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电】联合早报4日评论文章：在蛇年前景不比龙年好，在众多国人还要胼手胝足的氛围下，本来不想继续在这里奢谈文学——这种既不可吃又不可穿的东西。但文学与政治 缠的课题，最近似乎余情未了，辩论依然热烈。这里只想针对上星期本版，关明的一篇《文学的宿命》作些澄清，因为文中质疑的若干观点，是过去几篇拙文所提出来的。
关文认为，“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工具”这话虽然纯真美好，而又“政治正确”，但未免是一厢情愿。文中举出不少例子，以阐明“文学难以逃离政治，乃至不得不沦为政治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宿命。”
笔者首先想澄清的是，“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工具”，这是去年12月18日本报言论版上拙文的标题，当时是针对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一些国际反应而立论的，有其特定的语境。关文指的若是这回事，那显然是把这句话的意含当成一种普世（universal）的现实，再而质疑这样的现实是否可能。
要是你问我，文学是否能“逃离”、“脱离”、“抽离”政治而独自存在？文学与政治是否能像切豆腐般一刀切开？我都将举起双手，说：不能！在新加坡，连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都有政治的成分，文学怎能从政治中“逃离”，与政治“切开”？正如，文学怎能同语文分开？戏剧怎能同文学分开？这是不可思议的。
再者，从“普世”观点看文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笔者已在《文学，有用吗？》一文中有所说明。大家如有兴趣，不妨翻阅去年11月19日本栏。这里不浪费报章版位重复这些观点，只想说明，本人并不反文学，不反政治，也不否定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任何命题都有分量轻重、程度深浅之分。“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工具”，是指某种须要警惕的不良做法，不是请政治家别碰文学。要是把政治领袖偶尔赞扬某本小说写得好，某部电影拍得好，或出席某个大型演出的首演礼，上台与艺员握手致意，都说成文学或文艺“沦为政治工具”，那未免是小题大作的。
事实上，要解释文学为何“不应”成为政治工具，笔者并非最有资格。这是高行健的原文：“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照笔者看，这是亲历了一整个时代的历练，用极其艰苦的实践与体验，才能换回的一句深沉无比的心里话。当然，要理解与消化这番见解，本人建议大家详读高行健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全文（刊于去年12月10日本报《文艺城》）。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高行健的演说重点也应该不是在倡导一种能逃离什么的“纯文学”，而是指出文学必须是作家“个人的声音”，自由表达出来的“个人的感受”。
这番话和现代文学的理论大致上是吻合的。因为在过去，人们认为文学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而近世对于“真”的追求则越来越强烈，“真”才是文学的终极目标，甚至认为若是没有“真”，就根本连“善”和“美”都谈不上。
那么，文字怎样才算“真”呢？是不是越能与现实“对号入座”就越真？这倒是个大课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由此可见，我们的确应该多“谈文学”，少“讲政治”。把一些基本文学概念厘清，就已经是够费神的了，要是再加上政治大棒来“搅浑一潭水”（目的为何姑且不论），对认识文学确无帮助。
对于文学应不应沦为政治工具，其实关键也不在于我们怎样诠释“政治”，怎样诠释“文学”，而应以实际发生的情况来检验。
写一部小说，排一个戏，可能遭到整副国家机器的对付，肉体以至起码的人的尊严可以完全摧毁。相反的，政治领袖一篇文艺理论出来了，万民传颂，若干年后还要敲锣打鼓庆祝它发表多少周年。要是你关心的是中文文学的发展，你会认为这是“应”有的文化现象吗？你不觉得高行健所说的：“将来的人都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已经为他们付过了。”是件好事吗？
显然，高行健所指的并不是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而是“铺天盖地”政治压倒一切的现象。形象地说，那是文学被政治挟持，沦为工具，最终不成其文学。对了，在现实世界里，干预文学的其实不限于政治，高行健也在他的演说中提到商品主义，这也是关心文学的人所应探讨的另一课题。
无论如何，“文学沦为政治工具”也许如关文所说的那么纯真美好，那么政治正确，但实际成果确是乏善可陈的。“文学沦为政治工具”，首先是在质与量方面都不能产生可观的文学与文艺。这证诸于文革时期，人们在十年里面都在看《列宁在十月》一部外国影片，而十亿人则只分享八个样板戏。
“文学沦为政治工具”，其实也不能产生优质的政治。充其量，那是一种“谗言文化”出来的“小人政治”。你瞧瞧高行健得奖后，那些浑身酸溜溜的论客们，那些人身攻击的“评论”，政治智慧是这样表现的吗？
然而归根结底，本文也无意规劝任何人服膺某种政治理念，而是想说清楚，碗是碗，碟是碟，如此而已。相信“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工具”的人，便是“不假思索地予以肯定”？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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