轮大法好。
这是有识者从内心发出的声音，这是用武力镇压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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