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4日讯】亲爱的来自中国的同胞，我的朋友们：
在这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和六四流血事件2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有一个词在我脑海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就是“六四绿卡”。每当我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提起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大多会一脸迷茫，因为在89那个时代他们尚未出生或者出生不久。但是我想，这个词对于我们——“六四绿卡”的获得者来说，无论现在具体的政治立场如何，都是永远不会忘记，想忘记也忘记不了的。
我们还记得，1989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民众民主运动在6月4日前后遭到中共当局几十万大军的残酷镇压之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这个暴行，并且给中国的受害百姓予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保护中国在美成员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1992年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布什总统于10月签署了该法案。该法案规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护的自1990年4月10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在被免除移民配额、优先类别、劳工证明、入境许可文件和两年回国居留限制的情况下，可在1993年7月1日起的12个月中按照移民法规申请调整为永久居民身份。从1993年7月1日至1994年6月30日，大约8万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其亲属获得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权利，取得了绿卡，这就是所谓的“六四绿卡”。六四绿卡的受惠者还包括这些学生学者此时尚在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的子女，还包括这一时期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的大陆人士，甚至还包括非法入境者。所以因此直接及间接受益的中国公民实际上超过了10万人，成为美国华人移民史上数量最大的一波新移民群。大家也不会忘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产物的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游说功能，美国移民局在这一时期也显示了特别高的工作效率。
我历来对“六四绿卡”这一历史事件持肯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军为美国华人小区提供了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为未来华裔影响美国经济与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六四绿卡”这一群体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双边关系都有好处，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一个持久的推动力。时间过得真快，“六四绿卡”大军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近20年，而且从1998年开始，很多人陆续加入了美国国籍。大批专业人士在工商、科技和文化教育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显示了实力，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和菁英。朋友们有了车子、房子，温暖富足的家庭，生下了一个个美国小公民。也有人因为从事商业活动和学术交流，参梭往来于中美两地，乃至作为“海归”重返中国大陆发展，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或者高等院校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特聘专家教授。这种现象，与当年美国国会及政府试图保护中国公民回国不受政治迫害的本意相距遥远，这就是历史。异化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中的正常现象。
在这个时候，我除了向“六四绿卡”的朋友们在专业领域和私人财富积累方面的成就表示祝贺外，还想提请各位回想一下当年取得绿卡时候的激动时刻——可以说，没有当年的这一个基础，也就没有后来成功的一切。
我一向不赞成指责“六四绿卡”获得者是吃“人血馒头”（借用鲁迅小说《药》的故事）的说法。我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居留地；依据因六四引起的美国法律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学生学者，并没有什么可以引为耻辱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那些并没有参与或者没有积极参与变革的人享受了变革所带来的利益，这种所谓“人血馒头”事件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民运组织并非祇为那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成员谋利益，也要为数量更多，不够积极参加民运活动甚至没有参加民运的老百姓谋利益。作为全美学自联创建者之一的我清楚地知道，1989年春夏在美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学者，热血沸腾地从各个城市涌向华盛顿，高呼口号，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慷慨捐款，表达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大批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子弟也参与其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惧怕因此会回国受到专制制度的政治迫害，我对朋友们当年的义举，始终抱有由衷的敬意。
我又深深地理解提出“人血馒头”的说法的朋友们内心的焦虑。人们都可以看到，当年六四绿卡获得者中间确实包括一些中共权贵子弟，甚至参与天安门屠杀人员的亲友；相当一部分人回到中国并不会受到迫害；有些人拿到绿卡后就“淡出”民运，甚至脸不红心不跳地与中共各级当权者建立发展关系，自由进出大陆充任“现代买办”。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度过了困难时期，加上人类遗忘机制的作用，一些人更加心安理得地踏着死难者的鲜血公开谋取私利，以“爱国侨胞”的身份成为中共统战部的座上客，甚至与大陆贪官污吏勾结，共发国难财；或者“反戈一击”，撰写出版攻击污蔑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的文字，跟着当权者指责惨死在东西长安街头的六四冤魂，向中共强权者扭腰献媚。如果说鲁迅笔下华老栓的愚昧尚且值得同情的话，那么这类现代中共大小帮闲实在是面目可憎。
记得当年有人算过一笔账，对于在美学生学者来说，“六四绿卡”至少使得他们第一，免去了几千美元律师费；第二，省却了2-3年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第三，免去了按照中美之间协议回中国服务两年的要求。这三项相加，每人从“六四绿卡”的获益大约为5万至10万美元。这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还没有包括每人各各不同的后续效应。
我与各位一样，也是“六四绿卡”的获得者，有一点可能不同的是，我至今保留着中国公民的身份。1989年5月25日我带着捐款从美国赶到北京，参加了5月28日大游行，与母校北师大同学一起高歌痛哭；我被6月4凌晨的枪声惊醒后赶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坦克、机枪，催泪弹，戴钢盔的大兵、燃烧的军车、满脸是血的女孩，缓缓到下的中弹者，被压扁的尸体，冲上去收尸的市民……。6月7日在杂乱中狼狈逃回美国。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是我始终想要回到祖国为那里的老百姓做些什么的不会消失的动力，因此带来了我2002至2007年在中国5年的牢狱生活。我并不要求“六四绿卡”的朋友对先烈们一定要感恩戴德，但至少要有中国传统的“饮水思源”之情，更不能忘恩负义。通俗地说，做人应该起码讲个良心，就算不必对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帮你换来绿卡的年轻学子心存感激，也不能恩将仇报，跟着当权者胡言乱语吧。
在当年关于六四绿卡的争论中，有人说过，在美中国人员取得绿卡身份之后可以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一直把此言当真，也知道在当年绿卡取得者中，确实有人每年6月4日都在家中悼念死难者的亡灵，以自己的收入接济国内民主维权人士。借此机会，我向各位朋友提出如下几点恳求。
第一，告诉你的子女和下一代关于六四事件这一民族悲剧的真相。有时候，你因为有所顾忌可以不说全部的真话，但是绝对不要说假话。由于中共当局的刻意掩盖，六四事件的全部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对于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许多具体细节，人们也会存有争议。在此，我想借用民运人士盛雪在接受亚衣采访时候说的一段话，为我们求得最大的共识。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一场群众运动或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人都有权站在自己喜欢的角度评价。对八九民运，何尝不能用负责的、调侃的，亲临其境的、隔岸观火的，赞赏的、批判的——总之任何一个角度去品评论证呢?进退时机、策略应用、正负影响——参照系统很多，占有事实不一，结论自然相悖。但是，对于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政府赤裸裸的暴行，在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标准共同而且祇有一个，那就是：屠杀者必须遭到谴责，死难者应该受到悼念。这不是一个需要大智大慧才能判断得清其是非的问题。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六四屠杀之罪大恶极，无须讨论。它超越政治派别之争、利益集团之分，社会学说之异。如果还有人类的正义，就应该谴责杀戮；如果还有人类的善良，就应该同情无辜。”
第二，尽可能通过各自可行的方式资助国内的受迫害者，包括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害者群体。如果你过去多年没有来得及对中国当代的民主事业出过力，那么请你现在凭借自己的良知作一点点有益的事情，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支持。
第三，面对自己居住地、工作场所的邻居、同事、朋友，为中国今天的民主维权运动说几句公道话，让今天的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社会——包括自由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人道关注之下。
我相信，当年“六四绿卡”大军的有良知者能够为中华民族精神未来的复兴，避免重演六四悲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过几天，就是六四惨案20周年纪念日。我恳请各位朋友在那天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对当年死难同胞——包括在广场和长安街倒下的年轻的大学生，被流弹“误伤”的市民，还有在执行“平暴”命令中死去的军人的怀念；驾车者，请把你的车灯打开，照亮中国光天化日的黑暗；在夜晚，让我们点上一支蜡烛，寄托我们海外游子的哀思。
让我们通过各自喜欢的方式为我们的母国祈祷：愿一个人民自由幸福，社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文明做出积极贡献的新中国早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谢谢读完我的这封信的朋友们。我祝愿各位未来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你的真诚的杨建利2009年5月17日
杨建利博士（1963）简历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公民力量召集人和发起人。
杨建利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原籍山东，毕业于北京师大数学专业，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因八九年“六四”学生运动的契机，开始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坚定了以推进中国民主反对共产党极权专制的决心与信心。曾当选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副主席。
1991年，杨建利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博士以后，又到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杨建利博士因八九年“六四”时返回中国大陆声援天安门广场学运，随后遭大陆当局列为拒绝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单。
杨于1996、1999年两次申请返回中国大陆均被拒绝。杨与妻子傅湘及两名年幼子女住在波士顿，尽管持有绿卡多年，但一直未申请加入美国籍，因他希望保持中国大陆公民身份，有朝一日回大陆“报效祖国”；杨建利认为，如果已成为美国公民，仍对中国事务“指手划脚”，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傅湘表示，杨于2002年四月十八日自美搭机直飞北京。他告诉妻子，中国正在变革中，他要成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与其在海外“隔岸观火”，不如冒险犯难，实地了解大陆情况。杨建利“六四”后被列为禁止入境的民运人士黑名单中，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入境大陆，因此希望妻子理解支持其行动。
据称，杨建利此行回大陆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异议人士“回家的权利”，并考察中国的工潮。
杨建利于2002年四月廿七日在云南昆明机场使用假身份证购买机票时暴露身份，一度被软禁昆明观光饭店，当天深夜与外界失去联络。杨早已列名中国禁止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单”上。
2002年4月，他使用友人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以考察中国东北部出现下岗工人的大规模工潮。他在准备从昆明乘坐内陆机前往云南大理市时被捕，由于他涉嫌非法入境，同时也违反当地法律及国际法，因此“现在自由”组织不能作出营救。在关押期间，当局不许其妻子及儿女探望杨建利，只能关注杨在狱中的健康状况。
2004年5月13日，杨建利被裁定犯有间谍罪及非法入境罪，判处他五年徒刑。
1998年杨建利开始担任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主席，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他继承了基金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学术研讨会的传统，邀请海内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的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先后主办了“文革三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协办）、政党政治和中国前途（柏克莱加州大学协办）、乡村选举和中国的民主化（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协办）、全球化与两岸关系研讨会（美国大学协办）等一系列研讨会；最近两年他还主办了两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邀集了来自海内外的港澳台藏蒙回汉等各方面的青年俊杰，从现实环境条件入手，营造未来民族和解的基础，争取在最大限度内实践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在现今的海外民运中，杨建利是一个有留学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的不懈探索者，九十年代中期，他曾参与著名政治学者严家其等人的“联邦中国”研究项目，《中华联邦宪法草案》即为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成果；杨亦曾于海外各媒体上发表大量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文章，并曾创办网络周刊《议报》并担任社长。
2007年4月27日，杨建利被中国政府释放。但官方一直不给他返回美国的护照。他的妻子傅湘7月26日致函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恳请早日允许他离境。8月17日，北京官方通知他第二天可以回美国。18日，他被北京公安局送上飞机，途中有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官员全程陪同。路透社报导，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以及美国国会一直呼吁胡锦涛释放杨建利。
公民力量发起人
杨建利博士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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