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5月08日讯】
一、民国官员保护村民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文明社会里正常的政民关系。
时光返回七十年。
民国年间，在现在的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北港街道贡家屯村有一个叫石洪阁的人，时任国民党第六兵团谍报组（上校）组长，住在锦州。他为人正直、清廉，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个大官，当时方圆百里的家乡人有了什么为难遭灾的事都去求他，他也竭尽全力为乡亲们排忧解难，慷慨解囊，甚至“拔刀相助”，并且不收任何钱财礼品，虹螺山有个人得到他的帮助后，给他送来一匹枣红大马（相当于现在的轿车），他骑了三天就还给那人了。因此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
据他的太太吴玉芝女士讲，在锦州住的时候，每当早晨开门，前后门都堵满了求助的人。找工作的、避难的、遭灾惹祸的都有。在连山（葫芦岛）地区的民众都知道石洪阁的大名，你只要一提是家乡人，即使是陌生人他也会全力帮忙。
有一天，他家乡的一个姑娘和几个村民被土匪绑架，石洪阁得到消息大怒，立即作了紧急部署。因为锦州离家乡太远，他就用电话调动离家乡最近的二台子村驻军的一个连，带着机关枪和山炮，冒雨火速前去救人。他自己则骑马飞快的赶奔家乡。一连人马迅速包围了村庄，接着冲进村子，抓住了绑匪，解救了姑娘和村民。当石洪阁风风火火赶到家乡时，人和马都累的通身是汗。姑娘的家人千恩万谢救命之恩，要以重礼报答，被石洪阁谢绝。这些事情在连山（辽西）一带有口皆碑，一直传为佳话。乡亲们因为有了石洪阁这样的好官，庄稼人的日子有了安全感、依靠感。五十年代，石洪阁去了香港定居。
二、中共官员坑害乡亲
中共建政后，为了监控民众，设立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严密的组织制度，层层有党委，村村有支部。即使如此，中共还是不放心当地官员是否对他忠心。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官员以“工作组”、“宣传队”等名义到贡家屯驻扎。说是帮助“搞革命、搞生产，”其实是对村民和村官全面监控。
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每当开会时的开场白几十年中几乎遵循一个模式：“贡家屯是碟报窝，有历史问题的人多，阶级斗争复杂，生产搞不上去。”把一切过错都归结到这些“阶级敌人”头上。从而掩盖了制度的贪腐与无能。
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从“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到“文革”，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十七人被定为“地、富、反、坏、右”，有九人被说成有“严重历史问题（谍报员、警察等）”，俗称“带污点”。其中一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两个被判刑，三户人家被强行搬迁外地，一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一人在长期批斗毒打后早亡。还有一个人在听到“明天开会批斗你”后，不愿忍受屈辱，当晚自杀身亡。地主的家产、土地通通被“扫地出门，”富农的财产也遭到洗劫。
由于中共搞“阶级论、“成分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的子女、家属也被叫作“狗崽子”，成为二等公民的贱民，所有的亲友也被强制的“划清阶级阵线。”
三、揭发批斗亲人
石洪阁的太太吴玉芝被中共定为“地主”，“海外特务家属”。几十年中一直受到监督、监控、“劳动改造”，长期被批斗、毒打、多次被打伤。六十年代，石洪阁从香港邮寄回来挂面、大油（猪油）等物品。被中共官员解读为：“挂面”表示对妻子、对家乡的“挂念。”表示要反攻大陆；大油解读为:我在香港很富有。这一下吴玉芝又多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对她的迫害更加严厉。由于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她多次想到自杀，结束人生。
吴玉芝曾经这样描述她的一次自杀经历：半夜三更，看看睡着了的女儿，我心里说，妈要走了，明天你就看不到妈了，妈管不了你了，别怪妈心狠，妈活不了了。我悄悄起身，轻轻关好门，爬上铁道，面对轰隆隆火车车头，犹豫了一下，心想：我就撞火车车厢吧。面对急速飞过的车厢，我还是犹豫一下，最后就想：我一定要撞车尾！可是我还是没能撞上去。
在多次严酷的杀人整人的运动中，那些被石洪阁救助过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敢为她说句公道话，不敢表示同情心，甚至落井下石。所有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在各个时期，各次运动中都被称为“老运动员”而遭受长期的、系统的批斗、毒打、抄家、监督改造、体罚、游街示众。失去了人格尊严，其女子、亲属也被强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的习性是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存活，不能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可以制造仇恨，制造“敌人”。老百姓“多说一句就是错，出格一步就是罪。”骂一句党员就是“反党。”在“大跃进”中，一个叫石会学的朴实农民，仅仅说了几句：“互助组越小越好，人合心马合套”（符合刘少奇的路线），即被说成反党，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遭受批斗、毒打，甚至在他肝硬化、肝腹水重病时仍然被拉到台上被一群“革命派”毒打，当场倒地，不久身亡。他的妻子及七个子女长期受到歧视。一帮“造反派”半夜三更闯进院里，突然砸碎玻璃窗户，进屋抄家、恐吓。
贡丽娟（女）是五十年代大学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电业专科，才华横溢。是家乡飞出来的第一只“凤凰”，曾经与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因其父亲贡臣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逮捕入狱。她为父鸣冤，被打成“右派”，长期遭批斗、毒打迫害，精神失常，人称“大疯丫头”。人生与才华尽毁。
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阶级敌人”又全都背上一块白布，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游街示众，毒打批斗。每个人都要喊着“人民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反革命分子 XXX也跑不了！”勒令他（她）们干又脏又累的活，义务打扫大街、送信。每当进到生产队屋里时都要喊“反革命分子XXX报告！”
民国时期，贡家屯2000亩地的粮食总产量大约在80——100万斤左右，而在“人民公社”时期通常只有50——60万斤。少则30——40万斤。1958年吃“大食堂”被说成是“共产主义。”直接导致三年大饥荒。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有二两七钱。饿死了不少人。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是“庄稼地里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长资本主义的苗。”老太太在房前屋后种点豆角就是“资本主义。”老陈头儿的奶羊生下羊羔，两只奶羊就是“资本主义，”逼迫他必须杀掉。村民种的韭菜要是超过两个畦子就是“资本主义。”连“贫下中农”都吃不饱肚子，可是每个人都被逼迫必须积极参与“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几十年的“仇恨”斗争，破坏了村民正常的和睦关系。人们把“整”倒别人、打倒别人当作快事。人人为敌，人人整别人，人人被人整。
梦魇般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地、富、反、坏、右”也摘了“帽子。”“拨乱反正”也几十年了，但是这个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它还在变着花样继续上演着。
四、今天的悲剧——刘文芝被迫害精神失常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不顾天理报应、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悍然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他们首先用铺天盖地的谎言和大批判开路，煽动仇恨（如文革批刘少奇），以权代法，成立非法组织“六一零”（文革中成立非法组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名利和重金为诱饵（文革中让“四人帮”当官），收买暴徒对亿万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实行臭名昭著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更残忍的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一些中共官员、警察在谎言欺骗，名利引诱和高压政策下丧失了人性，他们紧紧追随“上边指示”（文革中叫“最高指示”），抛开宪法及法律、甘心充当江的打手、工具（文革中“造反派”，“四人帮”即如此），对本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搜书、罚款、威胁、恐吓、骚扰、监控、拘留、劳教、判刑，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犹如文革再来，大有天塌之势。有人讲：共产党又疯了。致使许多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打残，精神失常。不仅家人、亲属，连单位、社区都受到受牵连。
龙港区北港镇（街道）牛营子村的刘文芝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曾患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被医院说成“不是绝症的绝症”。为治病家里都变穷了，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一扫而光。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九九年七月以后，当地中共干部、警察及非法组织“六一零”人员多次去她家禁止她炼功，她用切身经历告诉这些人：法轮大法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救了我的命，你们不让炼功我就得被病折磨死。可惜的是，这铁打的事实，质朴的语言，农妇的泪水并没有唤醒中共官员、警察们的良知善念。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笊笠头子哨所所长王策等人突然闯入刘文芝家，抢走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当她去哨所要书时，却被王策等人绑架到拘留所，后又被批三年劳教送往马三家，其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这些身为执法人员，为什么敢执法犯法？他们说这是“上边的指示”。
在臭名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刘文芝遭到了难以想像的酷刑折磨、体罚、虐待、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劳教所为了让刘文芝放弃信仰，竟想出毒招、损招，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致使大小便都弄在裤子里。她们怕闻到臭味，又把刘文芝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捆上手脚，甚至威胁她要扒光衣服照像。在给她灌食中加了不明药物。仅仅二十三天，刘文芝就被折磨的精神失常，身体垮下来了。教养院不担责任，通知王策等人立刻把人接回来，王策身为所长，见死不救，坐视不管。直到几天后，教养院几经周折才和刘的家人取得联系，院方要求家里立刻去接人，要连夜去，刻不容缓。当家人连夜赶到马三家劳教所时，刘文芝已经脱相了，奄奄一息，连家人都不认识了。可是教养院的大队长王某和副队长董某却不顾人的死活，非法勒索五百元钱才放人，他们打的白条上写着：
挂号费三元；车费一百五十元；
灌食费一百三十四元； 包米面粥十二元
计：四百九十七元
刘文芝由四个人抬上车回了家，教养院把人害成生命垂危以后就撒手不管了，没有任何人负责任。
刘文芝回家后就疯了，脱光了衣服，白天晚上到处走。大小便不知道背着人，随时随地在炕上、屋里、院里，拉屎撒尿。拉完屎抓着吃、喝尿，谁不让吃就打谁，吐的别人一脸屎尿。打得别人一身屎尿。即使这样，当地的中共干部们也没放过她。龙港区、北港镇、哨所的“六一零”、不法官员及警察多次骚扰、恐吓，追到家里要办洗脑班。他们扬言：人疯了我们不管，我们就听XX 党的，XX 党让我们抓我们就抓，人疯了你去治，治好了我们再抓！被家人严厉训斥后灰溜溜地走了。
刘文芝这次被迫害和两次治疗精神病就花了一万多元，使本来就贫穷的家更加雪上加霜。如今，刘文芝落下了一身病：腰痛不敢伸直、腿痛走路困难，手脚麻木、经常摔跟头，一天无数次上厕所。
法轮大法把一个满身疾病的人变成好人；家乡的官员和警察们又把一个好人迫害成满身疾病的人。
五、石春德被迫害伤残
龙港区北港街道贡屯村石春德坚持炼功，曾被非法拘留两次，劳教两次。他们从抓人抄家、拘留、劳教，整个过程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程序。完全是黑社会的绑架。他们的恶行给了江×ד依法治国”的谎言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劳教所里，石春德依据法律写复议书，但是信却被大队长刘国华、管理科长杨连元扣下，谎称“上边”口头“不予回复”。大家知道劳教制度的存在以及执行状态的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及法律的，限制一个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几年是明显违法的。在某些人高喊“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一个公民竟然被完全剥夺了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还不如一个死刑犯还有上诉的权利。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法律这条路走不通，石春德被迫绝食抗议。但是却遭到恶警王永明（中队长）、宋云彬（教导员）等人的毒打。他们在喝完酒后，不容分说，把石春德拖进小屋，关上门，拳打脚踢、用两根电棍同时打半个多小时，致使石春德口流鲜血、浑身是伤。不仅如此，刘国华、王永明等人还安排了犯人齐营（连山区红螺县小寺村）、裴小非（绥中人）、袁兵（化工厂电焊工）等多人，长期体罚、虐待、毒打石春德、甚至不让睡觉。
长期的迫害使石春德出现了严重的病状，到二零零五年五月已经不能走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院检查出有重度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腰腿痛、视力模糊，耳聋等多种症状。石春德的家人多次强烈要求回家治病，刘国华，高桂荣（女狱医）百般阻挠，庞国栋（副院长）说：“转化”才能治病。石春德拒绝转化，再次绝食，一百零四天以后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由一百五十三斤下降到九十三斤，失去六十斤，身体已经伤残。教养院怕担责任，准备以保外就医放石春德回家。其中这个手续中就需要有北港镇政府、派出所、笊笠头子哨所等单位的公章。当石春德的家人拿着劳教所的表格去找这些人盖章出手续的时候，他们全部拒绝，见死不救。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怕石春德死在里边，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单方面放石春德回家。石的身体被迫害伤残，失去劳动能力已经十多年。
几十年血腥的政治运动，带给乡亲们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民不聊生。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造成人人为敌，人人伤害别人，人人都被伤害，人人心里有伤痕。直到今天一些人谈起话来，仍然愤怒地说：某某（乡亲）当年在批斗会上毒打我爹、我娘。政治运动带给人们心灵上的伤害、思想上的创伤影响着几代人。更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一代接一代的重演着。这里总是有制造、滋生悲剧的土壤。
六、居民在家就被“囚”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居民住宅和监狱是分开的，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许多居民的住宅随时都可以被包围、监控而变成牢狱。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这又是迫害法轮功的江罗集团惊魂落魄的日子。因为四月二十五日是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日。每当到了“敏感日”，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们就睡不着觉。总要搞镇压，总要以新的犯罪掩盖旧的罪行，以新的血污掩盖旧的污血。
这一天，仅仅北港街道官员、“综治办”主任、笊笠头子哨所、贡屯村书记、村长、妇联、会计、村民等，不算暗地监视的就有十几人，至少三辆车监控、跟踪石春德。在石家大门口左右、屋里院外布置了车辆、人员。威胁、恐吓石春德及其家人。每天多次打电话，进屋警告。甚至当石春德出门去城里办事时，就有摩托车和汽车跟踪追去，一直追到城里后，把他“接”回家看住不许动。当石春德告诉这些人的行为是违法时，他们统一的口径是：“这是上边的指示，这是六一零（六一零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指示，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要吃饭、要挣钱。你们法轮功每月给我几千块钱我也炼。”
不仅如此，笊笠头子哨所的几个警察也开车来到石家监视。他们还说这种监控一直到星期一（4月28日）才能撤销。而这种非法的监控已经发生了十五年。
十五年来，龙港区的各级官员以及被蒙骗的村民都重复着这种犯罪活动。2012年过大年时，他们一群人到石家威胁、恐吓，撕毁了石家所有的春联。。以每年监控五次，每次监控五天计算，十多年累计下来，对石家的非法监控已达二、三百天，几百人次，几十车次，一个公民住在自己家里就成了“囚犯。”
长期的骚扰已经给石春德和他的家人造成了重大伤害，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妨碍，给他们的人格造成了侮辱，在乡亲们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石春德的母亲已经八、九十岁，每当看到警察、生人就心惊肉跳，听见汽车声音就惊慌失措。面对儿孙多次被绑架，老人家哭干了眼泪，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常常半夜起来呼唤星斗，祷告苍天。着急上火,一次摔倒在地，瘫痪了五、六年，，多次想自杀，被好心人发现拦了下来，于去年含冤离世。
4月24日，石的妻子刚刚从医院回来，检查出好几种病状，有的病很重。她的精神本来压力就大，面对屋里院外干扰、恐吓的人群、车辆，无疑是给她雪上加霜，第二天她就住医院了。
石的妻子是个自尊、自强的人。面对十多年无端的羞辱、屈辱，面对丈夫、儿子反复被绑架、抄家、劳教，面对丈夫伤残的身体，她经常觉得无望、无助、无奈。想到过出家为尼，也想到过结束人生。她说：可是，一想到儿女一进家门首先喊一声“妈！”的时候，一想到儿女再也见不到妈的时候，我的心就软了。
石春德子女的工作、婚姻都受到干扰。找工作要填写“不炼XX功”；孩子找对象，人家一听是炼功家庭就不干了。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挥霍着纳税人的钱，全方位的对一个村民进行污辱性的、恐吓式的监控、限制。请问宪法何在？法律何在？
七十年前，当贡家屯的村民遭到土匪绑架时，有石洪阁保驾护航；今天，当村民遭到“人民勤务员”绑架时，当地官员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对比民国官员，家乡官员可知羞？
石洪阁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中共专制下的官员们的自私、贪婪、虚伪、残暴、阿谀奉承、鱼肉乡里的卑鄙嘴脸。
国民党的官兵曾被中共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一个石洪阁给家乡带来的是平安、幸福，而那些“为人民服务员”的官员们，在几十年中给家乡人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灾难，一场运动、一场灾难，一场灾难、一部血泪史，运动不断、灾难不止。上一代被迫害的人已经故去，下一代人紧接着被迫害。如今那些坚持信仰、修炼法轮功的人，仍然在这些中共干部的“权力”下面，被非法监控，威胁、限制出门，随时都有可能被绑架。中共成功的教唆了全民参与迫害法轮功，唆使全民对法轮功犯罪。因为在中国，权力、“指示”已经代替宪法及法律，抓人就是绑架，恐怖主义以政府作为载体，中国已经全面黑社会化。
七、全民都是受害者
中共每当要打倒哪个人或者哪个团体，都是遵循一个模式：党魁定调；成立临时非法组织（如“文革领导小祖”、“六•一零办公室”等）；媒体齐上煽动仇恨；全民批判；公、检、法抓人；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关押。
中共成功的制造了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财产，杀人害命；
中共曾经成功的制造了对刘少奇的仇恨，“文革”造成“千百万颗人头落地。”道德大滑坡，文化大破坏，经济大崩溃；中共成功的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挑起全民仇恨法轮功。对法轮功实施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迫害致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中共成功的欺骗了全中国民众，使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成为“全民运动。”
中共给法轮功造的谣言传遍了全世界，毒害了全世界的人们。使全国民众、全世界的民众都成为受害者。而公检法是受害的重灾区。几人清醒几人迷？
八、江泽民要杀警察以换取不起诉他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得批斗刘少奇、走资派，谁批得最狠谁立功，“四人帮”当官，王洪文当接班人；文革结束后，四人帮被抓，江青被判死刑（死缓），北京公安局长自杀，军管官员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毙。中共宰杀替罪羊。
无独有偶，2002年江泽民及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几十名高官，在国际社会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他吓得妄图通过在美国的亲信给法轮功传话：希望法轮功撤诉，条件是：枪毙警察。看到法轮功方面没有动静，他又加码，提出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如果法轮功为了暂时的一己之私与其妥协的话，不知道又有多少忠心执行“上边命令”的警察，像文革中军管干部、造反派那样，在阴暗的角落里“光荣牺牲。”这鲜血写成的历史，“尸骨堆成山，血水流成河”的教训，足已惊醒哪怕还有一点点良知的人。
九、全球公审江泽民
今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早已在全世界曝光，全球成立了“审江大联盟”“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等团体。法轮功学员已经在三十多个国家对江泽民等几十名迫害元凶进行了五十多次起诉。所有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警察、非法组织“六一零”人员的罪行也都记录在册。“世纪大审判”即将来临，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焚身灭迹的滔天大罪曝光后，全球震动，人神共怒，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士都要清查、惩办那些禽兽不如的罪犯。善待大法保平安已经成为所有有良知人们的共识。
我们奉劝家乡的各级官员、警察及“六一零”人员认清天象变化，把握社会气候，识正邪、辨善恶。远离迫害、改正错误，善待大法，求得正义力量的宽恕，不要再助纣为虐，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们共同起来制止这场长达十五年的邪恶迫害，匡扶正义，还人间公道，早日把江、罗、曾、周、薄等丑类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早日结束这长达六十五年的历史悲剧！
后记：石洪阁先生于一九五零年只身去香港定居，一九七九年以后家人才得以去香港看望他，他本人始终未能回家乡来（也许是他心太凉了吧），一九九二年与家人中断联系。
妻子吴玉芝女士在饱受磨难之后，于二零零四年在家乡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当年被石洪阁救过的姑娘高邱氏于十几年前在锦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石洪阁的后人虽然有“华侨眷属”的美称，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被歧视几十年的女儿，让她当了某区“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