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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8日讯】 鲁迅的生平，可分为“呐喊时期”（五四到20年代）、“彷徨时期”（20年代中到30年代初、“伪自由书时期”（上海10年）。毛泽东说：鲁迅后期杂文最少片面性。但实际上，鲁迅最好的作品在“呐喊时期”，写出了人性，而他的杂文由于不得不面对多个方向作战，使其论战性大于思想性。自从接触了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他靠近了共产党，在创造社、太阳社的挤兑下，他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从此就有了麻烦。一方面是同瞿秋白等人的至交，另一方面是对周扬等人“独得了无产阶级委任状”，“动辄加人以吓人的罪名”的憎厌和反感，致使其只好面对两面夹击“横着”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不是冷冰冰地治学，而是在深邃的思虑下掩盖着奔腾的情感。出于对民众的关怀和激情（还有同瞿秋白等人的友谊），他成了左派，但出于对党的某些领导的奴隶主派头的厌恶，他又同中共产生过尖锐的冲突。他对周扬的评价是“奴隶总管”、“文坛皇帝”、“深居简出的元帅”、“工头”、“指导家”，指出周扬等人的行径是“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汉奸”；“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从周扬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冤枉”的，因为他只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而没有别的行动。鲁迅恰是从这一点敏锐地看出了以周扬为代表的“党”问题所在）。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对所谓的“实际解决”最为反感，他曾质问徐懋庸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杀头还是充军？”
由于鲁迅的名头太大，革命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在1925～1928年打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帜，把鲁迅作为攻击物件。成仿吾把鲁迅描述为封建余孽、有闲的贵族文学的代表、时代的落伍者和绊脚石。鲁迅感叹道：如果成仿吾得势，他就恐怕要穿着红马甲去扫马路（正是同一个成仿吾，后来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当院长）。有些人跟着攻击鲁迅，只不过是要表示紧跟创造社。冯雪峰对此不以为然，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中说：“一大本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擡出创造社来。”但正因如此，建国后的运动中，冯雪峰成了“蒙骗”周先生，挑拨党和鲁迅的关系的罪人。
尽管我们一直把鲁迅看作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但在鲁迅那里，人不是按阶级划分的，而是按“帮闲”、“帮忙”、“二丑”、“八哥”或“做戏的虚无党”等来划分的。显然，鲁迅并未接受阶级分析观点。我们总是把“贾府里的焦大，也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作为鲁迅划分阶级的证据。但通观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并没有“阶级分析”的迹象。
正是鲁迅早逝，鲁迅思想中的犀利和尖辣被毛泽东所看中，成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引得最多（但恰恰是歪曲地夸大了鲁迅的尖刻一面而放弃了其人性的一面），而且几乎是唯一没有被查禁的现代作家。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鲁迅活着，共产党政权能否接纳他或容忍他。解放初，有人曾经询问道：“如果鲁迅活着，新政权将如何安排他？”据说郭沫若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嘛……要看鲁迅的表现而定……”（《人间鲁迅》，《读书》1998年第9期）实际上不用看，胡风就是明证。
——转自《ABC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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