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3月07日讯】中共建政仅3个月，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中共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利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而分得土地的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被夺土地的河南农民寇学书曾在大批判开始时，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泽东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嘴里喊：“叫你不让我下地……”“叫你不让我打水……”“叫你收走我的地……”
痴迷的爱上“土地证”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题为“钉子户之祖”的文章，讲述了寇学书由拥共者到扇毛泽东像耳光，以及惨死的故事。
“钉子户之祖”寇学书，是河南省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拥共者，当时颁发的、盖着大红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
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但寇学书拥有土地的好景不长，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钉子户之祖”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呢？
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
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独立于“集体”之外，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成为中国农村中罕见的“单干户”——“钉子户之祖”。
宁死不交“土地证”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寇学书被当局定性“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但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四清”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镧：“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让寇学书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
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当时，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1966年初，要过年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
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还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又差点被气疯了……
扇了毛像三个耳光
当时，寇学书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开会的形式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因为没有档案。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在“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
看守所的主管不断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0年后惨死于狱中
1976年夏天，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
这时的寇学书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茫然，很少回答。
他个子矮小，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佝偻著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当年，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那时寇学书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据悉，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 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这年夏天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寇学书被发现时，脸色铁青，浑身冰凉的寇学书死了。
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
（责任编辑：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