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日讯〕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农民调查》出版近两个月，仍保持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读完此书我才发现，两位作者的勇气，不仅是敢于暴露大陆农民近年的悲惨遭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敢于告诉读者，谁应该对大陆农民目前的悲惨境遇负责。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将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不仅大陆的知识阶层会买这本书，而且，许多农民也会买这本书。因为大陆农民比谁都更加关心，究竟是谁应该对他们极不公平的命运负责？
可以想像，陈桂棣、春桃两为作者，在触及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绝非如大陆一些评论家所说，是象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增加该书被大陆当局批准出版的机会，不得不采取了许多非常婉转的措辞和编排。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有利的政治时机，否则，即使行文再委婉，他们的书也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那么，《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究竟告诉了读者哪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呢？正如许多人能想像到的，把数亿农民打成二等国民的，不是别人，正是带领农民造反成功，当上了红色皇帝的毛泽东。书中指出，在五十年代，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城市工业无法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终于在１９５８年的郑州会议上，明确了不让农民进城的大方针。毛说：”农村人口（实际指农业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就是当年公社化时提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原由。众所周知，五八年大陆农村第一次大办工业，紧接着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约四千万农民失去了生命。
尽管大陆百姓对毛的过错知道越来越多，但毕竟毛是开国皇帝而且已经作古，多数人还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不过，对于一年前才卸任总理的朱镕基来说，情况恐怕就不同了。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直接把朱镕基的种种弊政与大陆农民的困境联系起来，是迄今为止对朱的农民政策最有力的公开批评和指责。该书的两位作者，显然得到一些知情人的支援，点破了这样一个事实，朱镕基对农民问题的无知、傲慢和严重的城市偏向，应对大陆当今农村和农民的困境，负重大责任。
当然，书的作者并没有把话说的如此直白，而是把一些关键的事实告诉了读者。书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朱镕基对大陆农村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专制制度的保护下，他刚愎自用的个性，极度膨胀，以至他的无知给千百万人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
朱镕基上台主管大陆经济，最得意的政绩之一，就是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其实，正是这个税制改革，奠定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基础。朱镕基利用政治强势，把地方的财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却把更多的事权下放到基层，把地方政府，尤其是内地县以下的基层政府，逼到了绝境。朱镕基既要地方把全部基础教育的费用都承担起来，同时，又不许加重农民负担，实际上根本办不到。但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于这样一个在大陆农村尽人皆知的事实，朱镕基自己竟全然不知，他以为农民负担之所以减不下去，完全是因为地方干部不愿意放弃多占的利益。
由于朱镕基的无知，他企图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和改革，完全不得要领，农民的负担越减越重，于是大陆的地方高官，不得不想办法，让朱镕基知道农村的实情。《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就是在安徽省领导的安排下，朱镕基视察颖上县宋洋小学的那一幕。朱镕基先是被他所看到的学校和农村的破败所震惊，后来又从农村教师的口中，终于弄明白，农村的教育负担早已令地方和农民不堪承受的事实。此时，已经是２００１年的夏天，安徽的税费改革已经试点了一年，而税制改革已经七年了。距书中介绍的大陆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提出改革方案，已经十年有余了。
书的作者，还让我们看到了朱镕基震惊之余的愧疚。不过，他一定很明白，此时知道真情已经太晚，他或许可以在政策上略有补救，但却无法挽回历史上的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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