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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1日讯】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账。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着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着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着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着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着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着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着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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