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里，园园（即钱瑗）的形象颇为突出。她说“钱瑗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女儿像她。”“他们仨”好似朋友，有时候没大没小，平等之极。
真要说“没大没小”，也不是这么回事。杨先生就如何教育孩子，拿钱瑗打比方，对我说过。比如，钱瑗要吃个鸡蛋，先问爸爸吃不吃，爸爸说不吃，再问妈妈吃不吃，妈妈说不吃，园园才吃。可见，他们的家教还是挺严的。
我同钱瑗有过几次接触，虽然交往不深，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第一次大概是1974年。我们从干校返京，郑土生同志听说钱先生病了，约我去北师大探望。我们对北师大地理环境不熟，又是晚上，辨不清方向，好容易找到小红楼。我们进了屋，只见钱先生靠在床上，头下垫了不少枕头、被子之类的东西，垫得高高的。钱先生见我们来显得很高兴，说了许多话，可我们一句也听不清，不懂他说了什么。杨先生在一旁解释，说钱先生怕灰尘，屋里生炉子，烟灰大，哮喘病又犯了，说不清楚话。钱瑗见客人来了，也很兴奋，不过“家里”条件差，拿不出茶水招待我们，却给我们变了一套戏法。她拿起两只碗，往桌上一扣，再翻开，里面居然变出两枚五分钱的硬币。她手法利索，变了几次，我们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变的，好像很专业的。
第二次是1976年地震期间。我们在学部住的人都躲进大食堂，一家家床挨床，杨先生他们的床就挨着我们家的，朝夕相处。钱瑗的丈夫来过两次，他好像懂点建筑，说这食堂屋顶是铁皮做的，很轻，住在里面很安全。有一次钱瑗一个人来，是给她爸妈送什么东西。临走时杨先生叫我送送。我送她到东单，一路上她跟我说她爸妈怎么“不听话”。依她的意思是让他们俩去上海躲地震，可他们就是不听，好像还用了“不乖”这个词。我心想，她说话怎么像长辈似的。正如《我们仨》里说的：“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用钱瑗的话说：“我们（指钱先生和她）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们哥哥，只配做弟弟。”所以，你别看钱杨两位在外面名声赫赫，在家里还要服钱瑗管。钱瑗是Boss，是“一家之主”。
第三次接触是在他们搬到三里河之后。我因为想研究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去请教钱瑗关于国外的文体学研究现状。她说国外的文体学分许多流派，她推荐我看福勒（R．Fowler）的专著，借我《文学风格与结构》（Style and Structure in Literature，1975）等几部代表作。我翻阅了这些书之后，我发现自己对文体风格的理解是狭义的、老派的，广义的文体学真是值得花一辈子去研究。她还指出，国内出版的关于文体学的专著有些错误。虽然作者是名人，她直言不讳，毫无顾忌，这一点同钱钟书先生极为相似。
钱瑗后来还担任教委一些教学评议组的评委。她的做派，正为陶洁先生所说，你想走她的后门，非被她骂出来不可。
钱瑗给我总的印象是一位刚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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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人物简介
钱钟书（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他就以才华卓绝见重于师友。同班同学、新加坡大学教授饶余威晚年回忆道：“钱钟书中英文造诣很深，又深於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结识了外文系研究生杨绛，后结为伉俪。钱钟书考取庚款留学名额，携夫人一起赴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研究。抗战军兴，他们回国。钱钟书历任西南联大、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以及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中共建政前，他就以《围城》、《谈艺录》、《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等著作名重于时。1949年他留在大陆，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8年他访问美国，以渊博的学识令汉学家们倾倒。改革开放后，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发表了他在“文革”那灾难性岁月中奋力撰作的谈艺巨著《管锥编》。他淡泊名利、志行高洁，“文革”中曾断然谢绝江青等权贵的“赏识”。1998年病逝于北京。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和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班。在清华学习期间就以创作小说受知于朱自清教授。她随夫君钱钟书留学英、法，回国后曾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孤岛时期”她创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戏剧和短篇小说，引起文艺界的注意。1949年她留在大陆，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撰写《艺术是克服困难》等学术论文外，她的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名著被学术界有识之士认为“已臻化境”，成为经典译品。改革开放后，她写出《干校六记》等散文和长篇小说《洗澡》。她的文章以委婉、从容的风格，质朴真挚的情感见重于时。她勇敢地面对爱女、夫君辞世之痛，译出柏拉图《斐多》篇。最近，她又以92岁高龄写出回忆录《我们仨》记录他们一家三口不管环境如何凶险，始终保持知识份子的良知，以及他们相知相爱、无比温馨的亲情。
钱瑗（1937－1997）
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1937年诞生于英国牛津大学。1959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她精通英、俄两种语文，1966年转而从事英语教学。她先后公派赴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和纽卡塞大学进修和访问，工作极为努力，在掌握现代英语语言学方面收获甚富。回国后，她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在大陆高校第一个开创《文体学》课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她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满腔热情。即使在病重时，她仍在病榻上撰写国家教委的教学改革研究提纲，真正工作到最后一息。她的祖父（钱基博）夸她是“读书种子”，外公（杨荫杭）夸她“过目不忘”，她和父亲最亲，她是毋亲“唯一的得意杰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颗天才的种子只发了一小点芽芽。
董衡巽，1934年生，浙江余姚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并分配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外国文学研究。60年代曾在杨绛先生指导下研读英语文学。1985年晋升研究员。他专攻美国文学，著有《美国文学简史》等。现已退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