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又一个甲申年过去了。在它的最后一个月里，赵紫阳逝世，人们见识了中共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告别”，它的死不认错的顽强。到了乙酉年之初，日本人毫不客气地宣示其对钓鱼岛的主权，朝鲜人则宣布拥有核武器并退出“六方会谈”。然后，大年初六东北发生大矿难，二百多位矿工在瓦斯爆炸中丧生。
政治中的矛盾，经济中的顽症，以及外交上遭遇的敌意与尴尬，使得“盛世”的标榜沦为笑柄。
奇怪的是，中共新领导丝毫不为所动，仍在起劲儿推进其“保先”教育活动──只是为防谐音“保鲜”的“不严肃”，已下指示统一简称为“先进性教育”，却被人们玩笑地只着重后三个字而弄得更加不堪──同时，更起劲儿地宣传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高官云集研讨，又是政治局学习研究，好不热闹。
邓小平逝世后两年左右，江泽民亮出了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实际上它只是涉及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庞大体系根本无法相比，也要吹嘘得它似乎十分了不得，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里程碑”，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胡锦涛任中共总书记两年多，刚刚接手中共军委主席，就要“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似乎这种认识和理论已经成就不小，现在是要“深化”、要“更完备”而已。当然，不管怎么样，“和谐社会”毕竟涉及整个社会，比政党理论范围大得多了，也该算是一大进步了吧。
然而，推敲起来，却大有问题。
昧于现实，潜藏危险
“和谐社会”论，就其合理意义而言，在于它与“科学发展观”之精神一脉相承，有意克服或纠正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中少数几个指标的增长而不顾环境及社会代价的倾向。
不过，这种所谓“和谐社会”论，却既与中共自己实际坚持的原则相冲突，更潜藏着重蹈过去“左倾”覆辙的危险。
一个社会要和谐，其政治须有民主的制度与气氛才行，而中共死死地坚持其一党专制地位，不仅垄断政治权力，对民众政治权利的约束则力图“退一步即进两步”，党禁报禁，言论结社禁集会游行禁，直到网路禁，禁忌越弄越多。它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同时也有所增强，倒也堪称“与时俱进”，但终究还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大声疾呼要“加强执政能力”。这样子的控制无孔不入，又哪里能有什么“和谐社会”。
不是社会无法和谐，也不是人民没有和谐的愿望，而是中共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着政治权力与资源，极力控制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这样，它自己站到了社会与人民的对面，顽固地不愿意放下架子而与社会、与人民和谐相处。
同时，“和谐社会”与胡锦涛“回到毛泽东”的努力相联系，让人感到，从毛泽东式“一大二公”的“贫穷社会主义”走出来不过一二十年，又要去凭空构建新的乌托邦了。
须知，社会主义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和谐社会，在于它是“脱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了克服其对抗性矛盾的条件，经过革命性的社会变化，人类自由发展的“史前社会”结束。
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到20世纪初，俄国的情况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以俄国的特殊性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之路的希望，则又被资本主义当时的发展所淹没。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情况也同样是苦于资本主义的难以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造诣很深，他没有完全否定第二国际领袖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反，他结合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实践，认为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是“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即先夺取政权，再来建设工商业文明，发展市场经济。他在托洛茨基、布哈林之“左右”双方支持下推行“新经济政策”。当然，这种“历史顺序变化”难度很高，结果，列宁逝世后，史达林击败了那“左右”两派，将社会主义实践引导到他自己的轨道上去了。
毛泽东本来不大服气史达林，但还是顺着史达林的路走了起来。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也知道“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本来很不错。前者体现着马克思学说的基本道理，后者也是如此，但更多地表现为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状况。毛泽东思想号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然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一完整公式，恰恰是在毛泽东自己的手上断裂开来，只要前者而抛弃了后者，前者发展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后者至今是理论禁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之路，是中共突破十月革命模式作为教条束缚的一个创举，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向社会主义跃进，就又重蹈了史达林式社会主义的老路。
诚然，毛泽东比苏联人本事更大，中国完成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都比苏联所用的时间短得多。不过，他的社会改造终究是断送了中共通过土地革命而与农民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其实，毛泽东思想作为“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早已经被毛泽东本人摧毁了，也就难怪邓小平后来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实际上是试图重新解释或塑造毛泽东思想而已。
毛泽东自以为中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到其晚年才发现“与旧社会差不多”。他指的就是在计划体制控制下仍然存在的市场经济因素，因而不无愤恨。然而，根据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判断，计划经济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才能孕育出来，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将市场因素控制在计划体制之下，那么，这种“计划经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逝世后十多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维持着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却终究是承认了市场经济之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
中共至今不肯接受“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的道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持其一党专制，把中国改革引向“拉美化”道路。在国际市场上，欧美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环境破坏愈益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仍受粗放式发展模式制约，畸形发展疯狂地吞噬着发展的资源基础，同时，“反对私有化”的大棒可以延缓国有企业改革，可以约束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而政府任意出售国有资产、任意剥夺农民承包土地之风却难以遏制，更有腐败猖獗且普遍化，种种的社会对抗因素不断地积累，冲突到处蔓延。
面对这种发展态势，中共新领导的应对之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能其中不乏良好的意图，但潜藏的危险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之和谐，套在市场经济尚在初步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已清晰可见的过程头上，实际上毫无前途可言。
当年，史达林式社会主义声名狼藉，欧洲共产党于是提出“更具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示与史达林式社会主义相区别。这是一种比较老实的作法。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无情、残暴以及大量人民生命的代价，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欧洲共产党承认这种现实，它们倾向于接受人道主义，多少有着改过、反思及探索新路的意味。中共的“和谐社会”论则不同，它更类似于苏共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专制现实的天空中描画一幅美丽的图画，与史达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乃一脉相承，精神上一致。
“和谐”高调难掩僵化政治现实
赵紫阳逝去于又一个甲申年的腊八，此时的景象，对照出中共的衰落。
上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讥讽地暗批国民党，后来毛泽东则拿这篇文章来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像李自成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那时，中共才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虽然已经在频繁地内斗、耍权术斗阴斗狠，却也还算是血气方刚的青年。
而到了这个甲申年，一个被自己禁闭了十多年的前总书记去世，也弄得如临大敌，对死者最为人知的职务经历不敢提及，凡有关消息能封锁就尽量封锁，在坚持对其“错误”定性的同时，对非法软禁自己“同志”的无可争议的卑鄙行径却讳莫如深，倒真是一派老态龙钟、弱不禁风的模样了。
这样的老头子，还要高唱“和谐社会”畅想曲，真是难为它了。
不过，倒是让人想起20年前的那一个“申”年，庚申年，即1984年，有“庚申改革”之称。当时，赵紫阳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也在深入，廖盖隆的意见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的道路更为曲折。到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有了更多的推动和进展。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中共也须在宪法框架下作为，开始形成为观念，而最为典型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出现某种变化，人民代表的责任不仅是举手通过政府报告，更在于审查、质疑，以及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两会”的新闻真正引人注意，人民代表的发言摘要见诸报端，正是那段时间里风行一时的事情。
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和谐起来。社会如此，政党亦如此。以八九学生运动为例。当时学生抗议的矛头最初也是指向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因为“价格改革闯关”导致物价上升和银行挤兑，造成社会震荡，加之赵的子女“官倒”的传言，许多人对“常打高尔夫球”的赵紫阳已没有多少好感。后来披露的情况表明，“价格闯关”实际决策者是邓小平，赵紫阳乃代人受过。多数人对此毫无所知，学生抗议针对赵紫阳的确是事实，而倘若按赵紫阳的对策处理，即使这样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也并非无法和平解决，端视中共高层是否有“雅量”，是否真的有党内民主，是否真的有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历史表明的是，追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赵紫阳被扣上了“错误”帽子，一场极其不和谐的血腥镇压断送了政治改革，使天下有志之士寒心，而唱起“和谐社会”高调的中共新领导至今坚持对赵紫阳的错误定性，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当年，共产党的颂歌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因为中共政府号称是“民主政府”。储安平等人当时即看得清楚，中共对待民主与自由，其实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它参考过苏联共产党的党风与架构，也热衷向德国法西斯学习，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熏陶、欧美政党影响，而中共则不同，即使它难免中国传统政治影响、声称推崇欧美民主，实际上却敌视它们。正如高华所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分析的，从“俄化”到“全盘毛泽东化”，“党记忆体留着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被毛泽东独裁所取代，中共在残酷血腥的内外斗争中锤炼出的一整套专制政治逐渐成型，权力高度集中，选举制度从属于任命制度，主席或总书记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各级的第一书记也以此类推。毛泽东要求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实际上已经为他自己所确定的党的体制所不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状态，在毛式政治中却只能是“阴谋”或“阳谋”。
历史已经证明，欲建“和谐社会”，至少先要改造共产党自身。
“回到毛泽东”的诱惑
若说“新政”，胡锦涛未能名副其实，而先前的邓胡赵体制下确实是有的。
华国锋打倒江青四人帮有功，然而他的“两个凡是”暴露出他的局限性：固守毛泽东的衣钵。政治上保守，经济上企图再现“大跃进”之风，在毛泽东式社会主义遭“文革”惨败之后，华国锋的如此这般终于断送了他“英明领袖”的前程，而胡耀邦赵紫阳在邓小平支持下的改革开放，正是以突破毛式社会主义而由农民再次“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新政”。
邓小平主导“六四血案”而晚节不保，但是他还不算糊涂，镇压之后即强调中共十三大精神不能否定而且“一字不能改”。江泽民起劲地“反和平演变”，已经表现出毛式社会主义复辟的倾向，终于被邓小平制止了，而且矫枉过正：“六四”后从中共十三大确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退却、“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卷土重来之势，终成插曲而消散，到十四大干脆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了。只不过，这种市场经济的头上还有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要维护政府支配市场的责任、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把自由资本主义挡在门外，权贵资本主义从门里面自己生长出来了。
可以看到，毛式社会主义顽强地几次卷土重来，程度自然不同，却生生不息。现在端上来的这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善良的人们会注意到“和谐社会”的“和谐”，觉得它可能真是个好东东，然而不可以忘记，那可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避免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潜藏着危险，它究竟会走向何方，当拭目以待。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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