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5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不是每个人生都能成为传奇，但每个人生肯定都有故事。与父母随移民潮飘洋过海，半个多世纪后，当年那个大学预科刚毕业的香港年轻人，已经摘下了那副厚重的眼镜，一切却看得更清楚了。坐在记者面前的是退休律师陶永强，他将分享自己那段离开香港以后的人生经历。
离开香港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从新开始
1. 香港人移民的原因何其相似
陶永强在19岁时跟着父母以移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那是1968年，“六七暴动”过后，香港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的移民潮。
陶永强表示：“‘六七暴动’对当时香港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共产政权，香港人有一种深刻的恐惧感。我们是第一批走的，我父母都是教书先生，当时就提早退休过来。他们觉得自己又不是做生意的人，没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东西。”
陶永强的父亲退休前在香港新界的小学做校长，不过来香港之前，他曾在大陆的一个国民党空军学校当过秘书。“虽然父亲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始终是国民党体制内的人，他的上司是某某空军的长官。”陶永强讲出了父母忧虑的原因。
2. 心理重建比生活重建更困难
他们移民时，恰好遇上加拿大很需要新移民，所以当时在政府政策和很多方面，其实都是有利于新移民的。
陶永强举例：“比如当时我父母想读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政府直接是有钱给你，差不多是帮助你的生活费，用这样的形式，让你可以去上课。虽然只是两三个月的时间，但那也是一件让你感觉很暖心的事情，对新移民来说是有帮助的。”
谈到如何适应海外的生活，陶永强觉得，对于不同时期的移民来讲，所遇见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有时候会困难一些，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要克服的困难。
他自认社交方面是自己的弱项，当时适应的那段时间比较长，幸运的是问题最后都逐一克服了。
3. 主动参加各种活动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入读多伦多大学（UT）后，陶永强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跟同班同学很难立刻交上朋友。
虽然多伦多的华人学生不算少，但班级比较大，一时间没那么容易认识到人。后来他转到卑诗大学（UBC）读书，很快就知道卑诗大学有同学会。他以前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有搞学生会、办学生活动的经历，也做过杂志的编辑，对这些方面有兴趣，也有经验和能力，并且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他加入了卑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
很幸运，参加这个学生会的人大部分都是从香港过来读书的学生，而且背景相似，他很快就克服了不少困难，在大学里面有了一群能够在一起玩、互相欣赏、互相帮助的朋友。陶永强觉得，这对于作为学生的他来说十分重要。
陶永强表示，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很幸运，一些为华人服务的新团体刚刚开始组建，包括当时的中侨互助会和中华文化中心，这些新组织更加需要大家的参与。于是就与大家一起开始搞组织，由此也建立起了与那些朋友持续几十年的友谊。
他的体会是：“还是那一句，视乎你个人的机遇，但是你自己的努力都很重要。尽量不要怕吃亏，不要怕要花一点时间。当然我们不是功利主义，或者要求一些什么的回报。当你参与，自然地，你有了多一些机会，你可以接触人、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从香港人变成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历程
1. 从想回头到继续向前走
陶永强表示：“当初移民，当你遇到不适应的困难时，很自然也就想回头，也很自然会想继续跟自己在香港的旧同学、旧朋友保持某种联系，把对方当成了倾诉的对象，而不是在本地找新的朋友。”
以前还没有这些电子邮件等的东西，相隔这么远，靠写信，是很难长久维持关系的。
对于陶永强来说，身份认同的问题是过了若干年后，才慢慢明朗化的。
“我们家当时环境虽然不差，但不是很富裕，我不可能随时往返于香港和加拿大之间去玩和找朋友。移民七年后，才有一次机会回去。但回去后，发现有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连气候和环境都不习惯了。”
“于是，很自然就要想，我如何继续在加拿大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环境，更加投入这里的社会，更加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了自己的著作《蜻蜓的复眼：一个海外华人疏落的梦》里。
2. 理念的忠诚与身份的忠诚
成为加拿大人后，陶永强从自己的观察中发现，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忠诚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移民的困扰。”
移民入籍后，如果原居国和现居国出现纷争，譬如在中国和加拿大是一个敌对的立场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呢？
陶永强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这不同于你去看世运会，帮哪一边去摇旗呐喊。”
“如果中国队与加拿大队比赛，你可能既为加拿大队欢呼也为中国队喝彩，都是可能的。但是，在COVID这个疫情出现之后，外界开始质疑中（共）国政府官方的立场，如果加拿大因为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采取跟中（共）国敌对立场，甚至万一将来有战争的话，那时作为一个身居加拿大的华人，你的立场又该如何？我有个朋友，曾经跟他儿子谈到这个问题，他儿子曾问他：如果加拿大跟中国开战，你站在哪一边？他不知如何回答。”
陶永强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论过“三种忠诚”，是对著名作家刘宾雁的名作《第二种忠诚》的思考和有感而发。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他觉得：“所谓忠诚是什么一回事呢？当我们入籍的时候，我们宣誓效忠当时的英女王，现在是英王。那是否说既然我作为加拿大人，如果加拿大向中国宣战，那我自然就站在加拿大这边，中国就是我的敌人了呢？我的分析是，当我们宣誓效忠，并不是宣誓一个无条件、不经思考的忠诚。”
“当你在这里入籍、宣誓效忠加拿大后，如果加拿大和中国开战。你就要分析，那个冲突原因在哪里，是与非在哪里。”
陶永强认为：“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对加拿大的忠诚是讲真话。如果加拿大的战争是错的，我是绝对有责任去向加拿大政府说不；相反，如果加拿大站在正义那边、是对的，即使敌对那边是我的祖国，我也支持加拿大。
“我对忠诚的理解，绝对不是因我身份的关系，我必须要怎么做，而是我仍然要用我自己的思考，去分辨是非，然后决定我应该站在哪一边。
“如果加拿大的战争决定是错的，我反对这个战争，这不是对加拿大不忠，反而是对加拿大的忠诚。”
3. 要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老一辈的华人一直抱有叶落归根的观念，但近年来，海外华人更多地接受了落地生根的观点。
“现在的华人真的散布世界各地，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胸怀和以前一代、或前几代华人很不同了。越来越多在海外的华人，都发觉其实我们在当地，尤其在民主自由的社会，能够更加发挥自己所长，更加能够为当地的社会尽我们一份作为公民的责任；同时更进一步，我们只要能力许可，我们还可以站在我们现在的土地上，对祖国、对世界其它的地方，也都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落地生根反而是一个最合理、对自己个人和社会都是更加好的想法。”
融入多元文化的环境 履行公民义务
1. 所谓融入是双向的
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后，新移民就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陶永强表示：“融入是双向的，英文叫two way street。首先要当地的社会接纳。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它是排斥你、歧视你、不给你机会、甚至打压你，也不是说就没有办法，前辈华人来到时，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慢慢地改变了这环境，克服了困难。”
“现在加拿大社会相对比较开放，欢迎、也协助新移民融入这个社会，我们自己也应该怀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去学习、去欣赏这个地方，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环境。这里的社会制度不是完美的，正因为它有缺陷，我们才可以发挥我们自己长处去改善它，令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2. 受过创伤的人需要更多的关怀
对于一些2019年之后来到这里的香港人，陶永强觉得他们要融入本地的社会困难会大一些，因为他们受过的创伤很重，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那些经历，去投入加拿大。
所谓的投入，自然也会跟如何去“光复香港”的东西有关，那是有待时间慢慢去治疗的，所以，这些朋友更加需要帮助。当然，很多人都有一种自然的适应能力。
他说，如果这里的组织、这里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让他们觉得在这里不是孤独无援；鼓励他们多参加本地的活动，让他们觉得这里的东西，我也可以参与，也有些成就感，他们可能慢慢会增加对这里的认同。幸好这里也有如公民协进会等的多种组织能够提供一些协助。
3. 传统文化有利于融入多元文化社会
陶永强认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传统文化”不但不会成为融入这里的障碍，反而是一种帮助。
“这里的华人的社区并不只是由新移民组成，有老华侨，也有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有不同的背景。如果你有下一代再下一代，自然就越来越植根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公民，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将这个地方建立得更好，让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能够好好成长，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所以我觉得那个融入是不断地去调整、去改善的。这个制度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移民法、种种的有形无形之间的对不同种族不公平的地方，都可以逐步发现之后去改善。”
在文化方面，他觉得世界始终是会走向类似加拿大这样，是一个比较开放、包容这样的社会，比较愿意去接触一些不同的文化。
他认为，“现在饮食的文化明显已经很丰富了。文艺方面的变化我们也看到。西人、本地的白人都会乐意去接触从亚洲来的文化的交流活动、文艺演出、画作、摄影作品、电影、音乐。加拿大三级政府和各大企业都有鼓励和赞助发展多元文化的活动，包括一年一度的国际龙舟节、亚洲传统文化节、亚洲电影节等。”
4. 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
陶永强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自然有它的问题，包括加拿大、美国，民主自由社会，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甚至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作为公民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就要担起这个责任，尽自己的能力去改善。
陶永强提到，他最近看了关于香港律师邹幸彤（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的电影，他觉得邹幸彤就很清晰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公民。“生长于香港，她对香港这个地方和在这个地方的人有一种爱护的心。当看到那个地方、或者那些人是遇到一些很不公平、不正义的对待，那就义无反顾地要为他们去尝试改变那个环境，我觉得这就是公民。”
他认为，有时候履行公民的责任是很简单轻易的，有时候却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我觉得在加拿大，我自己的经历完全就是那种幸福的公民。在现在香港那个环境里，邹幸彤很不幸。她作为支联会的副主席，有些东西、有些话，她一定要站稳立场，没有选择。”
“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这样的公民，包括一些维权律师、独立新闻报导者、法轮功学员，他们看到社会中庞大的不公义，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去指出问题所在，和尝试去更正社会的走向，这就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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