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近日报载，继四川、陕西、河南、云南等地发生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民间冲突事件以后，广东揭阳市 因为民众抗议公路收费站长期的无票据收费勒索，又发生了抗议民众焚烧收费站、消防车的暴力冲突事件。广东，历来是中国大陆社会的前沿和后院。
──前沿，是因为莅临港澳海外，广东历来担当的是改革领头羊、试验田、开风气之先的重任。
──后院，则除了因为广东政治级别特殊、一向由中央直接派大员坐镇之外，或许又加上重视世俗生活的温厚民风之赐，自中共建政以来，广东，历来是政治上最稳定、最不容易乱的地区之一。即便文革动乱年头，广东的春秋两届交易会仍旧照常举行，其武斗规模也远不能跟外省相比。稳住广东，历来关系到全国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林彪集团想另立中央与毛泽东抗衡，首先就有“南逃广州”计划的原因。
如果按中国旧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一次，四川蜀国果真是先乱了）；那么，广东，则是需要“天下未稳粤先稳”。因此，广东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的前沿和后院，如今竟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骚乱事件，这就是一个值得引起非常关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严重事件了。一叶知秋，这就更值得重提笔者不久前言及的话题──无政治改革，则无社会稳定。
表面看来，最近引起民间冲突的几个事件，似乎与政治无关，都是关系一般老百姓日常民生的问题。但是，用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民生问题，与政治体制、政治思维、政治管理，完全息息相关。只要进入具体分析，你就会发现，此中每一个事件的背后症结，都与陈旧僵硬的“党国体制”有关。
比方，四川汉源的瀑布坝水电站强行上马引发的社会冲突，既涉及到国家建设工程的审批程序问题──对环保、安全、效益的综合评估及其透明度，对当地民情民意的咨询和沟通，等等；更涉及到土地赔偿、移民迁徙等等利益冲突问题──包括当地贪官压低价码、从中牟利而老百姓上诉无门的问题，民众的怒火既是对工程而来，也是对贪官及其体制而来。
又如，从各地报道看，陕西、河南、云南等地发生的民事冲突，表面上，大则像是回汉的民族冲突，小则像是交通事故引起的冲突，但民众郁积的怒气，却都是冲着“当官的”来，也就是冲着已经制度化的贪官污吏──共产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来；同时也是冲着那个不愿倾听民众申诉、动辄就出动防暴警察镇压的专制体制上来。
客观地说，胡锦涛、温家宝最后代表中央对四川汉源事件下达的四点解决方案，着眼于疏通而不是镇压，重于“治官”而不是“扰民”，同时放弃强行上马的行政措施，是顺应了民心民意，同时也是体现了用沟通、对话、疏导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思路的。这与罗干等人原先秉承的“镇压”、“高压”等等的“六四”既得利益集团的旧思路，划开了界限。
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比方，国家工程及其政策的透明度问题，直接涉及当地民众利益的咨询权、知情权、诉讼权等等与法制有关的问题，包括媒体报道、社会监督与党政监督的公开与协调的问题等等，这些，直接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
这次广东揭阳的收费站事件，表面上只是一个个案，据报道，近日该收费站又在高度警戒下恢复收费，当地官员一再强调收费完全合理、合法，云云。但是，民众多年反映的无据收费、提高收费及延长收费期等等问题，并没有在“当地官员”的一纸声明下得以化解──这背后，是否涉及官商勾结的问题？或者，“当地官员”及其家属，是否本身就是“揭阳收费站”无据收费、延长收费的直接受益者？这些，没有透明的媒体舆论监督，不让广大相关的民众知情，老百姓是不会善自甘休的，社会冲突的火苗也是不会就此熄灭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二三十年间的改革开放单方面地向经济方面倾斜，在权钱交易、官商一体的“一党制”之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了“先让有权的人富起来”，造成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与不公、社会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这就埋下了今天中国社会处处都是地雷阵、处处都是火药桶的祸根子。
从四川、陕西、河南、云南一直到最近广东的民事冲突事件表明，完全可以这么说，党政不分、权力来源不清、政策制订的法理不明、缺乏舆论监督的自由空间等等，这些政治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已经到了不实行政治改革则社会动荡不安、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国泰民安难的关键时刻了！一叶知秋，也可以一叶知春。广东，作为过去二十五年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今天，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头羊。看来，当今许多党内有识之士提出的“政治改革特区”的稳妥试验方案，应该进入中南海的“广东视野”，进入中共政治局议事日程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