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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2日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之一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年，我们就在这一政策下走了过来。富裕、富人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是直到2000年，国家统计局才正式对这一群体进行了专项调查。其实学者们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以贫富差别与不平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关于贫富差别与不平等，这里仍可以引用一段话作为态度：“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变贫富悬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说这段话的是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Sen）。他的研究重点是贫困问题，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富人浮出水面
10年努力，让一个群体显形
31岁的博士曹子玮有很多机会离开国家机关，具体地说离开国家统计局，到外企去挣钱。外企的收入比他现在挣的多到要用倍数来计算。但在国家统计局呆了近10年，曹子玮仍没有选择离开。他的理由是：在这里你能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而且有条件。
曹子玮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是真实地了解这个国家。最近令曹子玮兴奋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就是“中国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这一调查是中国的第一次。“这个调查让我们弄清楚了很多问题，”曹子玮说。
这一调查对于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来说，来得就远不那么容易。
大约在1990年，程学斌就提出要进行这一调查。当时提出这一调查项目，还只是从统计的科学性角度出发的。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进行全国性的入户调查，每年都搞，但这样的调查了解不到高收入群体的情况。“你想想，高收入的谁乐意每月记账，来配合你的调查呢？”
1990年程学斌的要求没有被立项。原因是没有专项经费。
此后程学斌并没有忘记这一专项调查的重要性。自己从事收入分配研究，但手里最缺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资料。对于这20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我们只能见到关于他们的典型资料，却没有群体调查数据。这无论从国家、社会，还是调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学斌说，“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申请。”
1999年，程学斌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
背景，从刺激消费开始
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等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调查发现：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总收入中仅占6.5%，户人均收入12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收入的8倍。这一调查数据被最广泛引用。
“虽然贫富差别成为社会舆情，但我们对真正高收入者的了解有多少呢？”曹子玮问。
曹子玮说这一过程来得很有趣。曹推导分析说：从9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市场疲软成为中国的一种现实，由此有了对疲软原因的讨论。继而话语的主题进入钱集中在什么人手上的讨论。然后又进入这批有钱人是否对市场有拉动作用的讨论。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比较主流的倾向是：“有钱人不想花钱，无钱人想花钱却没有钱花”，然后贫富差别成了最主要的社会话题。
并不容易的调查 谁是富人？什么标准算高收入？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碰见的首要问题。
程学斌说，我们的调查找不着高收入的源头，但我们选择了从收入的去向来确认，这样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又同时增添了有房有车这两项参照对象。这样，能够最后入围调查人数的样本由三部分构成：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或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不过，实际的操作远没有描述的这么轻松。程学斌说，进入高档住宅区首先碰到的麻烦常是保安不让进，即使最后终于入了户，遭到拒绝的情况也频频发生。程学斌说，北京调查的拒访率甚至达到60%~70%。开始时，北京市60个调查员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个问卷，很多关键的数据都没有。为了这一调查，北京市先后换了四批调查员才完成。
事实上，这一专项调查的困难，操作者最初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们将这一调查命名为“启动消费市场调查”，避免出现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样，可能拒访率更高。
调查的价值与初步的结论
从国家机关首次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这一角度看，这次调查多少可以认为是一次有标志性的动作。
曹子玮坦陈，由于高收入群体非常特殊，我们的调查不能说非常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了一种趋势。
在程学斌看来，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国外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但这次调查显示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区与行业的影响因素，仍然存在。
曹子玮说从这一调查的数据看，我们过去对中国富人的想象可能部分要修正。将修正的地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过去想象里演艺界人士以及低文化人群会收入较高，但调查结果对此并未确认；
其二，在高收入群体职业构成上，专业技术人员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其三，高收入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曹说，他先前估计高收入全国平均可能会达到年均3-4万元，而现在年均却为6－7万；
其四，高收入的投资途径，没有我们想象的丰富，多数的投向是股票。
中国富人【北京．富人】
怎么样才像个富人？
文．金焱
张岭也对富人这个概念有些迷惑，他说他不是富人：“比如说吧，我都没有存折—除非是为了炒股转账方便，我才弄个存折。”说起炒股，他也觉得自己是小打小闹：我炒股绝对不是操纵股市，都是些朋友来告诉一些消息，我就买些进来。我也从来不去看大盘，只是等，等到有收益了再抛出。就是这样。 张岭对股票流露出的是一种不经意的态度。不过他一下被别人定性为富人，也与股市有关。
张岭开始尝到有钱人的滋味是1996年，那年是个大牛市，他的运气也好，炒股一下子就赚了好大一笔，他形容说，是翻着番地赚。
之后，张岭的生活开始有些像富人的生活了：他在北京市区内选择了几处风水的地方，买了几套房子。他觉得买房置地还是比较实惠的。现在他就觉得很方便，晚上看离哪个地方近就回哪套房子去住，而在昌平的别墅，只是周末才回去。
张岭所喜欢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比如说，老婆是王菲的追星族。每次王菲有演唱会，她都必到。很多次演唱会是在外地举办的，他们夫妇就双双飞过去听。张岭觉得，这可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老婆喜欢艺术类的东西，所以他们会为一个《图兰朵》花掉几千块钱，每次有什么好的演出，他们都会去买最贵的票。但事后想想，花几千块钱为了一场剧，张岭说也不太值。
张岭同老婆不一样，他的随心所欲主要表现在对车的执著和对运动的酷爱上，这也是张岭注重生活品质的表现。张岭现在兴趣已经转到高尔夫球上了，但他还是很留恋亚布力风车山庄烤着壁炉的小屋，和在国际赛道上“飞”下来的感觉。
张岭最喜欢在高速公路上飙车。“这也是我认为我随心所欲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在高速路上，谁的车都不能比我快，因为我知道，我的车是好车。”因为喜欢飙车，喜欢车，所以有一段时间，张岭说他的比富心理极盛：看到哪个朋友换了一款车，或者他最喜欢的奔驰或是雪铁龙出了什么新款车型，他就去弄一辆。“现在有四五辆车干脆就让家里人开着”。
张岭的妻子两年前投资移民去了加拿大，这多少改变了张岭的生活。最初张岭大学毕业时，先是在一个化工类的国企做了一年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张岭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的是管理与情报。1990年张岭进入一个家族式的私企，三年的时间张岭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进入了IT行业，这也是他觉得自己能够进入富人行列的主要原因。当他做到了销售部经理时，感觉发展空间太窄，就在中关村开起了夫妻店。“那时我才知道在挣工资之外，还可以自己赚钱。”当时投进去了20万，但他很快就全部赚回来，所以就在1994年左右，他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后有一年人民币贬值，张岭则在人民币贬值前购进一批货，这批货为张岭带来了上百万元的收益，奠定了他的发展基础。
因此张岭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现在张岭把钱投在几家公司，只做股东，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企业里。他是这个上千万元资产的公司里的股东，他觉得这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为了做得更好，也报考了首都经贸大学的一个MBA班读研。
他说，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他最满意的，他最大的梦想是，到40岁退休，那时候拥有一辆自己的法拉利，然后去周游世界。他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富人的生活。（注：文中张岭为化名）
中国富人【武汉．富人】 花钱，并快乐着 文．张丽娜
“想办法花钱”–赵怀玉说，人赚钱是为什么，不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更舒服吗？和大多数女人一样，赵怀玉特别喜欢买衣服。不同的是，她的衣服不但多（衣柜足足占用了两面墙），而且都非常贵。“我最喜欢的一件春装，‘伊斯开达’（音）牌的，8000多元，还有一件它的棉袄，1万多块。赵怀玉经常光顾的是香港、澳门的服装店，再就是北京的王府饭店，上海的巴黎春天和美美。”
赵说，名牌衣服的质量和做工就是比一般牌子的好，穿上身后也许别人不清楚衣服多么出名，但至少那种高品位的美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不喜欢那种把商标做在外面的衣服，名牌衣服本来就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没必要让别人都晓得。而那种爱张扬的名牌，一般都是水货名牌。”
如同她的衣服，赵怀玉的车在武汉也是找不出第二辆的。 90年代中期，她就买了一辆价值近百万的“凌志”，可由于车技不高，车子常常受伤。
“我特别喜欢这辆车，所以共要它哪怕是擦坏了一丁点，我都要把它全部重新做漆打蜡。每次都要花很多功夫，时间长了，我觉得太麻烦。心想不如换一辆好伺候的车子，坏了也不心疼。就看准了富康。”
可满大街都是富康出租车，赵怀玉想，要是能有一辆与众不同的就好了。直到前两年在一次东南亚的车展上，她终于发现了一辆红色富康。“你知道不知道‘宝马’的红色–‘宝马’对红色是最有讲究的。我当时看中了这辆富康，就因为它就是宝马的那种红，只有它才配得上我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服几乎全是黑色的。”
每天早上一睁眼睛，赵怀玉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穿什么衣服”。“我有个习惯，今天绝不穿昨天的衣服。此外，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鞋子、不同的发型、不同的指甲油、不同的皮包。”
赵怀玉认为，高品位的生活应该是注重细节而不事张扬的。1996年，她在欧洲买了一块名贵手表，可这块表看起来却并不起眼，带在腕上一年多没人注意。直到有一天，她和一位港商谈业务，出门的时候那位先生说：“赵女士，您这块表真不错呵。”说起这件事，赵怀玉感叹道：越是高品位的人越是注重细节，这完全应该成为一种衡量品位的标准。
赵怀玉说自己“四十多了”，但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来岁。
“我一般定期到香港做美容，所以平时的护肤品一定要挑最好的。女人上了年纪，最重要的护肤品就是眼霜。” 前年，赵怀玉在香港尖沙咀看中了一件2000多块钱的裙子，但衣服很瘦，怎么也扣不上，又没有大号的。可是她硬把这条裙子买了下来，决心照着它减肥。
听说北京有位医生减肥有术，她专程去学，前后花了20000多元，终于学回了一种特效减肥操，一下子掉了30斤肉。现在她总算可以穿那条裙子了。
每年圣诞节，赵怀玉都会去香港过，她说她“喜欢那里圣诞的氛围”。每半年，她还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次，而每到一个城市，她总会挑当地最好的宾馆住，“虽然只是在宾馆里睡几个晚上，但决不能轻视，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体会旅游的快乐。”
“别看我现在有自己的生意，但每个月单位还会发给我600多块钱的工资。”赵怀玉笑言，自己是从1988年从单位办理“病退”之后才做生意发家了，所以一直还和单位保持着联系。
“我以前的同事现在每个月都只拿得到这几百块钱，大家都?慕我能自己当老板。但他们不知道，我每个月都把单位里这点钱存起来，总觉得这个钱和我自己做生意赚的钱不一样，‘含金量’好像要高一些。” （注：文中赵怀玉为化名）
中国富人【深圳．富人】 安全最重要 文．路达
现在很少穿西装的沈士勇偶尔会回忆起十年前在国贸大厦上班的日子，“那时候我刚毕业，学着做外贸，为了做一个报关单，可以加班到深夜”。
和其他富人不太一样的是，沈士勇不太隐瞒他的致富之路。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买了香港股票，然后利用这个本钱做芯片生意、外汇期货。“做投资是很辛苦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出错，我不喜欢输的感觉，年轻时候还很享受，但是过了30，扛不住了。”32岁的沈士勇这么说的时候多少有一些踌躇滿志。
沈先生每年都要出国旅行好几次，但每次时间都不会超过半个月。他自己说，是离开家太久，怕太辛苦。他的秘书介绍，他去外地旅行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安全。因此国内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基本上其他地方一律不去。到国外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穷乡僻壤，吃什么喝什么都不挑剔，但饮食要干净，住宿条件要安全，在街上走也要安全。
“今年夏天的愿望是要学会驾驶飞机。”沈先生说。国内要考这样的驾驶执照现在需要十几万，但为了安全，秘书们还是给他安排了到日本参加一个专门的训练计划。从来不自己开车的沈先生说因为不安全。“开车你小心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不过开飞机就不样了，天空里很少有人和你争道，飞机的失事概率比起交通事故少。还有，自己开飞机可以远离人群呀。”
在深圳，很少能看到沈先生这样的欧陆式内装修的住宅。一共两间打通的别墅有差不多800平方米，各式各样由世界各地收集回来的饰品、地毯以及小摆设令沈先生很满意，这是香港一位著名设计师的作品。“据他们说还考虑到了风水因素，我的装修的意思是，不要像外面任何家俱城那种调调就好了。我看做出来效果不错，在北京和上海的房子也找他设计的。”沈先生带记者参观那间100多平方米书房的时候介绍说。
沈先生的几个很少使用的房间里，还有一套由丹麦公司为这里量身订制的价值200万的家庭影院，不过因为他很少带朋友回家，自己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久而久之就一直放在哪里了。另一方面房里有很多摄影器材，包括一只德国蔡斯的大口径长焦镜头，据说等于半辆奔驰的价钱。当然，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去用。
中国人的富裕秘密制度外收入
从80年代中期的“创收”开始，中国人的收入不再单纯。曾湘泉发现，制度外收入现在差不多占到许多中国人的一半。这才是中国人富裕的真正秘密。
曾湘泉教授承担的北京市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结果他的研究报告写成了：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有媒体曾将他的研究结论概括为，扩大“红色收入”，缩小“灰色收入”。
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的那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制度内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工资制度外的收入。这后部分收入，“始于80年代中期，发展于90年代初期，膨胀于90年代中期，持续于90年代后期”。这一“制度外”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收入分配制度成为中国人富裕乃至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秘密。
曾推算，制度外的这部分收入，从80年代占到中国人收入的1/3，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在相当的部门和单位的个人收入分配中，占到主导地位。
但是，这一部分收入是没有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的。
曾说，制度外收入的出现，始于政府为调动单位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政策在工薪级差极小的现实下，对员工激励带来了重大效应。同时，这一政策也是国家在财政收入有限的背景下，为了解决中国人收入过低而采取的现实策略。
“这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运作轨迹，事实上就是制度外牵引！”曾说，“这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动力机制。”
曾湘泉的“制度外”收入发现，对于他需完成的“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曾湘泉的研究仍然只能利用统计年鉴里的资料，换言之，按曾的发现，这只是制度内的收入，没有制度外的收入资料，而这一部分收入占到了相当人数的一半以上。如此局面，曾的研究结论当然面临难题。因此，曾提出：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
制度外收入带给这个国家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困境。曾说，“最大的问题是，规则没了！”如此一来，社会的整体性失范将不可避免。曾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借鉴美国的方式，每年3月，公民向国家申报个人的收入状况，无论制度内还是制度外部一并报了，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规范的体系。
“我们必须建立公平公正和高度透明的分配制度，”曾说，“而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赖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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