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5日讯】二十多年来，民工成为中国所谓的繁荣和发展的最大的牺牲者。如果说中国的所谓发展就是建立在对民工群体的无限制地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上，我想一点也不过分——作者
一位理发的师傅告诉我，他的嫂子和姐姐两人去新疆给人家收棉花，干了半个月，干完了活却找不到招聘他们的工头了，无论找谁都说与此无关。他们一分钱没有挣到不说，还白白搭上了来回的路费，加之由于在新疆工作繁重、吃不好休息不好，回来后就病倒了两个多月，这一下子就花了家里五千多块。祸不单行，他的哥哥在一家工地打零工，不小心被钢筋扎伤了脚，工头给了二十块钱后就不管了，由于没有钱治疗，半年多了还不能走路，伤口常常流脓水儿。一个家庭就这样陷入了“灾难”之中不能自拔。
连同在其他媒体上看到的民工悲惨遭遇的相关报导，已经实在太多了，对于擅长忘却的国人来说，无论多么痛心的事情，只要听的多了，便不再会去痛心，也不再会去关注，甚至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本该如此，不如此则反而会抻长了脖子、瞪圆了眼睛，露出无限的惊异和怨恨来。仿佛这个国度里没有人遭受灾难，便不能够稳定地存在、高速地发展，国人的生活便不能够显着地提高似的。比如当民工在万不得已之时需要用跳楼的极端方式来试图讨回一点点应得的报酬时，就有人眉飞色舞地跳出来断言：民工在作秀，并美其名曰“跳楼秀”，伴随着国家领导人的“访贫秀”、“问苦秀”、“为民工讨工资秀”和种种其他叫不上名字来的“政绩秀”，可谓是百“秀”齐放了。
可说话说回来，民工们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悲惨的遭遇、繁重的劳动和微薄的收入却已经成为铁的事实，无论那些阉变的文人们如何忸怩，也无法把这些新中国现代奴隶们身上流血的伤口涂抹成盛开的鲜花。有了冤屈，变会有申诉。即使是在唐元明清帝国的治下，冤民也可到县太爷的大堂上击鼓鸣冤，偶然撞上个青天，也会欢天喜地的遥叩皇恩的浩荡。然而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治下，民工们却无处去申诉满腹的委屈。
自从有了民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民工的数量虽然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并且其总量已经相当国有企业的工人总数，可是这个群体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不过几百万的军人、武警等都有专门的人来代表他们出来说说话，连没几个人的唱歌跳舞的都有人大代表可以在天安门前挺着性感的胸脯招摇过市，而民工们即使是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歌颂一番我党的英明——终于允许世代艰辛的农民们出来供人掠夺和欺辱，偶尔需要跳跳楼来表达一下党的关怀也不行。
于是就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对民工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而决无人过问。民工们的工资被任意克扣、拖欠还是好的，白干的就不知道有多少，许多企业利用“试用期”这种方式就不知道坑害过多少从农村出来打工的贫苦农民，许多农民干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后突然间成了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无主桃花，工头突然人间蒸发，于是他们所有的劳动都化为乌有。是啊，这样的事情可以打官司，可是拿什么打呢？打官司是要钱的，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有一位四川的民工出来打工一年，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把从家里东挪西借带出来的几百元也花进去了，结果只好步行数千里从广州回家，要他去聘请律师打官司吗？几十块钱的诉讼费对他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他的家里更是贫穷，而打官司必定还得到打工当地去，这趟路费从哪里来呢？面临着这样困境，他们怎能不忍受他人的掠夺和欺凌呢？而那些道德败坏者，看到这样的好机会又怎能不去掠夺和欺凌他们呢？
二十多年来，民工成为中国表面繁荣和发展的最大的牺牲者。如果说中国的所谓发展就是建立在对民工群体的无限制地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上，我想一点也不过分。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农民，由于中国多年来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极度贫困，在本身已经牺牲掉了所有发展的机会之后，不得不主动地再一次地把自己仅有的体力供人驱使和榨取。绝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因为打工致富，没有因为打工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虽然他们通过进城打工增加了一些收入，可这些收入也仅仅是维持他们肉体的存在以供继续被人役使。他们怀着美好的梦想走出农村，可是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地再次回到那片已经令他们绝望的土地上去。无论他们为这个国家做出了什么，他们还是那边远山沟里的农民，他们作为民工，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政府的选举中看不到他们，工会中也没有他们这一群的资格，他们每个人都还是农民，在他们最年轻的生命度过去时，他们还得回到农村，蹲在太阳下的土墙边上，等待生命的终结。那段打工的历史，有的已经湮没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之中，有的则成为他们辛酸而痛苦的回忆。
谁能代表他们呢？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我党，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或许永远都得置身于能够被代表的人群之外！因为这个社会还十分需要一群像他们这样的能够被掠夺而又无力反抗的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