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百年乱世出英雄
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乱世。头十年，帝国倾覆、权力崩盘；接下来，是四十年的改朝换代大混战，其间日本人更趁火打劫；再接下来，中国进入重新“大一统”的毛泽东时代，却仍然“天下大乱”；再接下来，轮到邓小平收拾残局，历史终于气急败坏地回到了世纪之初的起点——“人民共和国”貂续狗尾，走上了大清国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政治英雄邓小平剥去了中共政权的马列主义外衣，重拾起百年前萌生的“中体”与“西学”相融合的富强梦想。而在慈禧与邓小平之间，七十年里曾经叱风云的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则随风而去、与时俱退，被无情地湮灭在历史沉重的记忆中。
乱点“英雄谱”
孙中山是民国之父，他以反清革命的符号性标识人物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创人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华伟人祠。然而，他的政治遗产要么被伪继承人盗用、挪用，要么被伪执法者封存、冻结。袁世凯是清廷的心腹重臣兼乱臣贼子、民国的国家元首兼窃国大盗，他把有限的政治本钱消耗殆尽，未留下可供继承的遗物。不过，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也并未成为空谷绝音，以袁为鉴、再接再励者不乏其人。倒是袁世凯的失败，给了后世政客一剂苦口良药：复辟不可明修栈道，帝制何妨暗渡陈仓？
邓沿袭慈禧政治变革路线
袁世凯以降，群雄蜂起，相互争当革命事业的独家代理人，竞相标榜中华民族的唯一救世主。在帝制的尘埃尚未落定之际，中国又产生了若干非凡的“伟人”。政治冤家毛泽东和蒋介石，破军阀、抗日寇，他们是临时的战术合作者；收拾故土、重整江山，他们是永远的战略竞争者。都想独吞辛亥革命的政治果实，都想主宰走向不明的未来中国。蒋介石没有成功，丢失大陆，败走台湾；毛泽东也没有成功，政治乌烟瘴气，经济一塌糊涂。两人的命运也大致相似，生前不可一世，身后人亡政息，“反攻大陆”已成空谈，“反修防修”沦为笑柄。
将孙袁蒋毛一笔勾销，慈禧太后和邓小平串起了一条贯穿首尾的世纪主线。这两个人地位相似，都是“僭主”——“实至而名不归”的最高统治者，却自操废立之权，欲变“祖宗成法”，“稳定压倒一切”，图保“万世基业”。
慈禧是“改革开放”当仁不让的老前辈，经济改革有“洋务自强”运动，政治改革有“晚清新政”创举，但前者经不住甲午年的铁血考验，后者被革命的浪潮一举否决。邓小平发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翻版“洋务运动”——由他担任“总设计师”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远远超过了慈禧的规模。邓小平镇压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两度“戊戌变法”——他的两位“光绪帝”先后被废黜，他的“康梁”和“六君子”们则多达千万计，不得不动用坦克和机枪去仓皇应对，最后，邓小平也沿袭了慈禧的政治变革路线——一推、二拖、三打压，四个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毛泽东的“变态帝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如何维护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国家，如何构造一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体系，如何建立一种“皇恩不再浩荡”的社会秩序。这个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不仅如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被搁置、被放弃、被遗忘。毛泽东把这一核心问题置换为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伪问题，置换问题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火力掩护下复辟帝制，掌握皇帝般的绝对权力，成为不叫皇帝的“万岁万万岁”，建立、实现和维护一个隐性的、稳定的“变态帝制”。
毛泽东是“变态帝制”的终身实践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中国传统帝制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是传统帝制的现代包装，传统帝制是社会主义的深层结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如其时地充当了中共的理论道具，给赤裸裸的权欲遮羞，给改朝换代罩上一层阶级革命的时尚外衣。党、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红卫兵、军宣队、革委会等等“新生事物”，都是只有临时性实用价值的权力工具。
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政策体现了某种“社会主义”的意图，这既是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也是为了装点一个古老的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结果，与马克思关于“工人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生产者自治”、“高度民主”和“权力消亡”、“无差别社会”、“自由王国”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南辕北辙。
毛泽东从未单纯地以社会理想的得失为得失，却一向以个人权力的得失为得失，于是，一场以打破一切传统为己任的毛式革命，最终不过复辟了中国最大、最黑暗的传统——悠久帝制的传统。在这一名为革命实为复辟的过程中，充斥着政治报复、道德沦丧、法纪崩溃、经济破坏、社会仇恨，中国的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机会，它们与毛式社会主义一起，共同促进了帝制的神圣复活和变形。
邓小平时代：变态帝制的衰落
毛泽东“变态帝制”的两项遗产——独裁专制政治与公有制计划经济，被邓小平一分为二、有取有弃。他试图守住专制政治的门槛，同时放开公有制经济的闸门，一边修正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一边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一边是农村承包、国企改革、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另一边是四个坚持、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镇压“六四”。这就是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一条在僵化的政治基础上实现宏伟的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线”。顽强地把本质上不相容的东西强扭在一起，这正是邓小平的创举，正如“一国两制”是一个国体怪胎，邓的整体战略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物。
农村的改革使农户家庭成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消灭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然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政治架构却被原样保留，改制为乡镇、村、组三级权力机构，仍然作为专制机器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起作用。这一政治的大败笔，勾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小“奇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成果，渐渐地被专制的大机器消蚀尽净。城市的改革亦复如此。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组织多样化、经营模式现代化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也同样被专制政治瓜分和侵吞，产生出一个官商联盟政经通吃、贫富悬殊社会分化的新景观。
邓小平在矛盾中挣扎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主义王朝“世俗化”、“去意识形态化”，毛泽东的“变态帝制”不再用马克思的幽灵和政治运动的法宝作庇佑，转而以经济增长的成就做支撑。在邓小平看来，经济是“矛”，政治是“盾”，攻击前进的经济改革需要稳定安全的政治统治做后盾，改革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是改革的目的，而专制统治的有效性则既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又必须是改革和发展的唯一政治后果。邓小平似乎相信，只要能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那麽，红色帝制就能够长久支撑下去，而只要红色帝制不垮台，经济现代化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然而，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剥离，社会主义便仅仅成为一个空洞的“名词”。将阶级斗争、革命理想从共产党里剥离，共产党便还原为一个赤裸裸的官僚统治集团，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邓小平似乎并不明白，一个既没有意识形态作“道统”，又没有权力传承规则作“法统”的“变态帝制”，是完全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一九八六年，邓小平迈过他的第一个戊戌年，到了一九八九年，邓遭遇了他的流血戊戌年，改革时代从此萎靡不振。从“六四”起，改革与稳定终于分道扬镳，邓小平的“两手”再也无法协调一致，而他的个人传奇也从此黯然失色。到了一九九二年，当“两个基本点”只剩下一点的时候，邓小平以南巡的方式挽救了另外的一点，使邓小平时代得以持续，但是，“变态帝制”的衰落已无可挽回。
中共政权面临晚清困局
中共政权的“变态帝制”在邓小平时代的后期已经变得无所适从，邓的继承人江泽民、胡锦涛不得不在毛邓之间左右摇摆、变幻不定。把变了形的帝制再变回传统帝制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向毛泽东的方向回归，也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截断了归途。已经失去灵魂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党政军、公检法、工青妇，再也无法“有机”组合进红色帝制，成了一台控制失灵、各自为政的破烂机器。中共政权再一次面临晚清困局：越改革越丧失权威，越没有权威越要改革。而若不从清除中共政权中的帝制余孽入手，这一困局便无从化解。
邓小平终究比毛泽东幸运，人走了，茶半温。然而，邓小平的政策虽然仍在持续，中共政权则已至末世。一个没有灵魂的党、一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一个分化失序的社会、一个运转失灵的体制、一个危机四伏的前途，正是邓小平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政治遗产。
《争鸣》杂志2004年9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