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8日讯】
就政权控制能力的薄弱之处而言，前现代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有着全然不同的特征。前现代社会的政府的组织和控制能力有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实际情况倒是政权往往仅及于所驻在市镇（西）或县城（中）而止，市镇城墙之外和县以下的社会是传统和习俗的天下，西方的领主制，中国的宗法制度，都代行了若干在今天看来应该由政府来形使的职能。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则其权力范围之外的地方也就可以成为反抗政府的力量的滋生地和养成所，在小国林立的前现代西方，非议本国政府的人士多采流亡的方式，而在大一统的前现代中国，朝廷力量所不及的“草莽”、“江湖”、“山中”，正是反政府力量的所在地。
在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里，政府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已然有效延伸至国土的每一寸土地，即使是偏远地区也在其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说前现代社会政府能力的局限在于“鞭长不及”的话，现代化政府的能力局限则是“应接不暇”。对于高度活跃、流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任何现代化社会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不可能掌握其全貌的，甚至，即使试图拼凑一个接近完整的图景也是费力的，在高度的复杂性面前，政府注定是半聋半瞎。于是，现代社会的反政府力量自然会舍弃相形之下更平静和单调的乡村而安营扎寨于现代复杂生活的心脏地带：大都市。在注定半聋半哑的政府眼皮底下展开其各种活动，我们对西方社会各种恐怖活动都已经很熟悉了，以西方社会政府财力之雄、人员素质之优秀、科技手段之发达，而不能根治恐怖主义，可见其实在是现代政府能力所不及。
那么，中国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又如何呢？在我的理解，既然是在过程中，则前现代与现代难免混杂，也就是说上述两种社会形态的政府能力不足的情形都会存在。既存在着因政府组织和控制能力不强的问题，也存在着因经济活跃和社会流动性强而带来的不堪应对的问题。接连发生在江西和河北的两起严重的爆炸案，恰好验证了笔者的看法。
在江西的例子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普遍存在于江西和湖南等地的儿童参与制作鞭炮是这起事件发生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而在一个命令禁止童工的社会中竟然可以出现大范围的童工现象，甚至还蔓延进了本应是教育公众的机关也就是学校之中，正说明我们政府执行其自身所制定法制的能力不强，还带有若干的前现代色彩。而石家庄爆炸案，则是肇事者于闹市通衢从容行事，而我有关单位事前却毫无察觉，笔者以为，这很难责怪执法部分，因为在已经部分现代化的都市如石家庄，相比起每天都在流动变化的大量新情况，执法部分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并且，我们的执法机关仍然以片警、排查为主要预防和破案手段，并没有建立起针对现代复杂和流动情况的新的信息收集和预警机制。石家庄爆炸案，其实不过是在提醒我们，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风险事件，已经先我们曾经渴盼的现代化而降临了，而对此我们的准备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如此。
同时存在着两种能力不及的状况，使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应付社会问题的努力复杂化了。一方面，单纯地强调提高政府对社会的掌控效能并不能解决“面对复杂束手无策”的必然窘镜，因为现代社会是不能为一个组织化体系所掌控的，能掌控则也就不是现代社会了；另一方面，对现代社会必然的复杂和流动的重视也并不是我们这个国度的全貌，不能无视我们社会前现代现象的大量存在。对芳林小学这样的地方，问题就出在政府效能的不彰，运用言论和民主的手段以提高各级政府的效能，才是解决这些地方问题的根本之道。
至于石家庄的个案，则是在提醒我们，现代化是一个好玩但有风险的游戏，要享受告诉发展的好处，就得牺牲些安全和稳当，这跟开车也是一个道理，享受高速就得承受风险，可是，我们的精英们诚实地告诉了我们的人民风险的存在了吗？我们的执政机关作好应对因现代转型所必然带来的风险的准备了吗？我们的人民是否已经乐意接受这样的风险呢，尤其在他们并没有享受多少发展好处的时候？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含义不过是，人人都生活在一个自身所不能控制但又可能会给自身带来损害的环境里。石家庄爆炸案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不能控制的风险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此而寻找、发展和建立起适应现代生活的社会机制实为当务之急。
－－原载《文化中国》，作者单位：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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