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07日讯】
【背景说明
当1984年台湾《劳基法》公布实施，有识之士即预料到若无法将该法修得合宜，将对自由竞争劳动市场产生冲击，失业升高也可预见，而劳工团体也会以之作为抗争基础，《工会法》的修订也将面临挑战，本文即1988年2月探讨劳动问题文章的一部分小修而来，发表于2001年1月5日《经济前瞻》，在新世纪修改《工会法》之际仍具高度参考价值。】
近年来，台湾失业率升高成为热门问题，劳工法令的修订也被搬上台面，其中《工会法》的修订是一大重点，如何迎合全球化、自由化潮流则是焦点所在。
一般而言，在一个自由经济的社会里，追求私利的个人，为了求取自已福利的极大，他会选取对自已最有利的途径，而很自然地，寻求团结来帮助私利的达成是一种有利的做法，因为这可以节省许多成本。工人们之所以结合成团体，增强协商能力固为目的之一，但却应不是蓄意与资方对立，而是便于成员之间的沟通，甚至只是为了便于举办康乐活动，以调剂身心，而在成员们有意见时，可以形成集体意思，与资方作充分的意见交流，俾达成彼此都合意的最佳方式。如果工人所组成的团体就叫工会的话当然会有代表人。这个代表人必须能纾解工人所受的委曲，而且要监督雇主、管理者，以及受雇者之间的工作关系。他就像资产经纪人一样，充当供需双方的协商者，以保证合约有效施行，而该合约则系供需双方所共同自愿签订的。因此，工会既要监督雇主的行为，看看是否履行了所答应的工作条件及工作报酬，而且也要监督雇工们的表现，由而工会的最大功能即在促进劳资双方的充分沟通，使两者和谐相处，以提升一般生产力，使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够不断的改进。工会应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只是因为个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为了避免得不到应得工资水准，才藉由集体协商的方式来免除资方的剥削。
提升生产力是工会要务
我们知道，英、美的工资远高于台湾，而且其工会力量也远强于我们，如果只将这两者连想在一起，就下结论说：英、美工资之所以高，系因有强力工会所致。那么，贫苦国家为要很容易得到高所得，工人为要易于获取高工资，只要结合在一起组织工会，而且以罢工当武器即可。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应该了解的是，要使所得和工资提高，提升生产力才是正当且有效的途径。提高工资的途径，除了提高生产力一途外，尚有限制劳动供给和硬性提高工资两种，但这两种都会产生失业人数增多和不利的所得重分配现象，并不足取。
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社会里，纵使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庞大的企业，如果比其他的雇主支付较低的工资，那就难以雇到工人，这就是说，该公司的工人所获工资，至少是这个工人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所能得到的水准。因此，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实际上是雇主们彼此竞争，受雇者彼此间竞争，而非如一般所想像的，只是劳资两方之间的敌对竞争。
准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了解：工会的存在，主要的目的，在于增进劳资双方的沟通和协商顺利，而不是在藉集体的讨价还价能力之提高，来争取高工资，而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提高生产力。按照这样的思路下来，事情原本是很单纯的，工会和罢工也不应是形成严重问题的根源。但是，在实际的社会里，人与人互动之间，其变化往往不是如我们想像中的理想。一方面，政府深恐民众结合成不可驾驭的集团，乃以各种管制来限制集体行为，有的限制团体的数目，有的规范加入成员的条件，又有的禁止某些行为。国民党掌权时，政府鉴于过去大陆沦陷的教训，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顾虑，一向严加限制结社、罢工的自由，以免形成工会恶势力的翻版。这里，有必要简单的说明欧美工会运动之所以会走到偏锋的原因。
欧美工会运动概述
根据已故夏道平教授的整理分析，工会组织和集体罢工，是现代西方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大事，而社会人士和政府官员对这件事的心态和作为，曾经由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起先，在十九世纪中期，工会运动开始时，反对声势浩大。可说将该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当时，虽说工会组织未被完全遏阻，但经法律许可成立的却极少。后来，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大大地转变，竟然转变到让工会能够“合法地”闹出暴戾的情境：以“强迫的”全体罢工来威胁雇主，以“暴力”的纠察队来裹胁会员工人和非会员工人。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和全民生活。
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是由于当时在偏激的舆论下，立法的失误。夏教授以英、美两国的例子作为说明：就英国言，工会的特权是经由1906年的《职工争议处理法》（The 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取得的，该法让工会享有了免于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令工会职员假工会之名做了极凶恶的坏事，也可援引其中的条文来解脱一般人所不能解脱的法律责任。这当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再看美国的情况，1919年的《克莱顿法》（The Clayton Act），特为工会豁免《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反托拉斯的限制，1932年的《纳瑞斯─拉瓜底亚法》（The Narris—La Guardia Act），则又豁免了工会许多非法行为的责任。此外，法院方面还有若干判例，又在一些个案中承认了工会的某些特权（关于美国工会的演进过程，亦可参见Alchian & Allen (1983), Exchange & Production, Ch. 15）。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会的力量逐渐庞大，终而难免被野心分子作为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等到政府惊觉情况不对时，已因形势难以挽回，只好处处忍让了。迄1980年代，美国在受过诸多事件的教训之后，无论社会舆论、政府决策，乃至工会本身，都已有了一些转向或修正。由美国工会会员比例的减少，也可稍见端倪；而英国柴契尔夫人连续三次蝉联执政，也显示工党所凭借的政策早已不受英国人民欣赏。
后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可享有的便宜，就是能够吸取先进国家的某些失败经验而免于重蹈。我们既已知道，欧美工会之所以逸出正轨的主要原因，我们在有关的立法方面，就应该慎防给予工会特权，或是有意的给予特殊袒护。但是，反过来说，也不应对自然发展的工会运动有意的压抑。过去，政府的确是限制太严，如今，是到了修改《工会法》的时候了。
《工会法》宜向自由化倾斜
现行的《工会法》是1929年制定施行。其间经过七次修正，而于1975年5月公布的，迄今(2001年)二十五年多未再修订。综观全法六十条，分为十三章，给人的印象是强制意味颇重。我们一再强调，每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做其最佳的选择，要不要结社，是个人自由意愿的选择，政府也好，任何团体也罢，都无权加以强迫。准此，整个《工会法》实需大加翻修，秉持的原则为：任何人想要集会、结社，只要他们自认可以增进福利，而其行为又不至于妨害第三者或对公众造成伤害，政府不应去干涉，只要从事登记，并公正的把守一般司法关卡即可。
在此基本原则下，《工会法》自第二章以下应该改以原则性规定。不过，我们知道，此种要求也许有人认为陈义太高，而在退而求其次下，至少应对某些极不合时宜的条文删改。首先，第四条中规定某些行业的人员不得组织工会，实与“人民有集会及结社自由”的《宪法》第十四条相违背，宜删除。第二，第六和第十二条都同样的强制工人一定得加入工会，根本否定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而且又规定三十人以上才得组织工会，也妨碍了人民有结社的自由。第三，第八条限定同区或同一厂场内的产业、职业工人，只能设立一个工会，这简直就是鼓励“独大”，亦即鼓励形成垄断团体。或有人担心，同一事业内有一个以上的产业工会，会由于竞争而引起混乱，殊不知在竞争之下，工会将会使会员的福利达到极大。再说，组织工会的目的，本不是要与资方对立，因此，第八条的限制应该解除。第四，第二十二条关于工会经费来源，既然工会是工人自愿组成的，理当由成员们自己缴纳会费，至于数量的多寡，只要由成员视其成立的目的和宗旨自行决定，不应由政府或其他团体资助。以上只举出可以立即修改的荦荦大者，其实，工会与社会上的其他一般人民团体不是相同吗？为何不可能有同样的待遇呢？
工会的罢工问题
至于工会的罢工问题，如果依上文的分析，工会系由个人依自己的最佳考量所自愿组成的，则每一个工人在工会中仍有其自主的权力，若他觉得工会里的某些行动不利于自己，则应可拒绝参加，甚或退出工会，对于罢工行为也不应例外。其实，就每个工人而言，认为工作不满意，而在力争不得结果时，可以不去工作，没有人有权干涉，只不过老板将会给予旷职，甚至解雇的处分，这样说来，每一个工人不都具有实质的罢工权吗？他之所以不用，只是觉得不划算，其实，就整个社会而言，属于“个人的罢工”案件，相信俯拾即是。因此，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有那么多的一群人，普遍都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又屡争无效，乃采取集体不工作的行动，这就是“工会的罢工”。如果有某一机构的作法，真的到了员工中绝大多数呈现不满，且已无力或无法改善，而且背后没有政府强力支持的话，那么这个企业也就没有什么前途、随时都准备倒闭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工会罢工的发生应只是少数人利用集体行动，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或者是在经营效率差的公营事业才会出现。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为所谓的“集体行动”，对于个别成员来说，是否有拒绝参与的权利；二为公营的独占事业的员工们，有否集体罢工的权利？
关于第一个问题，张清溪教授曾认为，工人有决定是否加入工会的自由，但若工会章程中明订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行为准则，则劳工自愿入会就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工会由多数决通过了罢工，所有的会员不管个人的内心是否愿意，必须参与团体行动，否则会有“白吃午餐”的不公平事例。相反的，夏道平教授在世时则异常坚持，个别工人仍有拒绝参加“少数服从多数”的罢工决定，他是以个人自由的哲理反复的说明，而对张教授担心的“白吃午餐”也提出破解之道。夏先生先是认为，若《工会法》能依其哲理修订，则不会把多数决作为罢工行为的准则，接着说罢工的结果不一定有利，或即使有利，没参与罢工者所获的利益并不是“分掉”罢工者所可享有的利而使他们受损；若罢工的结果是不利的，那些不同意罢工者也将是无辜受害者。因此，夏教授对于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罢工，颇不以为然。
就笔者来看，集体罢工是既损人又不一定利己的行动，它是所谓的“最后的武器”，也就是说“最不得已的手段”。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发生罢工的概率是很少的，若不幸发生，个别工人还是应有其选择工作的权利。而且，罢工并不是单纯的某些工人之权益事件，它是具有外部效果的。亦即，罢工会干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对于社会产生破坏力，外部成本因而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替代品稀少的产业，像自来水、邮电业等公用事业罢工之后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杀伤力，宜设法避免。反之，愈是竞争性高的产业，罢工的影响则愈会限于当事人。因此，原则上，罢工的限制宜去除，而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里，罢工几乎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也不必加以限制。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的境界，因而对于关乎民生的独占性高的产业，尤其是公共事业，还是应该限制罢工。不过，我们或可这样期盼，在无政府管制或保护下，独占性的事业是难以存在的，而且一旦解除工会、结社的限制之后，工会的寡占、独占现象也愈难存在，集体大罢工也愈不可能产生，工会也就愈可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如此，上面所提张、夏两位教授的那点歧见，到底谁是谁非也就不重要了。因此，我们应该向自由化迈进。不仅经济应该要更自由，工会组成要自由，社会的每一层面也都必须如此。
参考文献
1. 夏道平（1987），《工会与罢工问题的多面观》，《自由经济的思路》，页239～247，远流出版公司。
2. 夏道平（1987），《关于工会罢工权行使问题的补充意见—答张清溪教授》，《自由经济的思路》，页235～238，远流出版公司。
3. 吴惠林（1988），《当前台湾劳动市场所面临的课题》，《自由中国之工业》，69卷第二期，页1～10。
4. 吴惠林（1990），《冷眼旁观经济风云》，第一篇劳工问题，页1～90。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