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中央社记者任纹仪26日特稿)中国大陆有六亿多妇女，占全球妇女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这个庞大妇女队伍的角色与地位，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却也因近年来大陆社会滋生的许多乱象，促使中共不得不正视大陆女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大陆女性从业人员高达三亿三千万人，占大陆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贴补家用，许多大陆农村妇女离开穷乡僻壤，外出工作，年轻女性则为了追求理想，来到城镇打工。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间，每年从大陆农村到城镇打工者有五十四万人次，到一九九八年底，大陆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总数已达八千多万，其中女性占了四千五百万人。
大陆职业女性不但在职场上表现出色，更进一步改善家人的生活。从偏远乡间的家庭生计，到新兴市集的交易，以至整个省份的税收，大多依赖这些外出谋生女性汇回的工资所得，以四川省为例，每年从外地汇入补贴家计的总和高达二十三亿四千万美元，这个数字等于四川省全年的总营收。
大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开始赢得了乡亲的认同与尊敬，不再像封建社会般女性被视为“赔钱货”，并摇身一变成为大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先锋。据大陆妇女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家庭经济和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妻子的收入越高，在家庭决策上说了算的比例越大，大陆城市妻子在家庭事务上说了算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七点八，农村为百分之三点三。
全大陆女性地位最高的地区非上海莫属，上海女性控制着七成五的家庭消费资金，家庭中百分之八十的消费计划都是由女性说了算，这与上海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上海女性地位的受重视，全要归功于文革四人帮之首的江青，当时江青在上海喊出“妇女也能撑起一片天”，受到许多追逐权势者的响应，随着江青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上海女性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女性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导致大陆社会的传统观念面临挑战，大陆城市女性不愿生育的比例已明显提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大陆十五岁到五十九岁城市女性，赞成“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的观点，另有百分之六点七赞成未婚生子。另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四大城市中，高达六成的女性不赞成“经济条件允许时，准备放弃工作回归家庭”，且文化程度越高的越不愿回归家庭，现代妇女甚至认为，女性即使回归家庭，也应获得家庭劳动的报酬。
大陆女性的自主意识也展现在择偶的对象上。上海女孩的择偶对象，随着时代不同而大异其趣，五十年代选择收入稳定的工人，六十年代嫁给“根正苗红”的农民，七十年代喜欢较有保障的军人，八十年代为了文凭倾向“老九”(知识份子)，九十年代爱上有钱的“大款”，新世纪则以“老九与大款的混合体”最受上海女孩青睐，既要具备一定的学历，又要十分富有。
大陆一项网友票选指出，如果要从“西游记”师徒四人中择一结婚，你愿意嫁给谁？结果多数大陆女性选择猪八戒，理由是猪八戒虽然长得丑，“可他很温柔，有感情，也能干，懂生活，会享受，常健忘，不生气，会讨好女人，懂生活有情调会潇洒，这样的男人令人牵肠挂肚，让我放心不下的男人，我就爱”，这正代表大陆新一代女性的价值观。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妇女生活并未从此高枕无忧，反而有许多的社会问题困扰着她们。大陆妇联副主席顾秀莲指出，近十年来，大陆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传统的性别歧视受到很大冲击，妇女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妇女的自主意识得到加强。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等因素，还有一些损害妇女利益的丑恶现象。
中共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坦承，大陆有诸多女性问题，包括：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准的制约，在农村的贫困人口女性比例较高；女童失学率较高；在城市下岗职工中女性比例较高，再就业难度较大；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较大；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性别比不正常，有的妇女因生育女婴受到歧视甚至虐待；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仍然没有禁绝；女性参政比例仍然偏低。
大陆女性的影响力正随着时间的递嬗不断演变，女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无可取代，但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大陆女性的问题仍旧有增无减，有待社会的关怀与官方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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