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印度洋大海啸让我怀疑是上帝对法拉奇《愤怒与自豪》【注】所倾泄的情绪的应允。于是，我默默地在深夜里祷告：祈求上帝给那10数万的灵魂以安慰，给那些还处在惊恐、饥饿中的人们以恩典。
我开始四处打电话问什么地方可以捐一点钱。当我问本区号（0317）内的查号台时，服务小姐竟然告诉了我不少关于红十字会医院有什么不孕不育治疗科室的电话。
第2天，我坚持问我住的小城市（县级）的政府办公室。对方回答让我找民政局。当我问到民政局办公室时，一位女士让我按她指定的电话找社会救济科。
我派从北京回家休元旦长假的儿子去了。可社会救济科的人竟然说没有立项。
我还不甘心，终于查到了上级（地市）红十会的电话号码，问对方：“我们这个县级小城市有没有收救灾捐助的机构？”接线者说：“有，你去你们市（县）的卫生局吧！”
我事先拔了卫生局的电话，对方说：“来二楼，卫生局财务科。”
儿子打车去了。到了财务科，又被驳了回来，称：红十会的人不在，去处理一起医疗事故了，卫生局财务上不能代收。
于是，我得耐心地等第2天。
坦率地说，我没有“资格”捐款。因为我几乎没有余钱──到现在还在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一笔救济款，以弥补私人借贷；此前儿子去北京上大学，我也从一位经商的好友那里拿了5千块钱，凡此等等。
所以，我和太太商量并征得儿子的同意，让儿子和女儿兄妹俩出头儿，每人名下捐出100元人民币。
太太起初很反感。她说：“说不定会让收款的那帮当官的给吃了呢！”我举了我们家的例子──我在监狱期间，多亏相识、不相识的人们帮助，全家才得以过活。我们没理由不回报社会。我也相信：面对10数万人的死亡，不会有人从中吃掉捐款。
太太同意了。
我也终于能踏实地睡觉了。就在查电话的那个晚上，我自己在小卧室里哭了好一阵子，晚上做了不少恶梦。一大清早，突然听到在乡下的老娘喊了我一声乳名，我抽猛地起来，开开门，并不见人。马上让太太往乡下姊姊家打电话（老娘住在姊家），问平安否。
原来是幻觉。
昨天晚上，最让我不能入眠，当然也是作恶梦的原因，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的话。我和他商量，一块捐点儿钱。没想到他竟说：“咱生活在小城市，闭塞。中国捐的钱不少了。先管好自己的生活吧！”
我没理由反駮他，但是我全然不相信他会说出此等话。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帮过他。这次他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10数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这场死亡纯由天灾，没任何政治因素。难道仅仅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他不是？
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此点。
为了找到求证，我让正在网上聊天的儿子问他的几个朋友：“你对海啸事件怎么个看法？”
四个人中有三个回答了：
第一个说：“我从来不理国事！”
第二个说：“看你个头呀。”
第三个说：“不知道”。
我不想借此来炫耀自己的道德情感，但是我真地发现相当多的中国人少有道德底线！这部分中国人包括像我这种敢以学者、作家、自由派自称的人！
有此等国民（“看你个头”、“管好自己的日子”者），中国要想成为大国，无异于痴人说梦，至少也是夜郎自大。
这些人对别人的过错深批猛揭，但从来不想反思自己的道德缺陷；这些人对不能满足的要求，怨天忧人，却从来不想为公益做些什么；这些人会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良知的麻木开脱，却从来不想做一件小事……
我写完这篇小文不知还作不作恶梦，但我要告诉那些同我一样以美国模式为理想的精英们──
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国家。13岁以上的人口中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小时；75%的美国人向慈善事业捐赠，每个家庭年均约1千美元。
还有，我们的人道之举与政治见解无任何关系，仅仅因为我们是人，对同类的不幸天然地报有同情，而不是无动于衷！
【注】法拉奇《愤怒与自豪》，毛喻原译，当代汉语研究所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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