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此次人大会议，温家宝报告的重点，除了强调“民生”诸如为农民减税、加大解决就业和社保的力度……之外，重点凸出政府改革，提出本届政府的定位是确立亲民、务实、负责、透明、法治的形象，特别强调“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他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的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他要求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支持政府内部的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加政府透明度。
所谓自觉接受监督，无非是独裁恩人俯身倾顾草民的另一种表述，依靠的绝非制度改革，而主要是权力部门及其官员的为政之德，而中外历史证明，地无分东西南北，制度也无分民主和专制，任何权力部门及其政客都倾向于扩大权力和逃避监督，这是权力的本能。所以，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绝不能指望官员们自觉接受监督的道德自律，而只能依靠官员们不得不接受监督的制度约束。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民众授权、独立司法、新闻自由和权力分立等制度安排的制约下，任何诉诸提高官员们的“为政之德”的监督，即便是明主清官的善良愿望，其实际结果也只能是无效的敷衍民怨。
因为：
制度是刚性的，它能够让政府及官员们不能不遵纪守法、尊重民意和敬畏舆论，而与官员个人的道德品质基本无关。恰恰相反，一旦进入政治权力领域，制度设计的人性假设必须是“假定每个人都是无赖”，有效监督只能建立在不信任权力及掌权者的基础上。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绝非依靠政府及其官员能否具有道德自觉性，而关键在于不论掌权者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接受来自制度本身的监督。
道德是弹性的，明君清官可以自觉，昏君污吏就毫无自觉，而历史经验证明，在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监督问题上，凡是相信道德自律的政治传统，明君清官的出现实属偶然，而昏君暴君贪官酷吏的代不乏人则是必然。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前者是凤毛麟角，后者则多如牛毛，眼下的中国现实，还在继续着这样的对比。
从政治传统的角度讲，把有效监督寄托于为政者的道德自觉，就是无限信任为政者英明高尚的圣贤崇拜。这种愚昧的人治传统，等于把约束和监督政治权力的职责交给难以捉摸的偶然，不仅会导致极权政治的盲目个人崇拜极权，使滥用权力达到极端的无法无天（如毛时代），而且在强人政治之后的寡头独裁时期，导致普遍的权贵集团腐败（后毛时代）。
所以，温家宝关于自觉接受监督的宏论，没有跳出“为政以德，犹如众星拱北斗”的圣贤决定论，其前提仍然是中共永远“伟光正”的假设，相信中共官员的思想道德水准高于普通人，天然具有“执政为民”的高尚道德，完全能够做到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监督。历史经验证明：关于自觉接受监督的宣示，即便不是有意的欺骗，起码也是空中楼阁，如同水中月、镜中花，好看不好用，根本无法改变权力的专断，更无法遏制权力的滥用。
2004年3月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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