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以往关注于人与社会，中国最多禁书作家阎连科的新作《北京，最后的纪念》歌颂大自然田园生活，以纪念去年被强拆的住所——北京711号园。新书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抗议”，也是对大自然“无尽的崇拜”。
“为了证明植物的确是有感情并有语言、能发出‘声音’的，我用我的物理常识和860元钱，外加三次到中关村大街电子城的恳求与谦逊，把测量电流的仪表改装成了一台记录测量仪，然后把一棵菠菜拔下来，趁它最为鲜嫩、生动、青春年少时，把菠菜和测量仪的正负电极相连接，然后把火柴点燃后，在菠菜的上空晃了晃，我发现测量仪的指标有轻微的摆动感。我完全把火柴烧在那棵菠菜的叶尖上，那指针的晃动就明显而迅速。
这一有趣的实验发现，让我惊奇而兴奋，于是，我把测量仪完全搬到厨房内，又拔来了一棵充满青春活力的大菠菜，将一片叶子连着测量仪，把对面那片叶子丢在烧成沸水的锅里煮。这时候，记录测量仪上暗红的表针摇摆不止，而且振幅极高，频率极快，完全如一个人受到了惊吓或恐吓的紧张和不安，直到那棵菠菜最终在沸水里死亡，那针摆都还没有停下来。”——摘自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
为纪念去年被强拆的住所——北京711号园，被称为中国最多禁书作家的阎连科，最近著书《北京，最后的纪念》，记录下这段为期三年、珍贵的田园生活，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抗议”，也是对大自然“无尽的崇拜”。当中不乏有趣的事情，透过和大自然紧密的接触和研究，作者发现“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甚至自制测试仪来记录下这个现象。
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阎连科，在大学校园里一处小小的公寓中，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书，谈人，谈自然。
中国的《瓦尔登湖》 出版前结尾被修改
记者：能否先介绍一下《北京，最后的纪念》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阎连科：这是一本纯粹写大自然，写人对大自然的感受，比如我们说花草、树木、植物、动物、鸟雀、昆虫等等，我想纯粹是一个以大自然为主人翁的一次写作，和我之前的写作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和您之前被强拆有关系吗？
阎连科：这本书在拆迁开始接到通知我已经写了80％，然后正式要拆迁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写完了，无非在最后写了2000字，1000字告诉这个地方消失了。
记者：有人形容这本书是中国的《瓦尔登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阎连科：我想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看这本书，他会对大自然切身的感受，会重新去整理人和大自然那种伦理道德的关系。当然我是非常崇敬梭罗的，崇敬瓦尔登湖的，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看完《瓦尔登湖》的时候忽然想到纯粹大自然写到如此的美好，而且给你一种说不尽的思考，那种思考不是我们用语言能讲的，还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哲学在其中。那时候你就想自己是来自农村的，其实从小生活在大自然中，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有一天最好能像《瓦尔登湖》那样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本纯粹大自然的书，而不是写人的，写社会的，纯粹写自然的。
我想写这本711号园，也正是向《瓦尔登湖》的致敬，也完成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写作的夙愿，所以这次写作都是一次愉快的写作。
记者：您之前好几本书都被禁，这本书出版顺利吗？
阎连科：这本书在出版上总体在我来说最近十年来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一本，虽然中间也有所修改，但是改的地方还算是比较少的。结尾我想就是谈到了比如说拆迁的问题，他就不让你谈，就说这个地方消失而已，谈到我们即便是要保护自然也需要权力，权力也许更能保护自然，人的意识往往会被权力所左右。但这些也被删去了，我想就我的作品来说他还删去比较少的。
记者：这本书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控诉吗？
阎连科：我想在权力和无理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人只有妥协，只有投降，没有别的出路，但是即便这样，我们每天在讲它，在说它，在写作它，同样仍然是一种反抗，而且每一个人都这么去讲这么去说，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少。
这本书至少对我们现在发展的一种更多的抵抗，可能里边没谈什么东西，只谈了大自然，但确实对现在发展的一次抵抗。
拆迁类似计划生育 违背人权法律
记者：您给胡温写信，反响很大，网民都说，阎老师的房子都给拆迁了。
阎连科：阎老师的房子拆迁是非常正常的，我一再说鲁迅的故居也拆迁了，梁思成的故居也拆迁了，我的房子又算什么呢。我们从微博上看，从电脑上看，拆迁有点类似多少年前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强硬的政策，甚至它是一种国际名声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我想我们对拆迁回想有个公众的认识，很多是违背人权和法律的，拆迁是几乎没有法律可以依据的，可以避免很多恶性事件发生的。
记者：拆迁诉讼进行得如何？
阎连科：诉讼官司输掉了，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过程，我们是等拆迁完毕之后都已经立案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就通知开庭，开庭然后迅速半个小时宣判输掉。当然你可以上诉，前一段也上诉，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这个结局是很明显的，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例拆迁打赢官司过，我想输赢是一个问题，打不打官司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个过程走完，走完的结局也是可以想到的。
记者：您还会写一本关于拆迁本身的书吗？
阎连科：毫无疑问拆迁对我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记忆，是否会写它，什么时候会写它，我现在都没有想。任何写作我想不管写纪实文学还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沉淀一下都是好的。
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
记者：您在书中曾经写到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阎连科：一个人有独自相处的环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一段时间，其实你能感受到、听到植物那种语言来。比如就在我住的711号园，那中间就有怪柳，怪柳就是柳树的一种，这种柳树其实它是可以抵抗外来虫害的，有一种虫害来的时候，一棵树可以迅速通知另一棵树，就是非常奇妙的，一旦这棵树受到侵害的时候，另一棵树就会具有防备和抵抗的能力。这中间确实有一种资讯的传递，这是我们人类无法破解这种资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一定它们之间那种资讯是不被我们理解的，或者它们的语言我们无法听到，无法能够理解。
我想在那里面有类似很多的事情，尤其虫害到来的时候，很多树木都可以传递这种资讯，通常是一种树木同样一个位置，一棵树可能受害，别一棵树完整的保存下来，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事。
记者：您和大自然有沟通吗？听到植物的语言吗？
阎连科：当然我们如果是晚上夜深人静，你到蔬菜地里，到其他的森林里面去，你能听到非常响亮而细碎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没有风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杂音，但是那种声音就在大自然中存在，我想是它们说话的声音，只是我们无法感觉它们在说什么而已。
比如你在种菜，比如说你在养花，比如说你在观察昆虫，我想其实都是你在和它们沟通的一个过程。由此你会相信，我们其实搞颠倒了一种关系，我们一直以为人类是整个地球的主人翁，其实真正地球的主人应该是大自然，人类应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现在情况颠倒过来，变成我们人类是地球的主人，然后大自然是我们人类中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一个伦理的关系，你通过这样一种沟通，你能够明白这种关系。
记者：您提到的内容和无神论是否有冲突？
记者：我想共产党的无神论，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人讲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习呀、读书，上学和当兵时是不断的听到无神论。
其实，大自然不光是一个党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我们人类敬仰大自然真的应该像敬仰宗教一样，敬仰神灵一样。
让内心重回大自然
记者：您在书中向往返璞归真，但现在大自然是不是已经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阎连科：我们现在已经破坏得非常非常厉害，我们渴望回到大自然，其实大自然已经不允许我们回去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大自然给我们享受了。但至少我想通过这次写作，我们应该明白即便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古朴的心灵，让内心回到大自然。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写作的起点，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我们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向往它，最终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存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这本书是否一片叫好声还是一片骂声，我完全没有理睬，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至少所有的读者他们会相信，这次写作和原来之前的写作是不同的。之前的写作全部都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疑问或者是批判，但是这本书恰恰放弃了对人的那种描写而转向大自然，是那种无尽的歌颂。
记者：您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阎连科：想写一本《中国志》（暂名），真正是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一次正面强攻，正面回答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将来是什么，人在这个环境中是多么的被愚化，被改变，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失去做人的一切尊严的时候——我想你在写作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其他别的，我想他出版不出版真的不重要。◇
阎连科简介
现年54岁的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1978年开始写作，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目前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他的作品以大胆批评揭露中国现实闻名，当中《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多本作品被禁，也因此广受海内外关注，有“禁书大师”之称。
－－转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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