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六 “谈恋爱”
革命的婚姻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接上14）
在那个十月的早晨，我母亲见到的那个瘦瘦的、看上去喜欢梦想的年轻人，在游击队中不仅出名的讲究。他天天刷牙，这对游击队和农民都是新鲜事儿。其他人 流鼻涕，不是随地一甩，接着顺手往裤子上一擦。而他不仅用手帕，还有空就洗。他从不在公共脸盆里搓手巾，因为当时眼疾流行。人们还说他书生气十足，身上总带着几本古诗集，就是打仗也不例外。
当我母亲每一次看到那张通缉令，从亲戚那儿听到他们谈论这个危险的“共匪”时，她看得出他们既怕他又佩服他。现在，这位传奇式的游击队首领就站在面前，并非腰圆膀粗的黑旋风李逵。不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失望。
我父亲也听说过我母亲勇敢过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居然向男人们下命令。他曾敬佩她想：这真是个解放的新女性。但他把她想成是个母夜叉。结果呢，他喜出望外，发现我母亲富有女性美，甚至还有点俏皮。谈论问题时虽纤声柔气，却带着少见的精确性，很有说服力。这对父亲是至为重要的，他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模棱两可的谈话方式。
我母亲发现他很爱笑，牙齿雪白，不像有游击队员一口大黄牙。她也很喜欢听他说话，觉得他懂得真多，可不是那种会把福楼拜与莫泊桑搅在一起的人。
在我母亲汇报会联会工作时，他问她女子中学有多少学生，我母亲马上报了个准确数目。他又问学生们读些什么书，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串书名。随后的问题是约有多少学生支持共产党，她都给了有根有据的估计数目。
我母亲邀请他给学生们演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他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他如约而来，口若悬河，深入浅出地讲解难懂的哲学，令在座的女孩子们——自然有我母亲在内——大为倾倒。
一天，他告诉学生们，党将组织她们去哈尔滨参观。哈尔滨是当时共产党在东北的临时首府。那里的许多建筑是俄国人建造的。宽阔的林荫大道，带雕塑的小洋楼，时髦华美的商店以及欧洲风味的咖啡馆，使它享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这次旅行名义上是观光，真实原因是共产党担心国民党会卷土重来，想预先把亲共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专业人才如医生等撤离锦州保护起来。但他们不愿言明这一点，怕引起恐慌。我母亲被列为一百七十名首批北上的人员之中。
十一月下旬，她兴高采烈地登上火车。此时哈尔滨正笼罩在冰雪之中，像童话世界，俄罗斯建筑群似乎带着浪漫的诗意。在这里我父母相爱了，他为母亲写下了优美的古体诗，造诣很深，使她惊服。当她发现父亲书法也是一流时，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除夕夜，我父亲邀请我母亲和她的一位女朋友到住处作客。他住在一家古老的俄国式旅馆里，彩色的屋顶，华丽的内墙，窗沿阳台边是一溜石膏浮雕。走进房间，我母亲发现在“洛可可”式桌子上放着一瓶香槟，我父亲在此之前只是在翻译小说中读到过这个名字。
那时，母亲的同学都猜到了他俩相爱了。她身为学生领袖，常去向他汇报工作，一汇报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深夜才回来。父亲有一些崇拜者，包括那天和我母亲一块做客的女孩子。那天晚上，当她一看我父亲注视我母亲的异样眼神，听到两人互开玩笑，发现他们怎样抓住机会彼此亲近时，她明白了我父亲爱的是我母亲。当她午夜独自离开后，父亲在喝空的香槟酒瓶底下发现一张纸条：香槟酒瓶太偏心！祝你们的香槟酒瓶永远是满的！
就在那天夜里，我父亲问母亲是否与别人有过婚约。她告诉他，她唯一的爱过的人是胡表哥，但他已被国民党枪杀了。父亲按照共产党男女平等的规矩，也谈了他以前的恋爱史。在宜宾他曾爱过一个女孩，关系在去延安后就中断了。在延安和游击队，他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战争使人连想也不敢想结婚这种事。
谈完过去，我父亲表示他要写信给共产党锦州市委，请求批准与我母亲“谈恋爱”。这在当时是必需的手续，大概就像是请示家长。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共产党取代了家长。那天晚上，在长谈之后，母亲收下父亲的第一件礼物：一本苏联小说——《不过是为了爱》。
第二天，她写信回家，说她遇见一个非常喜欢的人。姥姥和夏医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而不是热衷，因为我父亲是个当官的，而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当官的名声向来不好。他们大权在握就专横跋扈，往往不会善待女人。姥姥认定我父亲年龄远大于东北男子成婚岁数，一定已结过婚，娶我母亲不过是多个小老婆而已。
一个月后，共产党认为安全了，就让哈尔滨那批人回锦州。共产党这时批准了我父亲“谈恋爱”。另外有两个人也提出这种申请，但比我父亲晚了一步。其中一位是我母亲以前的地下上司粱先生。他失望之余，要求调离锦州。这两位申请人都是直接向党申请，没对我母亲表达过爱意。
我父亲回到锦州，被任为共产党锦州市委宣传部长。几天后，我母亲带他去见家人。一进门，姥姥就转过脸去，他向姥姥打招呼，她也故意不理睬。我父亲由于长年在外打游击，又黑又瘦。姥姥因此认为他岁数已超过四十，不可能没结过婚。夏瑞堂则对他很客气。
我父亲没呆多久。他前脚一走，我姥姥就哭开了，不断重复她那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的观点。夏瑞堂在与我父亲接触后，以及从我母亲的解释当中，了解到共产党对自己的成员行为约束很严格，所以我父亲不可能骗人。但我姥姥硬是不信，“四川那么远，这里的共产党怎么查得出他以前的事？”姥姥一直不喜欢我父亲，但家里其他人都与他相处得不错。夏瑞堂跟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玉林夫妻也喜欢他。玉林的妻子出身贫苦，她外祖父在赌钱时把她母亲当赌注押了上去，结果输了，她母亲被迫接受了不幸福的婚姻。她哥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三年苦工，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已是半死不活。和玉林结婚后，她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按满族复杂的传统习俗准备各种各样的饭菜。我姥姥管家，虽然他们是同一辈份，但玉林妻子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因为他们夫妻生活得靠夏家。她觉得我父亲是第一个平等待她的人，第一个完全不拿架子的官员。他好几次给他夫妇电影票，这是难得的享受，玉林妻子因此认为共产好得不得了。
从哈尔滨回来不到两个月，我父母就交了结婚申请。结婚在传统上一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没有结婚证书，也无需结婚登记。现在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党就代替了父母。党的结婚规定是“二八七团一”。意思是：男方必须二十八岁以上，七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只有“一”字是会对女方；至少参加革命一年。我父亲虚岁正好二十八岁，党龄已十多年了，职位是副师级。我母亲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她做地下工作的时间符合了“一”字。从哈尔滨回来后，她又一直在“妇联”工作。妇联主管妇女事务，做些解放姨太太、关闭妓院、动员妇女为部队做军鞋、安排妇女就业、帮助妇女婚姻自主、扫盲等工作。
妇联现在成了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单位完全由党控制，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单位，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由单位管理，就像在军队里。我母亲得住在妇联，本来也得经过妇联批准结婚，但由于我父亲职务更高，他们的婚姻就由父亲单位作主了。锦州市常委很快就表同意。可是我父亲是副师级，还得获上一级辽西省党委认可。我父母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把婚期定在五月四日，那天我母亲满十八岁。
五月四日一到，母亲打点被子、衣物，准备搬到父亲住处。她仍穿着一向家穿的蓝旗袍，围一条白纱巾。姥姥与其说吃惊，不如说是气愤，新娘自己走到新郎家，既无吹吹打打，又无花轿迎接，真是闻所未闻。“你就这样自己走去？”姥姥冲着我母亲发脾气，“他一定不是真心娶你，一定的！”
“现在谁还理会这些规矩！”我母亲依然埋头整理行李。
一想到女儿不能有一个盛大的传统婚礼，姥姥心里难受极了。按照习俗，女孩子一出世，母亲就开始为她置办嫁妆。我母亲的嫁妆还包括十几条缎子被面和十几对绣着鸳鸯的枕头，四季穿的漂亮衣服以及绣花床幔，这些现在却成了过时的累赘。我父母也不要繁琐的婚礼仪式，他们觉得这些与感情无关。对这两个革命者来说，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我母亲背者行李，自己走去。我父亲和所有其他共产党官员一样，住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他的住处是市委机一栋带滑门的日式平房。这天夜里，他们准备上床了，当我母亲蹲下来为我父亲脱鞋时，忽然有人敲门，一个人站在门口把省委的通知送到我父亲手上——他们的婚姻还没有批准。我母亲低下头来，静静地收拾完行李后，轻轻说了声：“再见！”就悄然而去，没有眼泪，没有抱怨，甚至连一丝怒气都没有流露，只是从她紧闭的双唇上，父亲才能察觉到她有多么难受。
这一幕情景使我父亲印象深刻。在我童年时，他每每提到此事总是说：“你母亲真不简单。”然后开玩笑似地说，“时代变了，你不会像你母亲那样蹲下来替男人脱鞋！” .
未准婚姻的原困是省委对我母亲不信任。他们一再追问她的家怎么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们要她忠诚老实，一一说明为什么有好几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她求爱，为什么有那么多三青团朋友。我母亲说她的朋友都是最抗日的、最富正义感的人。当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来到锦州时，她们当然加入了。她本人当时要不是太小（才十四岁），早也加入了。而且她的朋友们很快就倾向了共产党，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
党组织的意见不一：市委认为我母亲的朋友们出于爱国心，无可非议。但某些省委领导却仍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们要我母亲与朋友们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共产党区分“内”“外”、“敌”“我”的主要方法之一，即使私人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不能不清不楚。如果她想结婚，她就不能再见过去的朋友了。
最使我母亲痛苦的是汲上校现在的遭遇。锦州之战一结束，她在为共产党高兴的同时，就尽早地想知道汲上校是否安全。她沿着满是死尸的道路一路跑到汲家大院，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房屋，没有街道，只有一堆废墟。汲上校也不见了。
当她准备在春天结婚时，突然听说他还活着，就关在锦州一个监狱里。原来他在锦州被共产党攻击时，设法往南逃到天津。结果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攻下天津，他被逮捕，旋即押回锦州。
汲上校没有被算作一般的战俘。由于他的家族在锦州势力强、影响大，他被划为“地头蛇”。由于这类人在老百姓中有号召力，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反共倾向对新政权的威胁很大。
我母亲很自然地认为只要共产党组织了解汲上校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就会受到宽待，她立即开始为他奔走。按共产党的规矩，她先向自己单位汇报了这件事，由妇联再向更高一级机构报告。我母亲不知道谁有决定权，她去找毓武为汲上校作保，他清楚汲上校的事，正是他让我母亲与汲保持联系的。毓武写了一份关于汲上校为共产党所做事情的报告，但却说汲这样做是出自对我母亲的倾慕，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共产党工作，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我母亲说她和汲上校没有相爱过，但她拿不出任何证据。
母亲又去找另一位地下组织领导，那人也清楚汲上校为共产党做的事。但他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他不愿意提到汲帮助送情报这回事，希望把这份功劳算在自己身上。 .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在我父亲准备结婚时发生的，自然他们的关系投下了阴霾，不过，父亲同情母亲的困境。也认为汲上校应受到公正对待，虽然他知道姥姥喜欢汲上校做女婿而不喜欢他，但他没有让这种不快影响自己的判断力。
五月底的一天，我母亲正在妇联开会。突然有人进来塞了张条子给她，纸条是市党委负责人共产党东北部队总司令林彪的侄儿林肖侠写的，几句话像诗一样：“省委已经同意了，你还有心思开会吗？赶快回来结婚吧！”
母亲忍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把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主持人点点头同意她走。她直奔我父亲住处，身上仍穿着蓝布的列宁装，双排钮扣，收腰，下摆刚好罩住肥大长裤的上部。一拉开门，她看见林肖侠和其他党委领导人，以及警卫员们都聚集在屋里，他们也是刚到。我父亲说已叫了一辆马车去接夏瑞堂。林问：“丈母娘呢？”我父亲不吭气。“这就不对了。”林说，随即派车去接姥姥。我母亲骤然很伤心，她猜我父亲是讨厌姥姥和那些国民党特务亲戚的关系。这难道是我妈的错吗？她忿忿地想。当然，她压根儿没想到这或许是我父亲回敬丈母娘对他的不理不睬呢！
传统婚礼，往往极尽铺张，远超出常人的经济能力，办一桩体面的婚礼倾家荡产是屡见不鲜的。共产党提倡废除旧俗，节俭办婚事，所以这个小小的聚会就是我父母的全部婚礼。
夏瑞堂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市委作为特殊招待送来的新鲜螃蟹。另外是红枣和花生，还有桂圆，传统上这些都是团圆多子的象征。过了一会儿，夏瑞堂和大部分客人起身告辞，开完会的妇联干部这时来了。
夏瑞堂和姥姥对婚礼的事一无所知。第一辆马车也没有说接夏医生做什么。第二辆马车到时，姥姥才知道是女儿结婚，于是匆匆赶去了。当妇联的有位领导透过窗户望见她到来时，与别的人耳语一番，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急急忙忙从后门走掉了。我父亲也跟着她们走了，我母亲差点哭出声，她知道妇联的人瞧不起她母亲，不光是因为国民党亲戚关系，还因为她曾经当过姨太太。虽然妇联管的就是妇女解放，可是有的出身农民的妇联干部非常守旧。尽管共产党政策规定姨太太享有与妻子同样地位，而且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尽管她们自己就是这些政策的执行人，她们却认定好人家的姑娘绝不会当小老婆。
我母亲只好想法圆场，告诉姥姥新郎工作去了。“共产党不能放下工作结婚。”还说自己也得马上回去工作了。姥姥对共产党办终身大事状况如此草率大惑不解。不过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破除传统的新招一个又一个，姥姥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母亲当时的工作之一是教她曾去“勤劳奉仕”的统纱厂女工读书识字，给她们讲男女平等。当时厂里仍然保持工头监工的制度，有个上头对女工想打就打。我母亲帮助解雇了这个工头并组织女工选出她们自己的小组长。她工作努力，女工们也喜欢她。但女联对她没有好评，倒不是说她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却是嫌她不会做鞋。
妇联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为军队做布鞋，我母亲不会做就让姥姥和姨妈帮忙。当她很得意地抱着一大捆数量远远超过她定额的精致结实的布鞋来到妇联时，出乎意料，她非但没有因聪明而受称赞，反而被训斥了一通。妇联的农民干部想像不出地球上居然有女人不会做鞋，好像是说人不会吃饭。在女联会上，我母亲因为“资产阶级作风”遭批评。
我母亲与妇联中的上司处不好。她们是年长守旧的农妇，多年来打游击吃尽了苦头，对像我母亲这样长得漂亮、受过教育的城市姑娘看不顺眼，更不满这些女孩子一下子就迷住了她们的男性战友。我母亲申请入党，她们说不够格。我母亲每一次回家看父母都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脑子里留有封建余毒。她只得尽量少回家看姥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革命者除了星期六外，都必须住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所以我母亲得在妇联睡觉。那地方与我父亲住处仅隔着一道矮墙。一到晚上，她就翻过矮墙，穿过小花园，来到我父亲房间，黎明时再回到自己住处。这件事不久被发觉，她和我父亲均在会议上挨批。共产党机构全面管理着个人生活，尤其是那上些参加了革命的人的私生活，任何事情党都要过问。有时，开会成了干预私生活的手段，会上常常讨论些琐碎的事，私人怨恨以革命的名义煞有介事地发泄。
我父亲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母亲则被要济南市定书面检讨，罪名是：“爱情至上”，而不是“革命至上。”她觉得非常委曲，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她还能理解，但现在跟丈夫过夜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损害呢？她不愿写检讨，向我父亲诉苦。没想到，我父亲反为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说话，教训她，“革命还没成功，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违反了制度，就得检讨。建立新中国需要钢铁纪律，不理解不同意也得服从。”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而且是轩然大波：一位姓卞的诗人自杀未遂。卞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曾一同去哈尔滨。他是新月诗派的信徒，此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驻美大使。新月派崇尚纯美，讲究形式，特别受英国诗人济慈的影响。卞在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但随即发现他的诗歌表现形式与革命不能协调，革命需要的是宣传鼓动的，而不是自我表现。他一方面觉得革命有理，一方面又觉得颓丧，感到自己无法再写诗了，但他的生命又离不开诗。
卞的自杀震惊了共产党，解放之初有人就居然对革命如此失望！由于卞的工作是在锦州党校教识字不多的官员学文，对此事的调查就由学校党组织进行。结论武断地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对我母亲单相思。妇联开会指责我母亲在哈尔滨时和卞相好，后来有了我父亲这个高干就把他甩了。我母亲气愤之极，要求她们拿出证据，而她们自然什么也没拿出来。
在这件事上，我父亲站在母亲这边。他清楚在哈尔滨时，我母亲爱上的是他而不是卞。他看见过卞读诗给她听，也知道她欣赏他的诗，但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可是他们俩都无法抵挡洪水般的风言风语，特别是来自妇联有些人的刻薄话。
就在这当儿，我母亲听说她为汲上校的陈请书被驳回了，她痛苦得快发疯。她曾对汲担保过，现在觉得像是自己骗了他，她一定定期到监狱去探视汲，报告奔走的进展。她总是对他说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共产党不放他，她乐观地企业盼着，也设法使汲高兴。但这一次，汲一看见她哭红的眼睛和为掩饰绝望而扭曲的脸，马上就明白没有希望了，两人当着士后伯面痛哭起来。当时他们相对而坐，隔着小桌子，手放在上面，汲上校抓住我母亲的双手，她也没有抽回。
我父亲知道我母亲探监的事，刚开始时他并没说什么，因为他同情她的处境。但后来却动了气，卞为她自杀的谣言还在风头上，现在又说他妻子与国民党上校有瓜葛——而他们还算在蜜月期昵！当然，对我父亲来说，个人感情还算其次，他告诉我母亲共产党的理念：国民党要反攻靠的就是像汲上校这样的人。“共产党怎么敢放他呢？”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当我母亲争辩说汲上校曾帮助过共产党时，我父亲提醒她，探监对汲没有好处，尤其是两人拉手。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拉手成了两人相爱的证据，汲上校为共产党做事也变成爱情故事了。我母亲觉得我父亲说得有道理，于是乎更悲痛绝望了。
亲戚朋友的遭遇更加剧了她的痛苦。共产党攻下锦州后，立即宣布任何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过的人必须投案自首。她舅舅玉林从来没有当过特务，但他有一张由王汉臣帮助弄到的特务证，尽管妻子和姥姥一致反对，他仍认为应该说实话，就主动汇报了。其实，他是进退两难：不汇报，让共产党查出来的话就倒大楣了，而这个可能性很大；主动交代了，他又给了他们怀疑自己的根据。
共产党的结论是“政治历罗有污点，不予惩罚，控制使用”。这一结论像许多裁决一样，不是自法院，而是由党组织作主，这结论含义模糊不清，就这样，三十多年来，玉林的命运完全由政治气候和上级的态度来决定。当时锦州市委很开明，玉林被允许继续在夏瑞堂诊所里工作。
姥姥的妹夫效石是特务，但没有染上血腥，所以被下放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叫作“管制”。虽然不是坐牢，修理让社会上的群众看管，同样有效率。他的全家人自愿和他一起走，行前他得住医院治疗性病。共产党正展开一场扫荡性病的运动，患者都得强行医治。
管制持续了三年，其间，他有自由，但必须定时定期向地方警察部门详细汇报他都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管制结束后，他变成像玉林那样，被秘密监视。常见的形式如“三明治”——两红夹一黑，即由两个专门选派的邻居负责监视。其他邻居特别是区委会，即有权利又受到鼓励随时报告“坏分子”的行踪。“人民执法，天网恢恢”，让众多的公民积极参与控制，是共产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法。
诺葛，那个跟田中小姐结了婚的特务，被判处“终身劳改”。他被送到偏远的新疆劳改农场，一九五九年跟很多国民党官员一道受大赦释放，他的妻子田中小姐被遣返日本。就像苏联一样，几乎所有判刑的人不是坐牢，而是送到劳改营，做危险或污染严重的活儿。
有些重要的国民党官员，包括特务，没有受到处罚。母亲学校教务主任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由于他救过许多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如我母亲，所以他被赦免。那个当过特务的女校长和另两位都是则躲了起来，后来逃到台湾。送我母亲进监的政治主任尧寒也跑去了台湾。
共产党也赦免大人物，如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他们“有用”。毛泽东说他的政策是：“我们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他的理由是，让溥仪这种人活着有利于国际舆论。谁也不敢公开抱怨这种杀小留大的政策，但私下却有很多不满。
这一段时间我母亲终日焦虑不安，挂念舅舅母亲前途未卜。她流露的悲伤被妇联说是同情国民党，立场不稳。她得检讨又检讨。
妇联有领导还责备她未经批准就擅自探视汲上校。她们说，开始由她去的原因是考虑她新参加革命队伍，她一直从旁观察，看她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会觉悟，才能主动向党请示。我母亲问：“到底哪些事我得请示呢？”回答是：“事事得请示。”“含混的事事”都请示上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法则。人们因此养成了不自动自己作主习惯。
妇联等于我母亲的整个天地，她在期间被孤立了。流言蜚语甚至说汲上校想利用她复辟。“看她把自己弄得多糟糕，还不是因为太轻浮，跟这么多男人有关系，又都是些什么男人呀！”离开会场去给结婚成了她的过失。我母亲申辩说，这是市委领导让她去的。“那你自己是什么态度？”妇联领导反驳道，“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把工作放到首位。”刚满十八岁，而且才新婚，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的母亲，感到从未有过的不知所措，孤立无援。她向来自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但是现在，她的同志，她在光荣崭新的解放运动中的同志，好像总是说她错，甚至对她的人格、对她的忠诚提出怀疑。而她所爱的丈夫也说她不是。她第一次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她没有怪共产党，没有怪革命，也没法怪妇联的那些人，因为她们是她的同志，又代表了党的声音。她开始把愤怒转向丈夫，觉得丈夫不是站在她一边，而总是和别人站在一起反对她。在公开场合丈夫支持妻子中可能是件难事，但私底下可以说些好听的安慰话呀！可是她听不到。从结婚起，我父母之间就有了鸿沟：我父亲对共产党的忠诚是绝对的，他认为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应该说同样的话，即使对妻子也不例外。我母亲灵活多了，她兼具理性和情感，把一部分空间留给自己，而我的父亲则完全献身给党和革命事业。
锦州的气氛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我母亲告诉丈夫她想离开，越快越好。我父亲同意，尽管因此他会错过眼前的一次升官机会。他向市党委提出调回家乡宜宾。市委很惊诧，因为不久前，共产党问他是否愿回老家时，我父亲的回答是“不愿意”。
一九四九年夏季，共产党势不可挡地向南方挺进，他们已经占领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就要攻到四川。他们在东北的经验证明，大批忠心耿耿、土生土长的行政官员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组织同意我父亲调动。婚后不到两个月，解放不到一年，我父母为流言蜚语所迫，离开了母亲的老家。我母亲从解放时的喜悦转为郁郁寡欢。在国民党统治下，她可以用行动发泄内心的激愤，也易于感觉到她在从事正义的事业，这就给了她勇气。现在她却似乎处处被动，样样出错。当她向我父亲诉说时，父亲告诉她：“这不奇怪，当共产党就得经过痛苦的磨练，不这样就当不了共产党员。”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