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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春天，我们奉命组织了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仍由我担任主席，委员会中不少是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妇女，艾森豪威尔夫人玛咪是我们的荣誉主席，会员包括鲁斯夫人、秀兰邓波儿等妇女领袖，还有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陶尔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迈阿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天后，他选择安格纽为其竞选伙伴。现在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党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纽；民主党是韩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说十分感人，他讲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奋斗，一心要为这伟大的国家贡献已力，他讲到这些机会唯有在美国这国家才能实现，代表大会上许多妇女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坐在记者席旁边的一个特别席区内，当全体起立为尼克松鼓掌时，我注意到记者们坐在椅子上，丝毫不为所动。我高声请他们起立。
会议大厅里气球四处飘扬、人们互相拥抱、高声欢呼，尼克松多年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下一步是要赢得总统宝座。稍早在代表大会上向尼克松挑战的除洛克菲勒之外，还有其他人，但都失败了。尼克松以一个请贫的律师，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当副总统8年，然后1960年竞选总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也替他高兴。
他从加州搬到纽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常想，当他加入穆基、罗斯、顾斯理、亚历山大与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时，有没有想到再度从政，或者一心只想赚点钱。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总统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将从第二十街五楼事务所的办公桌和大门上移去。
那幢大楼坐落于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区中心，旁边就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据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华纳·朗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鲍伯斯特推荐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鲍伯斯特是那里的重要客户。
尼克松加入律师事务所时，带来两位女秘书，一是跟了他许多年的路斯玛莉伍兹小姐，另外是位动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后来嫁给了白宫讲稿撰写人保守派共和党员布肯南竞选活动展开后，我和尼克松又见了几次面，一次在堪萨斯城，他偕夫人同来，对高级妇女助选人员发表演说，派特·希提和我两人把他们二人介绍给所有志愿工作妇女。尼克松演说完毕，他要我接着讲越南问题。
早先米契尔告诉过我，争取提名的其他共和党人士会在越南问题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则不预备这样做，尼克松与米契尔要我继续提供他们有关越南的新资料，并希望与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联络。这是交代给我的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转机，约翰逊总统想要保护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但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越战已经拖得太久了，美国民众愈来愈不耐烦，左派、右派均对约翰逊展开攻击。重整军备，向前推进，美国报纸也多不支持越战。
我还记得美驻越空军司令约翰·罗卫尔将军为此事遇到麻烦，而且因此去职。国务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将之召返，他们称罗卫尔将军在停火令下达之后，仍未停止轰炸。
3月底，约翰逊宣布他不打算竞选连任，但是他对越战局势甚为担忧，在这同时，他当然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于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样——到巴黎去和谈。
竞选期间，各项问题辩论日趋激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在华府维拉饭店设置了全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纽委员会总部，不过，大部分命令仍由纽约方面下达，竞选总干事米契尔、财务委员会主席史丹士的办公室均在纽约。我每周自华盛顿去纽约一次。
当时，我拥有三个头衔：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妇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记者们写了许多篇有关我的访问报导。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奇怪米契尔为何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自然不知道，米契尔和尼克松是要从我这儿得到关于越南局势最新发展的消息。同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许是因为我和尼克松之间，还有我和米契尔之间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许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间谈话，什么时候见面。即使见面与谈话，也无第三者在旁。
其实，越南的阮文绍早就说过他不准备参加巴黎和谈。
而民主党则认为越葡若参加这项“巴黎和会”可能增加韩福瑞获选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可能会因为越战有一线和平曙光而投民主党的票。
共和党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和谈该在大选后进行（其时离开大选只有10天），不然的话无论谁做总统都会有更多麻烦。因为在大选前的那10多天内，美国朝野，说实话，哪儿有空去处理越战，更哪儿有时间去安排巴黎和谈。
大选前10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表示巴黎和谈已经在望，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双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国民众不了解越南整个局势，听了这番话，以为如果巴黎和谈能在总统大选前展开，或许就表示越战即将结束。这是一项对民主党有利的声明。可惜阮文绍不愿低头，使约翰逊和党内人甚为气愤。
约翰逊的国情咨文演说方结束，我就接到米契尔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参加柏儿·梅丝塔夫人的晚宴。米契尔通过我的私人秘书，把我给找到了。由于在梅丝塔家中不方便讲话（梅丝塔是民主党人），他问我能否回个电话给他，我匆匆记下一个私人电话号码－－914－－W07－－0909。又是米契尔的一个新电话号码，他常换电话号码，怕人偷听。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
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导。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导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