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 （赵达功按：刘衡女士今年82岁，是不锈钢老鼠刘荻的祖母。此文是刘衡女士委托我发表的其中一篇回忆文章，从文章中可以多少领略共产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血腥气味。梅益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社科院党组第一书记）
梅益同志2003年9月13日走了，但对他的记忆却没有走，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注）。
1961年，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4年以后，跟着大家回到人民日报社。4年来，我不停地喊冤叫屈。但声音微弱，只有农场和报社少数人听见。即使听见了，我的情况未见任何改善，反而受到更大的打击迫害。现在，我回到北京，有机会直接向中央上诉、喊叫了。
我几次去找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
是的，我应该知足，正像印度一则谚语说的那样，“我没鞋,我痛苦，但我还应该看到一些没有脚的人。”但我还想起了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批评稿件《误车的不是你一人》：有趟列车不出通知，提前1小时开走了，害得好些人误了车。有人去责问站长，他反而振振有辞：“你何必生气？误车的又不是你一人！”“正因为误车的不是我一人，是好些人，我才更有气，更要反映呀！”我对她说：“上诉的人那样多，不是我一人，他们的处境比我还惨，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
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终于有一次，她回答我：“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了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我自然一点不能了解。我只知道，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去拜访许多我认识的高级领导，为了呼喊，为了刺探，为了请他们就近向中央反映。
首先，我打电话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梅益同志。他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马》等书教育了好几代人。日本投降后，他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当发言人。他虽然仪表堂堂，但爱做幕后工作，对出头露面的事常常躲着走。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他跟着代表团撤退到延安，分到清凉山（新闻单位所在地）。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解放日报》撤销，我们合并到新华社，向太行山、西柏坡等地转移，梅益就当了我们口播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领导。在几年的共同工作中，他对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青年是欣赏的，叫新来的干部学习高而公和我的文章，还叫高而公和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做专职记者。这次我找他时，他的女秘书把我盘问了好半天，才让梅益接了电话，他让我晚上去他家里。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您知道吗？我是顽固右派……”他哈哈笑了：“我不知道、不知道……”我问：“我当了右派，您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好久没有在报上看见你的稿子了。”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怕我难为情，在骗我。果然，他的妻子尹绮华在旁边连声说：“我不信！我一听说你被划右派，我就不信！”
尹绮华也在口播部和我同过事，我早就发现，她是一位正直的好同志。
那是在1948年初，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党进行过一次整党运动。那时我们的广播电台已经搬到晋冀鲁豫的涉县西戌村。大家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立场、思想和作风，调来不久的高而公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原来，他的父亲高惜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学纺织的。回国之后，先是当教授、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后由学者变成官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高而公1936年在北京一个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 流亡到上海，进大夏中学。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在1938年毅然参加共产党。1939年他奔赴延安，到重庆后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于1940年进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政治系读书。在学校组织读书会、 剧团、出壁报。1944年他和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派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 进入国民党中央社工作，从那里取得国民党的内部消息。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光又派他利用父亲是东北要员的关系，到那里做秘密工作。当他带着接头人的姓名、暗号去东北，路过晋冀鲁豫解放区时，那里的党组织让他留下来，到军政大学学习，他听从了。1946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连续4天在显着位置刊登他写的《记解放区的一个细胞》。《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以这样大的篇幅刊登这样长的特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于是，高而公以后被调到我们广播电台。
高而公又是失掉组织关系，又是国民党中央社的成员，父亲又是国民党政府大官，大家对他群起而攻之。编辑鹿野更是疾言厉色，不断训斥、责骂。高而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几乎要发疯了。
鹿野1937年参加革命，他当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后经组织介绍，当了李公朴的秘书，不久回到延安。1943年在抢救运动中，他被当成特务，挨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他以别人斗他的那一套来对付高而公了。尹绮华顶住“左”的压力，批评鹿野：“情绪不对头，有点变态，藉运动出气、报复。”从此鹿野慢慢恢复了善良本性，同情无辜挨斗的人，不再打击自己的同志了。他听说我的情况，曾经前来安慰我：“你是一位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广播电台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你如果不去《人民日报》，留在广播电台，我们不会划你的，梅益同志也不会划你。像高而公、刘朝兰……都被梅益保护下来了。”
鹿野和老战友们说得很对，在梅益同志领导下，我不会当右派的。因为他对我一直很关照。刚进北京城时，我去采访，他叫我不要吃被采访人的东西。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资本家。那位资本家叫了一辆三轮车送我回来，还开了车钱，我怎么挡也挡不住。我把这事告诉梅益，他立刻叫我把车钱寄了回去：“你就那么稀里胡涂不懂事！”我要求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他说：“你再找不到像我这样好的领导了，你会后悔的。”
现在，果然悔之晚矣，梅益能干什么呢?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听着我讲：“反右派了，我感到不对头，怕党又要得罪人，才向组织汇报。我的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他听着我讲：“农场让我们填表，问我对处分意见，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态度，说我不同意这个处分，结果对我加重处分。我很奇怪，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他听着我讲：“农场把右派分子分成三类：第一类改造好的是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是心口都不服。怎么心口不一的比心口一致还要好？这不是鼓励人们说假话吗？”……梅益听着我讲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奇遇，不时笑笑，不作一声。我想：“如果梅益认为我是右派，我就相信。”就说：“我现在想通了，大概我真的是个右派。”
他开口了：“你要是真的想通，就这样说，不是真的想通，就不要说。”这话很合我的胃口，梅益同志的确值得信赖，我算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可是，以后我再打电话找他，他对我说：“我已经不是你的领导，你不要再找我了，有人已经在查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真是一片红色恐怖。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恢复了记者工作。我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住无定所，很少和亲朋故旧交往。只是听说梅益在文化大革命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党组第一书记、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直到90年代底，才向梅益同志问候。他听说我摔交骨折，行走不便，劝我去找邓朴方，说他在香山办了个残疾人康复所，可以免费疗养一个时期。我因种种原因，没有去张罗。
我没法上山下乡跑工厂了，就在家里写回忆录。我写的是我亲历的反右派运动，因为这段经历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我寄了几篇给梅益同志看。他在2001年12月19日给我回了一信：
刘衡同志：向你拜年，问你好。祝新年健康，续有新作问世。你写了许多，今年能挑出你中意的结集问世最好。我去年流年不利，先是中风，右脑有巴掌大小一块血管堵塞，影响记忆和平衡，容易摔交，事情记不牢，颠三倒四。后又白内障开刀，效果不算好。九月起感冒二个月，想给你的信也没写出。今年我已八十九岁，来日无多，今天给你写信，是希望你不放下笔，多写些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文章：刘衡还是刘衡，老了也是刘衡，让我们大家都记得你，记得刘衡。不要老背着右派的包袱，不要受它的影响，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 石。希望你注意健康，不要熬夜写文章，注意休息，多多保重……
我保存了这封信，记住了梅益同志的教导：不让右派经历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而是要把它变成后来人的财富，变成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奔……
（注）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生命在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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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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